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风波 美国为什么可以容忍盟友不同调（组图）

到6月10日，面对“港版国安法”一案引发的风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的讲话中称，日本将会在推迟举行的7国集团（G7）峰会期间推动发布联合声明，就此继续表达日本的“忧虑”，进而展示对华“牵制”的目的。当西方强调日本要“推动涉港联合声明”时，东京与华盛顿态度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

2020年6月中旬以来，长期以来习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正在面对新形势，原先那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似乎出了偏差。这种新形势不仅包括日本、新西兰等区域大国开始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和美国拉开距离，也包括德国、法国等传统强国看似要撇开美国，重建自身为主导的局部秩序。

面对越来越多国家的外交主体性增强，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现，美国管不住盟友了吗？莫非美国的影响力因此在逐渐衰退？

区域大国的登台时刻

必须承认，以日本为代表，部分区域大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确拉开了肉眼可见的距离。譬如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后，东京仅仅按习惯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并没有跟随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同“批评北京”。

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即便是长期以来一直和美国、英国等大国同进退，身处“五眼联盟”的新西兰，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也采取回避态度，该国为此专门拿出了“时间上来不及同意”的理由。

日本、新西兰等国正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越来越明晰地呈现其外交的相对独立主体性，它们的例子可能证明了学术界的一个长期判断，即在区域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干预意愿在收缩。这种新现象与美国逐渐收缩其影响力，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逐渐形成管制空腔甚至遭遇挑战的大环境分不开。

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度在20世纪90年代扩张到了全球。但这种扩张的前提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优势与战略取向。在制衡缺位的背景下，意识形态推动着美国走向过度扩张，日本等美国“盟友”们在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唯命是从。

伊拉克战争损耗了美国霸权的政治正当性，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霸权的经济实力基础，奥巴马（Barack Obama）当局时期又未能平衡美国内外矛盾，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确立后，华盛顿就开始强调美国自身利益，并对“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兴趣显得寡淡，也让华盛顿出于成本的考量，率先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对盟友承诺的责任。继续利用当前的国际机制，遥控一些具备了更多自主性的附庸。

在2018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华盛顿方面强调“传统的全球经济体系不再满足美国的利益”后，美国给了此前的附庸们更多的主动性。美国在同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停止了与欧洲针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

对此，日本等区域大国虽然会在起初感到惊愕，但他们随即就开始习惯了“没有美国”的新秩序。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前提下，不少国家的“主体性”在大国“容忍”的基础上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美国的世界秩序尚未终结

美国秩序主导的全球事务的进程仍在推进，仍被美国秩序引导的地区大国从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一部分超级大国的责任，并贴合在了一部分超级大国势力范围消退后形成的局部管制空腔上。这种局面也意味着地区大国即便会展示其独立性，但仍旧不会与美国离得太远。譬如在6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强调东京仍会和“七国集团”（G7）在香港问题上共进退。

很显然，美国即便对其“盟友”或附庸的要求降低了，但在现有国际秩序、国际机制的制约下，具备一点主体性的大国仍然要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军事盟约的约束下与美国共进退。譬如欧盟国家就因此与美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绑定。美国因此可以选择有限的责任，有限的承诺，他对于盟友的要求虽然会“降低”，但国际秩序也决定了美国仍能维持一种动态平衡的态势。

不可否认，美国构建的这种动态平衡会在局部区域打破原有政治格局，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政治混乱。对此，缺少干预意愿的美国会被若干区域强国牵着鼻子走。譬如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间，美国竟被英、法拉入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内战。

英、法等国借助意识形态工具的宣传效应，让奥巴马等人确信干预利比亚有助于“制止大屠杀”，奥巴马、麦凯恩（John McCain）、佩洛西（Nancy Pelosi）等民主党、共和党巨头也都支持动武，美国因此成为在利比亚战场上出力最多、行动次数最多、消耗军费最高，但获得实际利益最少的一方。

但是，外界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现实，即这一现状的出现与美国撤出中东有关。美国已经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收缩力量，撤出多数部队。进而将阿富汗等地的民事、军事活动逐渐让渡给北约来处理，当英、法等区域大国及其身后的北约仍能在意识形态等主题词上和美国维持统一时，这恰恰也证明了美国并没有马上发生阿查亚（Amitav Acharya） 等专家预言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的局面。

对峙边缘的世界新秩序

当然，比起美国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收缩，以及美国附庸在国际事务中的主体性的提升，当前的国际秩序还有另一层值得注意的细节。即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体系间的对峙。这较之前者可能就大不一样。它有可能对美国释放附庸后维持的秩序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改变。

尽管在2014年时，时任中国副总理的汪洋指出，中国对美国统治全球经济发展和建立世界规则秩序的手段有“清醒的认识”（clear understanding）。北京不仅“基本上接受这些规则，并愿意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规则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前就已由美国建立”，更强调“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

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出现相对衰落，加之在2017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65%，在美国?2017 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华盛顿便明确地把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到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位于大国势力边界上的区域强国，就开始代宗主承压，接受本应由美国迎接的挑战。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遭遇大国的经济大棒。

2012年黄岩岛危机期间，北京通过加强对菲律宾菠萝、香蕉的检疫，导致该国当年仅在两小项水果出口上就遭遇近14.4亿菲律宾比索（约合3,000万美元）损失；2019年，中国在加拿大身上再次展示了该武器的威力。在加拿大军警谨遵美国调遣，绑架并扣押中国华为通讯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进而寻求将其引渡至美国后。加拿大对华出口的大宗农产品油菜籽也检出了恶性传染病“油菜黑胫病”的病菌。

到2020年，澳大利亚则是另一个突出的角色。自2020年4月中下旬以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外长佩恩（Marise Payne）及内政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等人先后从4月16日至26日间就疫情问题批评北京，提议派遣“独立监察人员调查中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先在4月23日批评了澳方行为，中国驻澳大使亦在4月28日接受采访时暗示中国消费者可能拒买澳红酒、牛肉等。到5月中旬，澳大利亚的谷物和牛肉就先行遭遇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制裁，中国不仅暂停从澳方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进口牛肉，其谷物也如传言一般遭遇“征收高达73.6%反倾销税和6.9%反补贴税”的处置。到6月上旬，北京还将服贸领域的措施，即留学、旅游等采取措施。

面对经济武器兵锋所向，无需晓以利害，稍有知觉的国家大都知道该怎么做。美国“盟友”的遭遇并非偶然。中国正在尝试用自己的强硬，告知各方在中美间需要谨慎：贸然卷入中美斗争的第三国，大有可能在战场中央成为自己愚行的牺牲品。

这种特别的新形势或许会促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当各种地区和诸边安排、非政府的倡议以及各种政府、企业组成的伙伴关系在美国“收缩”的前提下逐渐体现主体性，它们会在中美领导力和意志的边缘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与秩序。它或许正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即当代所追求建立的世界秩序需要有一套一致的战略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并将不同地区秩序相互联系起来，当美国为主导的秩序仍在世界各地存在影响时，华盛顿又怎么会担心自己势力的陡然崩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