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派缺席穆尔西葬礼 谁是阿拉伯之春后最尴尬的人

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下葬72小时后，曾经在第一时间失语的西方世界终于对此有所表示。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侧就对此发表声明，称“埃及应更人道地对待囚犯”。但这对于穆尔西已经死在狱中的事实没有什么影响。伴随着埃及外交部也发表讲话，指责联合国不应将穆尔西之死“政治化”，这场风波就算告一段落了。 

必须承认，目前对穆尔西（Mohamed Morsi）之死反响最为强烈的只有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等人就纷纷出面，在媒体上“哀悼烈士”，“痛悼民主”。但这与埃及与土耳其外交关系的险恶有关。 

相比之下，当年第一时间参与并协助鼓动埃及“广场革命”的西方大国和相关当事人就一直噤声。如美国前驻埃及大使帕特森（Anne Patterson）在狼狈卸任之后，就很少谈及埃及的现状，仅仅强调“美国认为‘阿拉伯之春’系提升美国价值、促进民主的机会”。这与他们不仅参与推翻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有关，也和他们参与推翻穆尔西有关。 

而今，穆尔西已经入土为安，各路煽动当事国青年示威、“抗命”的鼓动者也选择闭嘴。面对着这位“民选总统”寒酸的葬礼，当类似的局面同样出现在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这些曾经的“革命圣地”，进而继续向世人展示其倒退乃至更为悲惨的命运时。当年扮演“革命”推手的西方势力及当事国的自由派人士又会做何想法呢？ 

下一个就是你

对很多分析人士来说，“阿拉伯之春”虽是遥远的事情，穆尔西的非正常死亡还是让八年前的风波再次变得鲜活起来。 

当时，数以千计的埃及人曾涌向开罗的胜利广场举行“愤怒日”抗议活动。当这一系列活动随着西方主流媒体和刚刚兴起的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广泛传播，并被各路域外人士盛赞时，被鼓动的风潮随即转向高潮。在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野被逮后，开罗的示威者们顿时欢呼雀跃，以为自己真的得到了胜利。 

的确，从2011年到2013年间，“阿拉伯之春”在西方大国、“自由人士”以及各国示威者及叛军的裹挟下，在大国间造成了些影响。在埃及，坊间还津津乐道于“穆巴拉克听闻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兵败身死心脏病发作”的传闻。 

但随着埃及在2012年举行大选，并把“穆斯林兄弟会”（即“穆兄会”）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选为首任民选总统，此前上街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者们面对“民意”不能顺遂自身心意时，同样的招数就落到了穆尔西及其部下的身上。 

穆尔西（右）没料到自己亲手提拔的防长塞西（左）将军是推翻自己的核心角色（图源：VCG） 

穆尔西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处事武断，举措轻率，政策失误较多。其党派四面树敌，未能协调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共事，难以形成合力。其政府上台后社会治安恶化，动乱不已。加之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大国承诺的贷款基本未到位，“革命”后的埃及经济也越发恶化。但这一切不是民选的穆尔西政府被埃及自由派势力、军方以及域外大国联手推翻的理由。

当埃及的左翼、自由派人士一起在西方支持下，转而对曾在同一战线上的穆兄会人员喊打喊杀时，这一场景甚至还显出了几分虚幻。 随着埃及军方在出手前通报美国，埃及的阴谋家们也以超越2011年“愤怒日”的规模推翻穆尔西当局，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当局就在第一时间出面支持埃及军方重掌大权，转而将“民主原则”让位于“战略利益”。 

事已至此，纵然西方世界会在此后因埃及军政府重手镇压“穆兄会”示威而颇有微词，但他们在穆尔西一案上的尴尬角色也已无法摆脱。 

暴风雨中的小丑

必须承认，在得悉穆尔西的死讯之后，也有些“阿拉伯之春”的埃及政要亲历者出面说了些话。譬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200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时任埃及临时政府副总统的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就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哀悼逝者，慰问丧家”的意愿。 

可对还记得2013年发生了什么的埃及人来说，巴拉迪此举的意义更具讽刺意味。这位埃及“自由派”领袖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呈现了随风倒的混乱态度，他的经历也是埃及“革命”中望风而动的自由派人士的缩影。 

资料显示，巴拉迪在2009年离开国际原子能机构后，就在其副手，美国社会活动家科布伦茨（Laban Coblentz）帮助下学习使用社交网络。巴拉迪虽在2010年表示对政治活动无感，但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不仅在2011年1月27日示威爆发后第一时间返回埃及，前往“胜利广场”。还尝试在“民意”加持下担任代表向穆巴拉克“请愿”，并一度被推举被总统候选人。 

但巴拉迪一看到“穆兄会”势大，就马上宣布退选，转而组建其“宪法党”并加入埃及其他反对党团组建的“救国阵线”，继续在穆尔西当选后扮演“反对派民意领袖”。到2013年7月时，随着反“穆兄会”的势力浩大，穆尔西的政府被推翻，巴拉迪看到时机成熟，就出面代表“全国拯救阵线”与军方合作。 

巴拉迪试图借此取得一个总理任命，但在其他势力更大的党派反对下，只赢得了一个副总统的头衔。尽管他在埃及军方2013年8月对穆兄会人员“清场”后选择辞职，离开埃及，也展示了自己“基于良心，不想看到流血”的意图，但这终究为时已晚。而自由派人士在穆兄会与埃及军方之间朝三暮四、不想负责任的表现，也让埃及人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目前，“穆兄会”和埃及军方的小规模武装斗争仍在继续，为此，该组织近年来已有至少16,000人到41,000人被军方控制。但这种近乎“恐怖袭击”的对峙难以继续取得埃及民众的支持。加之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也已计划在2019年5月后将穆兄会定为恐怖组织，病死在狱中的穆尔西也逐渐从民选总统变成了匪首。事已至此，西方世界又怎么会对他继续产生兴趣呢？穆尔西孤独的葬礼，也由此给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