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全球示威：人们何以走上街头（组图）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各国已逐渐走出疫初的医卫慌乱，朝向有限解封迈进。然而病毒除了带走生命外，也在日常生活烙下难以回复的创痕，长期居家诱发关系焦虑，经济停摆导致大规模失业，边界管制衍生流动与粮食危机。许多幸存者躲过了死神搜捕，但面对剧烈失衡的疫后秩序，他们开始押注街头。

综观全球，如今的示威风貌恰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其中既有群众愤怒的展演，也勾勒出殊异的国情与问题意识。曾被压制的焦虑与诉求，终于窜出网络串联来到现世，影响了国政与社会走向。

美国：从右翼垄断到全国骚乱

疫情下的美式示威，经历了沉寂、迸现与失控几阶段。根据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的在线数据统计，1月份的全美示威件数有639件，但在经历2月份的疫情蔓延后，3月数据立刻急降至242件。

4月开始，渐有民众上街示威抨击居家令，故数字又回升到了442件；5月以来，全美示威数已上涨到638件，这当中甚至不包括5月底发生跪压非裔致死事件所引发的示威潮。据同一平台统计，后者在5月底激发的示威数高达336件，如今更是引爆全美骚乱。

然而在示威声量的起落间，其实暗藏版图重整力道。3月到6月向来是美国的罢工与示威热期，此时气候和煦宜人，又恰逢妇女节与劳动节，许多组织会趁此氛围动员群众、发起募款。但在疫情侵袭下，露天活动只能转为在线串连，募款也因此大受打击，意外导致左右势力的消长。

美国的左翼势力向来是街头常客，但面对此次病毒肆虐，大部分左翼都响应隔离政策、取消公共集会，网络因而流传此般讪笑“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这么听话过”。反观保守右翼一方，其虽也受疫初的隔离政策影响，却显然比左翼更具优势。

美国的左翼之所以要频繁上街，一大原因在于资源短缺。其不似右翼般拥有全国性媒体与跟踪报导，只能勉强借日渐边缘化的地方媒体获取曝光度，加上劳工阶级的脸书活跃度只有中产的6%，故左翼愈发仰赖街头力量，以弥补自己在数据时代的劣势。

然而疫情带来的社交距离却正中左翼要害。右翼阵营在二、三月时转为在线活动，待到四月天时地利人和，随即动员各地白人工人上街反抗居家令，同时利用数据优势渲染“结束隔离、立即复工”等声浪，其背后自有挺特朗普、拥枪、新纳粹、另类右翼、前茶党组织等给予有力支持；反观左翼阵营，过去每有右翼团体集会，前者总能挟人数优势前去干扰，但疫后其大多遵守居家禁令，自将街头主场拱手相让。

尽管如此，天有不测风云，5月25日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命丧白人警方膝下，美国由此爆发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后最大规模示威，走上街头的不仅有因疫失语的左翼，还混合着民权势力与失业群众，以及趁火打劫的不法份子。

面对全国乱象，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外显态度相当强硬，以“恢复秩序”为主要论述，背后原因除其本身的意识形态外，也有极大动机是为5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催票。这片混乱对特朗普而言，既有可能是送其上青云的春日和风，也或恐是吹折其连任旗帜的不祥阴风。如今的美国尚未走出紧张疫况，便随即被示威袭卷，除了引发政治效应外，恐也将打乱得来不易的复工复产契机。

黎巴嫩：治理失能怒火再起

而在中东，黎巴嫩也正为街头示威苦恼。3月中旬以来，黎巴嫩出于防疫考虑，宣布全国居家隔离，如今虽因疫况良好而逐渐解禁，却得面对抗议浪潮卷土重来的现实：5月开始，黎国人民重新上街，或游行抗议，或对银行与政府投掷汽油弹，而这场骚乱的导火线，其实早在去年下旬便已燃起。

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出于财政考虑，宣布对WhatsApp用户课税，结果引发滔天民怨，许多民众愤而走上街头。在骚乱持续近两周后，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于10月29日宣布辞职，但街头仍是零星示威不断，直到疫情爆发才有所消退。

回顾这场危机，民众看似为无理税制示威，实是不满该国的治理陈疴。自打建国以来，黎巴嫩便深受宗派政治宰制，逊尼派、什叶派、马龙基督派彼此争斗，并在1975年爆发长达15年的内战。战火虽以基督徒向穆斯林让权告终，但各宗派间的分野更加固化，伊朗、叙利亚等外部势力也在内战期间长驱直入，成为各方势力的境外靠山，无形中激化了宗派对立与冲突。

2005年，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最后成功逼退叙利亚驻军，却让黎国政坛从此分裂出“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两派，前者主张和叙利亚与伊朗交好，成员多为什叶派与基督徒；后者则主张亲美反叙利亚，成员多是逊尼派与基督徒。这两派人马长年互斗，抵制彼此议案，制造无数政治僵局，曾导致黎巴嫩总统人选难产长达两年，更让许多民生议题被囫囵吞枣，2015年爆发的垃圾山示威即为一例。

当时政府仓促宣布关闭首都贝鲁特的几处垃圾场，除让回收公司停收垃圾外，毫无其余配套措施，导致大量垃圾堆满城市街道，贝鲁特几乎淹没在一片垃圾海中，不满群众遂在街头集结，最后演变成超过十万人的大型示威。随着示威时间拉长，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从垃圾问题，扩展至终结停电、解决政治僵局等，可惜多月过去，问题仍在。

2019年的WhatsApp示威也同此理。黎巴嫩基础设施脆弱、行政效率不彰，外债更是逐年高升，未免国家破产，政府盼能开源节流，但受限于宗派政治掣肘，大刀阔斧的改革难期，只能以对WhatsApp使用者加税等措施，将成本转嫁到民众身上，结果反倒迫使人民上街。

类似场景在黎巴嫩屡屡上演，但政府的响应逻辑又万变不离其宗：以拖待变。此次示威的直接动机，在于疫情导致黎巴嫩磅重贬，由过往的1500比1美元，暴跌到了4800比1的境地，新仇加旧恨，结果就是疫情过后示威再起。

伴随疫后的经济疲软，示威或许改变不了黎巴嫩任何现状，却恐将更频繁的出现，最后成为该国疫后秩序的常态。

巴西：总统亲身参与示威

示威的怒火同样在拉美的巴西窜出，但其特殊之处在于：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亲自参与。

如今的巴西确诊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美国之后，博尔索纳罗却因操作民粹得当，光环加身。根据统计，在巴西2亿人口中，约有1,14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里，此处不仅空间拥挤，也不受卫生保洁、自来水、电、垃圾收集等基本市政服务覆盖，本就是流感、麻疹、肺结核与登革热的大本营，面对新冠病毒，自然更无抵抗力。

此外，贫民窟居民既缺乏远程工作所需的计算机，也大多在基本服务业谋生，例如担任收银员、医院清洁工人、司机、厨师、家庭帮佣等，自然难以杜绝感染风险。某些贫民窟的疫情，便是透过富人小区的度假归国者，传给了必须工作以求温饱的底层人民。

然而博尔索纳罗正是扼住了这处软肋，挪为自身的政治筹码。对生活在城市边陲的贫民而言，工作未必导致染疫，不工作却几乎注定饿死，因此自打4月起，巴西便迸发了大大小小要求解封的街头示威，参与的绝大多数都是底层贫民，其怒吼生计不济，并与抗议总统轻忽防疫的医护人员、记者爆发剧烈冲突。

而博尔索纳罗在防疫过程中，时常口出“新冠肺炎不过是小流感”、“隔离政策将重创经济”等话语，自易吸引贫民支持；其也顺水推舟，屡屡参与反对封锁政策的示威游行，并将全国医疗系统崩溃、封锁政策重创经济等罪名，全数推到各州州长身上，不仅发表“封锁是暴政”等言论，还和支持者一同在大街上俯卧撑，藉此证明病毒不足为惧。

截至6月7日为止，巴西已有67.6万人确诊，并有3.6万人命丧新冠病毒的獠牙下，许多地区因政府毫无作为，逼得当地黑帮与毒贩自行出面宣布封城防疫，但博尔索纳罗仍在民间享有一定人气。

上述三国案例，构筑了几类殊异的示威风貌。美国的示威脉络彰显数字时代的全球左翼劣势，又因一件带有种族与阶级色彩的执法过当，引爆全国骚乱，但这股力量受政治力左右，最终被政治人物视作总统大选的宣传品；黎巴嫩则是先天失调，疫情尽管能暂扼示威之火，却只会加倍暴露治理与经济缺陷；巴西久陷发展困境，疫情加剧了底层、中产、上流社会间的阶级冲突，街头示威最终成为民粹领导人的政治养分。

曾经，人们视病毒为召唤死亡的终极魔王，没想到伴随其后的，还有清剿重启、无尽暴露。对许多政体、领导人来说，防疫的至暗时刻即将远离，但如何面对街头的革命之火，或恐成为疫后的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