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从太阳花学运 到打砸立法会（图）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第22年这天，对于香港人而言，则可能没有多少庆祝的喜悦。除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游行活动吸引了数十万人参与外，香港立法会在这天也被一些激进的示威者包围，这些人冲撞大楼玻璃外墙，最后闯入大楼内部，大肆破坏打砸。 

这很快让人联想起了2014年发生在台湾的那场太阳花学运。这两场分别发生在台湾、香港的抗争，尽管诉求与手法各异，但皆由反对某项条例触发，并在运动期间出现了占领议事厅的场面。 

若从这两场社会运动的发展形态来看，不管是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还是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它们都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公民抗命类型，甚至在一些表象上，都超出了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所描述的公民抗命范畴。 

众所周知，在罗尔斯构筑的公民抗命模型中，前设是默认抗争者与管辖政府之间存在信任关系的，但显然，纵观这两场社会运动，它们都是先以民主或是法治为主要诉求，进而以更广泛的目标为施压对象，超出了公民抗命经典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 

不论是太阳花学运，还是打砸立法会，这些示威行动或多或少都显现了近乎“命令式”的施压方式，例如，台湾抗议者要求“停止”服贸协议，香港示威者则要求“撤回”《逃犯条例》。这类要求背后有很强的压力性，而该压力通常会导致一些失控的冲突。 

再来说这两场运动的不同之处。尽管在太阳花学运期间，也有一些台湾团体曾指出，台湾立法院以30秒粗暴闯关服贸的背后，所暴露的是比“服贸黑箱”更为严重的台湾宪政危机，包括台湾的宪政体制定位不明、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混乱、行政权运作浑沌不清等……这些结构性问题造成了许多问题，因而必须彻底予以改革。 

但是，由于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组成较为复杂，此类关乎深层次改革的议题，其实最终并未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及焦点。整体而言，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对于台湾宪政体制的基本原则，也都大多抱持信任态度，在当时并未真正上升到对台湾整个体制的不信任，顶多认为是一些当政者在实践某些基本原则时出了问题，只是需要揭露、矫正。 

而回到香港，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后，不少参与者对能够争取香港政制改革已渐渐心淡，“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更曾表明“有时不一定是要往前走的问题，怎么守住这个底线其实已经很困难”，许多香港人这之后也选择退而求其次，认为要“先守住目前的香港”。 

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这场抗争运动之初，很多香港示威者的诉求，还只是集中在了撤回《逃犯条例》的层面，并没有触及到香港的政治体制，直至暴力的示威者冲击了立法会，情况开始出现了转变。当日，一些示威者在撤出立法会前，当着各家跟拍媒体的面，发表了一份予人印象深刻的“抗争宣言”，要求香港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对一些示威者的“暴动”定性、撤销对所有抗争者的控罪、追究香港警方的滥暴情况、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并立即在香港实行真普选。 

至此，事态出现了实质性的转折。从上述诉求中，由要求“撤回《逃犯条例》”变为“实行真普选”，香港的抗争者对修改某项法例及一些官员的不满，正在转变为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甚至是意图颠覆，令这场原本诉求直接又纯粹的单议题抗争运动，从这一刻起，逐渐滑向了扑朔迷离的未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