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我再说说殡仪馆那满地无主的手机是怎么回事

湖北作家方方日前接受《财经》杂志访问，再次就各界对于她的质疑，包括日记海外出版、日记命名、日记真实性、写作动机、个人身份、个人财产等问题作出回应。

给大家划一下重点：

1、为什么先在海外出版？

现在的舆论很分裂，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

2、怎么海外出版如此迅速而顺利呢？

在写的过程中，就有出版社询问，包括一些汉学家、翻译家，甚至是中介代理人，所以是边写就边翻译的，翻译的动作也不怎么慢。

方方提供了一个时间线：

3月初，全球版权全权委托给了代理人。

4月14日，交稿。

目前是在预售，真正出版和上市是8月份（部分国家是6月），代理人认为日记具有时效性，所以很多流程是加速的。“如果抢时效，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里，两三个月出一本书并不难，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3、会有多少收入？

没有多少，如果书籍不在国内出版，只出海外版的话，代理人、翻译和自己三方分账，不会有多少。

4、网友建议改名为《方方日记》，而不是《武汉日记》。

很多书籍都有叫做XX城市日记的，还有好莱坞电影取名《美国往事》的，“所以你要理解为，这是方方的《武汉日记》。这份个人日记，只代表她本人记录的武汉。别人也可以写他自己的《武汉日记》。”

5、改名字会不会让争议少一点。

为什么要改，没有改的理由，“我从来不会被他人绑架”。

6、从停笔到交稿这段时间里，有对日记做修改吗？

做了一点点的修改，增加了一些对武汉这座城市的介绍，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当的内容，“基本内容与网上登出的差不多，我保持它原有的样子，保持它原始记录的形态。”

7、有人质疑你所记录的一些细节与事实不符，存在“道听途说”的嫌疑。

方方的回答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互联网和自己的信源，给大家原汁原味感受一下：

互联网给我们极大的沟通方便，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获知信息。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我从熟人朋友处获得的信息，会比记者采访的信息更不准确吗？

一个人，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都是常识嘛。

我当过两届湖北省青联副主席，两届全国青联委员，从省人大常委到省政协常委，我开了整整二十五年常委会，你们觉得我的信源会少吗？其实，更多的内容我没有写，我怕吓着大家，我记录的，多是已经公开的事。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难道不了解？那些比我懂互联网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这是愚蠢，还是坏？

什么叫二手信息？如果我用的是二手信息，其他人可能是三手四手五手了。一个相同的视频，大家都看到了，记者也看到了，记者写出来就是一手，我写出来就是二手？这个没道理呀。

8、殡仪馆满地手机这个细节被质疑最多，有没有再回应和解释的。

整件事情是构陷和污蔑：

一位医生朋友的确传给我一张照片，就是那张一地手机的照片。但是，我并没有贴照片出来，在文中也只是一句感想。有人为了诬陷我，找了一张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配上我的文字，然后说我看到的就是那张照片。

我发出声明后，那人删了他的微博，也道歉了。可惜，谣言却传播出去了，无论我怎样解释，仍然有很多人至今还认为那张二手手机的照片是我配发在日记中的。

然后，他们要求我必须亮出真实的照片才能认定我不是谣言。这就可笑了，你们造谣，我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示自证清白？当然，未得到医生朋友同意，我也无权披露这张照片。对我越来越多的叫骂，正是从这张照片开始。他们的诬陷成功了。

以武汉疫情早期的情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的情况，难道人们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吗？就手机的事，湖北也有专家们写了内参，希望保存好那些手机，疫情之后，交给电信部门，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如果实在找不到的，以后作为历史证物留在纪念馆里。

其实，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我已经两次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他们愿意听吗？估计我这次跟你们说了，他们仍然不会听。

简单理解就是，网传照片确实不是真的，但也不是方方本人附在日记中，因为没有得到医生朋友的授权，她就不会公开。但是类似场景确实有发生，比如说就有人写了内参，提议把无主的手机作为遗物放到纪念馆中。

这件事情，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她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9、那是不是就认为自己的日记没有一丁点的错误呢？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除了很小的地方有错（次日已澄清的不算），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

这篇采访蛮长的，还提到了方方怎么看胡锡进，是不是给西方国家递刀子、抹黑中国，她到底有没有六套房，有没有利用过职位谋私利等一系列问题，观网的读者们自行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