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陆学者：暴力抗争高烧不退 “大礼包”为何不管用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发近两个月的示威浪潮，在8月5日迎来另一高峰。示威者发起“8·5全港三大罢、遍地开花七区集会”活动，呼吁市民于8月5日罢工、罢市、罢课，同时在港九新界七区分别举行集会，以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要求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三罢运动使社会进一步混乱，包括港铁、机场在内的大量公共服务陷入瘫痪。

对此，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当下香港的社会运动背后，实际上是各方政治势力在进行角力。要解决香港社会当下的问题，首先需要催生一套新的政治共识，建制派和泛民之间形成一定的和解、合作，才能共同解决香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自6月以来，香港已爆发多起反修例示威游行，行动规模不断升级。（香港01）

记者：香港因为《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冲突距今已持续两个月，情势丝毫未有缓解，社会运动正演变得越来越常态化、激进化。目前，虽然国务院港澳办开了两次记者会，港澳办和中联办7日也在深圳召开了座谈，但能否“止暴制乱”，各方都没有把握。

李晓兵：原来就法律问题来讨论法律问题，觉得规范是不是能够更加合理一些，程序上的设计更加有保障些，也包括对于各界的民意能够充分尊重、吸纳。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过于狭隘。因为事情发展的过程远远超出了立法过程、法律文件本身，可以说不断在升级。

6月份三次大的游行，特区政府从表态暂缓，到最后无限期的搁置，等于停止了，反对派还是不满。再一个就是新的诉求不断出现，这些诉求似乎是有所准备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放大、不断升级。

所以讨论这个事情，必须超出《逃犯条例》修订本身，它也是一种香港在回归二十多年后，香港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缓和，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下，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或者说一些新的力量的整合，实际上还在发生。我觉得特区政府在管治方面来说似乎有一些经验不足，对于香港特区治理的复杂性、难度估计不足，低估了难度，所以在应对方面，随着话题不断的转换，街头抗议不断升级，特区政府应急的手段相对比较单调、有限，“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限，所以就显得跟不上发展的态势。

记者：特区政府可能是很好的执行者，在港英时期更多扮演的也是执行者的角色，但却没有很好的“指导思想”，不是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而且建制派内部，也是很多问题。此前政改方案被立法会离奇否决，就有观点认为，北京也不能过度依赖建制派。

李晓兵：我觉得建制派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内部被分化、被瓦解的迹象，这也是反对力量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所试图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之一。2017年的时候，林郑月娥新组建的管治团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大和解，建制派内部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重新出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但是这种局面下，建制派内部利益的分配，还有新的政治团队他们之间的协调、配合，包括他们之间过去的一些矛盾，能不能在新的这种政治架构下，或者政治实践过程中共同的来克服，来形成新的政治共识，能面对、应对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建制派在立法会占多数，必须在关键时候能够挑起大梁，能够通过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法案，支持政治的施政，实践证明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像一些拨款，特别像“一地两检”法案，包括“国歌法案”虽然还没有落实，但建制派都非常尽力。

但是《逃犯条例》修立的过程，在初期建制派也是比较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能够配合的，但是后来面对外部的反对声音，街头的抗议，不断放大、扩大之后，建制派内部，包括有一些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的立场，大家的表态有时候还呈现出表态不完全一致，还有各说各话，甚至为自己盘算盘算的状态就出现了。

这也显示了，建制派在应对一些较大危机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历练出来？能够历练出来，就说明特区政府的施政、管治是比较有效的，如果我们说这支队伍在这个过程中被分化了，被瓦解了，被各个击破了，内部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公开的暴露出来了，以前的协调一致性出现不合拍的现象，我觉得以建制派方面来说，还要加强建制派内部的整合和建设。

记者：现在是造成了一种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即便是一些温和的泛民觉得暴力这种形式已经超越了底线，最终他们想要制止的话也已经收不住了。

李晓兵：泛民在这个过程中上扮演了非常尴尬的角色。一方面要对政府实行监督，必要的时候该反对的时候还要反对。但是他们并不能够阻挡反对的进程，特别是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在香港特区最近这些年政治过程中，实际上有明显的“被抛弃”，不是被谁抛弃，而是被这个时代所抛弃。泛民这种建设不足，反对无力，这时候就出现了三家力量的问题，本土激进力量的崛起，所以本土激进派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和泛民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甚至可以协调。

但是一旦进入到一个深入的政治过程中，泛民可能就被踢开了，他的声音基本上被掩盖了，这个时候也就被裹胁了，一旦冲出了制度的堤坝，走上街头更是这样了，再有外部的因素介入，基本上泛民的一种政治责任，在初期的设想，到了后面就完全没有话语权了，遗憾也没有用，谴责也没有用，就是说泛民的角色，反对无力，建设不足。

记者：你用“反对无力、建设不足”来形容还蛮有趣。“建设不足”大家容易理解，“反对无力”该怎么理解？因为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便是，若是有力的反对，应该是该鼓励的。

李晓兵：我的意思是泛民的反对要更加有力、有针对性，不能为反对而反对，要有理性的反对，在必要的时候，在理性监督政府进行合理的施政的同时，一旦政府进入到一种调整状态，达到泛民预期的时候，该支持就要支持，否则他们的角色就出现了一种迷失，好像不独立地表达一些不一致的观点就不行，实际上只要达到让这个事情进入到一种合理的目标，手段、程序等等都不断优化的情况，那么泛民的目的就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再去不合作、反对了。

泛民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团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压倒了香港社会本土的利益，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的时候，有时候也要不断发声，不断显示出存在感。在整个《逃犯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但是在立法会修订的过程中都已经出现没法开会、霸占主席台、甚至打架现象的时候，等于整个瘫痪了立法会。

实际上社会跟体制内还是有很大的区分，如果大家在立法会里面能够通过一番质证，甚至是比较激烈的政治反对过程，把立法目标不断进行优化的话，那就达到了。但是现在没有，反而会觉得既然在体制内完不成，那如果是建制派采取闯关的话，就很可怕了，只能走到外边去，走上街头去。

走到街头了，泛民的任务或者使命就终结了，不可控了，无能为力了，只能远远的看着，演变成暴力之后你再谴责，谴责有什么用？

记者：可能更加激发进一步的暴力。

李晓兵：对，所以泛民的角色和建制派都各自面临着一种自我建设的问题，关键怎么能够丢掉自己原来本位的一些利益和习惯性的东西。现在香港社会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是要催生新的政治共识。有新的政治共识，建制派和泛民之间出现一定的和解、合作，把一些大事给办好，香港新的发展方向就找到了，就上轨道了。

记者：这样一种合作，从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比较难实现吧？

李晓兵：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最近这两年时间里，建制派在议席上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泛民从绝对的议席上说，他好像被压掉了，但这不是建制派的原因。泛民必须意识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泛民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掌握了很多话语权，但是也必须知道自己的短板，短板是这些话语权、道德制高点并不能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因为政府有行政资源，有整个公共资源的支配、调配、组合、实施能力。

而相比之下，激进势力可能更加有力地对这个社会形成冲击，泛民是左边没有资源，右边没有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泛民要做一个新的判断，特别是香港出现了这种激进力量苗头之后，泛民应该和建制派保持一定的合作，避免激化激进力量，避免刺激激进力量的抬头，这也是泛民在整个政治的过程中应该把握的一个度。

记者：从6月份开始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社会运动，甚至于可能几天就有一场，而一些暴力行动也在不断发生，你怎么看接下来整个事态的发展？

李晓兵：可能会呈现两种结果，一种是不断的恶化，导致局势不可收拾，采取紧急的一种行动。第二个，香港社会是否成熟，也不完全依靠强力官方力量的主导，它应该有一种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或者说自愈能力，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有的。

香港社会现在要培养这种自愈能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泛民也好，建制派也好，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当然不要寄希望于激进派，他们会挑起这个问题、扩大矛盾，使得社会不断做出过度的反应。

香港社会如何能够有这样一种自我成长，自我恢复建设的能力，这是判断香港这个社会是否真正成为一个标志。而所谓呼吁警察的强力镇压，甚至要启动紧急状态，这种想法在香港社会出现泛化的抗议、街头政治的情况下，也不够成熟，至少会比较短视一些。

香港要清晰自己的定位，香港社会矛盾的解决和香港社会未来的发展，是需要香港居民去寻找空间和方向的。也不是简单反对，然后获得一个“大礼包”，或者把别的什么发展机会给香港，不是这样。因为横向的比较来看，不管新加坡也好，还是深圳也好，都不是简单给它们机会的问题，不是简单“送礼包”的问题，要有一种香港人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不是表现在街头抗争，而是表现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新的格局就在这种竞争中出现的。

所以香港怎么样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不服输的话，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香港是有这种可能的，是有这种潜质的，也是有这种条件的，香港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是有资源和人才的。怎么能够把这些整合好，发挥自己的优势，香港再到一个更加高的发展层次上去，香港人走到世界哪里大家都尊重，都刮目相看，尊严就来了，在内地人的心中，香港的贡献也会得到承认和肯定。就像“一国两制”的涉及，之所以对香港给予特殊的制度安排，就是因为香港的贡献，就是因为香港曾经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所发挥的作用，否则的话，高地而变成发展低地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这种特殊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