暗流涌动的金融战线 北京目标不止于监管（图）

北京时间6月6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顾国明被官方宣布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稍早前，中纪委国监委网站转发天津市纪委监委消息称，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方信托”）原党委副书记兼总经理包立杰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在几天之前，还发生过一个更引人注目的金融事件，包商银行被中国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方面实施接管。 

顾国明任职于上海。北方信托是一家总部位于天津的市金融机构。包商银行总部位于内蒙古包头市。接连发生的这些金融事件离不开的背景，是中国对国内金融系统，特别是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整顿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加强监管是决策层指向金融市场的一个关键目标，却又不是唯一的目标。 

两起金融事件

包立杰的落马其实早有迹象可循。他在5月份刚被免去北方信托党委书记和总经理职务。在当月22日，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集中约谈包括北方信托在内的8家高管金融机构领导班子成员，痛批“个别金融机构负责人党性观念缺失，目无组织，目无大局，目无法纪，失德失信，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包立杰自2001年30岁时便开始在北方信托工作，直至坐上第二把交椅，总计已近20年时间。这家信托公司在过去20多年里，已有5任董事长未得“善终”：第一任董事长梁建三被曝有经济问题后隐退，第二任董事长戚文福因贪污受贿被判刑14年，第三任董事长霍津义因重大违纪被判无期徒刑，另一位董事长刘惠文在岗离世被指抑郁自杀，最近的一位董事长王建东正被天津检察院公诉。 

另外，同样在被李鸿忠约谈之列的天津滨海农商行在2017年末因牵扯“侨兴债”事件被处罚，2018年5月其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殷金宝在办公室自杀身亡，2019年2月其副行长方堃日前被警方带走调查。 

可见天津金融领域暗流涌动，长期积累的问题正被强力整顿，同时也暴露出其问题的严峻程度。而天津金融乱象在整个中国的版图里应非孤例。 

相比北方信托，包商银行的内幕已被挖掘得更为彻底。 

这家成立于1998年，总部设在包头市的银行，曾经收获“亚洲银行第十位”、“2008中国最具影响力中小银行”、“2009年度最佳城市商业银行”、“2009年度全国大型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第一名”等荣誉。 

然而在2019年5月24日，中国银行与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公告称其“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对其“实施接管”。中国银行稍后又指“包商银行的大股东是明天集团，该集团合计持有包商银行89%的股权，由于包商银行的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长期难以归还，导致包商银行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了法定的接管条件被依法接管。” 

有媒体揭示，包商银行在一期公告的年报里公开的十大贷款人里有一半被列入了失信人名单。另一期的十大贷款人里，则有四个失信人，两个是自己旗下公司，还有一家因债券违约遭到退市风险警示。据称，该银行是“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在银行领域的一枚重要棋子。其总部所在地包头正是肖建华妻子周虹文的户籍所在地。 

显然，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几十年里，金融市场也水涨船高，得以急剧膨胀，一方面疏通和刺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隐患风险，出现许多盘踞地方甚至能够翻江倒海的金融大鳄。 

在2015年以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实质性改变。 

金融市场变局

2015年以后，中共中央召开过三个与金融有密切关系的会议，一是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二是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宣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第三个重要会议是在2019年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以“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为主题举行的集体学习，首次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要求“平稳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在经历了前几年狂飙式发展之后，互联网金融在 2015、2016年迎来了转折点，风险事件频仍。‘泛亚’‘e 租宝’‘大大集团’‘三农资本’等借互联网金融之名，行庞氏骗局之实。数以千计的网贷平台在2015年和2016年集中批量停业或倒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该报告还表示，“2016年金融监管机构对风险的防控，一是提高金融风险的整体把控，二是抑制金融风险的点式爆发，三是畅通金融风险的监管协调。” 

另有媒体分析称，“银行天然爱杠杆”，“2016年之前，金融监管相对偏松的时候，中小银行规模扩张的冲动非常强，但也积累了一定的风险。”“2016年下半年以后，政策重心逐步转向防风险，金融监管全面收紧。小型银行的规模增速不断从30%左右的高位下滑到10%以内，中型银行从接近20%的水平下滑至不到8%。” 

另外还有三个值得提及的动作或行动，一是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地方金融监管局密集挂牌；二是2018年4月原银监会与原保监会正式合并为中国银保监会；三是郭树清在2017年2月结束地方历练，再进中央担任原银监会主席，以及之后的银保监会主席、央行党委书记兼副行长。

《证券时报》2017年一篇文章引述一位信托公司高管的话称，“今年不管是从银监还是党委纪委这块，监管都特别严格，上级要求我们加强党建和公司层面的稳健合规经营，防范风险。”“尤其是国企，现在公司连十万级别的项目采购都需要总裁会议进行表决，会议要求详细记录，以备后续上级机关核查。” 

该报还表示，不仅纪委要求国企性质信托公司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信托业进入4月份以后一直进行“三违反、三套利和四不当”检查，银监会相继出台了6号文、46号文和53号文等多个严厉监管的文件，其密集度令业界倍感消化压力。 

在制度的笼子越发收紧的背景下，一些金融高管的落马应该就不是偶然性事件。 

而从中国高层对金融的定论来看，加强监管是当下金融方面工作的重点，却又不是唯一重点。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侧重防风险不同的是，中国决策者的目标还包括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操刀金融制度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开放等等。如此多管齐下全面调控，显然极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