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意大释放 建制派沦为“背锅者”（组图）

北京时间11月25日，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完结，不管是投票率还是投票人数，都创历史性新高，投票率高达71.23%，294万人投票。民主派赢得452个民选议席里的385席，早前连续三届占据优势的建制派仅得59席，许多被寄予厚望的资深议员也意外落选，遭遇空前惨败。

这次区议会选举，在反修例运动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大背景下，无疑是香港民意的一次大释放，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下香港社会的态度。不过，这也是充满政治口号和情绪的一次公投。香港民众利用手中的选票，表达着对港府施政不利的不满与愤怒，同时也将更大的情绪传导至千里之外的北京。

其次，建制派背了警察的“锅”。香港警察在应对这场回归以来最大的风暴时，的确展现了很克制的一面，这一点放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罕见的。但从大众心理层面来看，当鸡蛋与石头相撞，天然地会站在鸡蛋一边，这也导致港府对警察的做法产生质疑，示威者反复喊着的“五大诉求”中，其中之一便是追究所谓“黑警”的责任，而不少香港年轻人对自身暴力行为的辩解，也多是“警察暴力执法在先”。从这个层面来看，建制派又背了警察的“锅”。

第三，建制派背了北京的“锅”。虽然《逃犯条例》的修订由特区政府而起，但在港人看来，特区政府不过是站在前台的“傀儡”，真正的“话事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按照这个逻辑，建制派的历史性惨败，既是打了特区政府的脸，也被不少人认定为是北京的一次失败。回过头来看，北京在香港回归22年时间里，治港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尤其是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做法，直接加剧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的误解，以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可以抛开“一国”，以为北京任何形式的介入和管制都是一种僭越和扩权。再加上铜锣湾书店等事件的发生，更是让港人对内地司法系统产生切实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恐惧。但对于北京的这些不满，港人并没有渠道去释放，只能借由这次区议会选举来宣泄。

最后，建制派毫无疑问背了整个社会怨气和怒气的“锅”。但凡看过暴力冲突现场的人，可能都会讶异：昔日和平安顺且讲文明讲法治的港人，何以一夕之间变成面目狰狞的暴徒？他们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怨气和怒气，甚至于到了非得“揽炒”的地步不可？的确，这次反修例风暴，的确让世人感受到了积压在港人心里很多年的怨气和怒气，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怨气和怒气一直积压且得不到纾解和释放，总有一天会形成一场“民意”海啸。今天的香港，无疑是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因为整个社会被一股无以名状的怨气和怒气包围着，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氛围下，建制派怎么可能不惨败？

基于以上几点，所以即便今次区议会选举泛民大翻盘，也没人会认为这是泛民的胜利，反倒不约而同地认定这不过是一场建制派的惨败。而这样的惨败背后，确又连带着特区政府、警察、北京和整个香港社会不同层面的“失败”。

建制派应反思

当然，“背锅”之外，建制派自身也需要反思，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在香港的角色。建制派尽管构成复杂，党派团体众多，政治立场则大致相同，普遍支持“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与此同时，建制派也被视为港府的执政联盟，对于港府施政过于言听计从而少有独立主张。

以今次惨败的民建联、工联会为例，原本长期扎根社区，理应对民情了然于胸，加上拥有执政联盟这一身份，它们本可善用自身的政治能量及社会资源，主动出谋献策，促成政府大刀阔斧推动社会改革。可惜，许多建制政客自甘堕落，忘记了其责任在于促进下情上达、监察施政成效，反而一味充当政治附庸，致使愚昧的政府高官有恃无恐，以为“数够票”便可鲁莽闯关。

另外，建制派也与香港年轻人和社会底层有所“脱节”，未能提早参与和疏导社会舆论情绪，未来更当考虑更有自己的角色与作为，与港府保持一定距离，而不只是政府的执行者与拥护者。不论什么派别，都应该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能与香港年轻人打成一片。在本届区议会选举里，建制派仍然握有四成选票，这是建制派大有可为的基本盘，可以形成对时局走向的一股不可或缺的牵制力量。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届香港区议会选举有历史的必然性，对港府和建制派也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这对他们都可谓“猛击一掌”式的警告，是对以往工作方式的一次“否定”，需要补上的一堂“课”。港府与建制派也应该从持续5个多月的修例风波里吸取足够的教训了。

对民意而言，“知难行易”；对执政者而言，则是“知易行难”。港府如果早早痛下决心，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执政态度与工作方法，也不至于陷入如今进退两难的局面，对香港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2017年7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香港视察时，曾经对新一届香港政府官员讲了三句话：“一寸丹心为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上下同欲者胜”。现在看来，这三句话确实切中香港问题的要害，应当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