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台谍时机微妙 中国大陆反间谍行动的三重用意（组图）

近几个月来，中国大陆军事演习紧锣密鼓，军机军舰接连上场，做出准备武力统一两岸的架势。2020年10月11日，也即台湾“双十节”次日，中国大陆突然公开了一次针对台湾间谍情报机关的反间谍行动——“迅雷-2020”，使得波谲云诡的中国台海又添一层飘忽不定的阴云。

中国大陆的这场“迅雷-2020”行动，背后究竟有几重用意？

“不痛不痒”的间谍案

据中国官方所报，其国家安全机关开展“迅雷-2020”专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结果是“破获涉嫌资助‘港独’、刺探情报、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等行为的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

例如，中国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在10月11日采用了视频认罪的形式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其中一起案件，其主角是台湾屏东县枋寮乡乡政顾问李孟居。李孟居被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而该组织又被指“台独组织”。

报道称，李孟居在2019年8月“赴香港执行所谓‘反送中加油’行动，并潜入深圳打探部队集结情况，拍摄大量视频图片向‘台独’组织发送报告”，“非法拍摄的照片、视频为‘秘密级’军事秘密，涉及部队集结地点、主战装备和数量，境外据此可测算出部队级别、规模、战力和作战意图，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焦点访谈》在10月12日和13日又接连报道了两次台湾间谍案。12日所揭露的是一位名为郑宇钦的台湾学者在捷克被台湾“安全局”、“军情局”等情治单位发展针对大陆进行情报搜集，试图在捷克等国策反大陆人员、并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13日所揭露的是蔡金树、施正屏两人以两岸学术交流的旗号，向台湾情治人员介报多名大陆涉台工作部门人员、智库专家、媒体记者，搜集套取大陆内部文件资料。

虽然中国国安机关破获案件“数百起”的成果当属不俗，外界的重视程度却比较有限，甚至有媒体引述“观察人士”的话怀疑部分案件的真实性。原因或许在于，目前所公开的信息和案例与人们印象中涉及军政要员、国家机密、生死一线的间谍剧情不大相符，更像是一些局限在边边角角的小打小闹。

这两次反间谍行动所披露的案情，与历史上两岸谍战的一些大案难以相提并论。其中，外界所知分量最重的是所谓“二刘间谍案”。

二刘间谍案

“二刘间谍案”中的第一位是曾任中国军队原总后期部军械部部长、拥有少将军衔的退役副军级军官刘连昆。刘连昆是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性政权后已知第一位充当间谍的军方将领，曾为台湾提供包括对俄军购、对台战法、中南沿海等地战略部署等等大量机密情报，一度引来美军介入，影响两岸局势。

刘连昆1999年3月被捕，当年8月被执行死刑。据悉，在此案后，约有将近200名大陆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亦因此遭受沉重打击。

第二位是曾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同样拥有少将军衔的刘广智。刘广智曾向台方透露大陆对台部署的导弹数量与位置等重要情报。2004年，刘广智被逮捕，当年被执行死刑。时任中国军委主席江泽民称其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值得一提的是，“二刘”的暴露皆是因为时任台湾领导人对外公开了其所提供的情报，引起大陆方面警觉和调查。因此，被策反的“二刘”之死，并非死于其间谍能力的不足，而死于其所效力的台湾方面的政治操作。

在刘广智被逮捕判刑前后，台湾在大陆情报势力在2003年至2006年间所遭受的损失可能比刘连昆案更为严重。2006年被捕的台湾“军情局”负责东南亚情报业务的副处长朱恭训，是台湾该局十多年来被捉的最高级别情报人员。

此后十多年，在外界已知信息里，中国大陆所捉台湾间谍的分量明显下降。“2018-雷霆”与“迅雷-2020”两次捕获台湾间谍的身份和所涉机密重要性都不及以往，因此也不足为怪。

大陆反间谍行动三重用意

值得注意之处更在于，大陆在短短两年内启动两次针对台湾的大规模反间谍行动，原因何在？

分析人士认为，首先应在于警告“台独”，特别是已经受到“台独”支使的台湾情报机关，不得介入大陆在台学生群体，不得与“港独”合流，也不得从外交方面谋求“台独”，不得介入两岸学术文化交流。

其次，为两岸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不论“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都需要以对局势的绝对掌控为前提，对台湾信息的掌握与对大陆自身信息的控制则是其中关键一环。随着和平统一可能性逐渐丧失，大陆积极备战“武统”，清除内部间谍也属必要之举。

最后，公示台方间谍，对大陆内部也是一种警示教育，意在提高大陆民众，尤其是重要、敏感单位的国防意识，减少机密泄露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