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要忠诚不要废物 香港管治团队要读懂北京“用人观”（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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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要求之下，北京首先要做的是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区管治架构之外。在3月12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表示，这次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是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不能够允许不爱国的人特别是反中乱港分子再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不能允许反中乱港分子继续堂而皇之地坐在立法会的议事大厅里面”，张晓明说：“一个都嫌多！”

但显然，这不是北京整顿香港选举制度，重构治港体系的全部目的。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指出，北京主导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不仅针对“反中乱港势力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意图“夺取香港管治权”的动作，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对以建制派为主要构成的治港者的鞭策和敲打，甚至还包括对曾经的中共治港体系作用不彰的否定。此前，北京已经对中央层面的治港机构——以香港中联办和国务院港澳办为核心的治港机构，进行了升格重组和系统重构。

此番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可以视作上述调整的延续，是北京对于治港体系破旧立新式的全面重构。如果说之前的调整，目的是让中共体系内部治港机构改头换面，更有作为。那么，这次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无疑寄望“一国两制”香港的管治团队能够更为有效和有力的对香港实现良治。这就意味着，北京对于香港以建制派力量为主要构成的治港者团队，有了全新的要求和期许。

首先就是“忠诚”。这里的“忠诚”，首先是“爱国”，即忠诚于“一国”；然后是爱港，忠诚于“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政府。这也是“爱国者治港”的最基本内涵。

香港社会存在“恐共”“拒共”的基本民情和心态，对中国内地固有的负面印象和排斥情绪，让香港人一谈“忠诚”即色变。但这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问题。香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港英殖民统治，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社会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人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香港回归之后“去殖民化”的不彻底和国民教育的缺失，让香港社会对中国缺乏基本国家认同，对“一国两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过分地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甚至将“一国”和“两制”割裂和对立。香港《基本法》虽然规定了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但现实是，香港有不少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也不完全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不少人心目中，仅仅是空洞的符号。据信，建制派力量之中，也不乏有人有这样的认知。

建制派是香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在政治倾向上他们普遍支持“一国两制”并拥护《基本法》，因此又被称为“亲北京阵营”或“亲中派”。民建联及工联会是建制派的主流力量，获传统左派工联会属下工会、政府工会、公屋基层、新移民等支持，而经民联、新民党、自由党主要获得工商界、大财团及部分中产阶级支持。从1997年香港回归至今，建制派成员一直担任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及主要官员，并透过结合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议席维持对立法会的控制权。

但实际上，建制派构成十分复杂，既包括传统左派工会、专业阶层的亲中（共）人士、地区社团及同乡会，也包括部分工商界人士群体，及一些独立人士等，可谓鱼龙混杂。在意识形态上，建制派与民主派（泛民）——香港反建制的主要政治力量，在政治立场方面大多对立，但部分派别在某些经济、社会等一些议题上持有相同意见。相反，建制派内部虽然政治立场大致相同，但不少建制派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也会对立。

3月8日，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香港01》专访时首度透露，近200公务员尚未签署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宣誓声明，而今年2月底期限已到。香港政府管治团队的公务员都如此，更何况构成复杂、鱼龙混杂的建制派这个松散的联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指：“中央决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而是贤能的爱国者”，引发了诸多关注。事实上，比“忠诚的废物”更可怕的是“伪忠诚”。“伪忠诚”的问题北京和港府已致力解决，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忠诚的废物”的问题。

其次，“立场坚定，敢于担当”，是北京对于治港者的现实要求。另外一位亲北京的政治学者郑永年在凤凰网3月9日的专访中说，能不能实现“爱国者治港”，还是需要有能力的爱国者治理，他认为“现在我们缺少这样的人”。何谓“有能力的”治港者，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一场研讨会上说，对于香港特区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来说，应达到四点要求，包括“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胸怀‘国之大者’”和“精诚团结”。观察人士指出，其中的关键实际上就是要求治港者“立场坚定，敢于担当”。

“立场坚定”很容易理解，即夏宝龙此前所说的“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不动摇”，“始终站在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的立场上”；何谓“敢于担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过阐述，即“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香港建制派以及治港者，最为缺乏的就是这两点，这是香港社会西方化的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决定的，从北京的角度看，他们立场不够坚定，在大是大非前不敢亮剑；面对危机不敢挺身而出，缺乏担当和斗争精神……

香港回归后，在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管治下，建制派政党领袖如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工联会会长郑耀棠等，皆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但2003年“七一游行”，超过50万名香港市民上街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各种市民认为的施政失误，时任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辞去行政会议成员并改变立场反对立法，其后部分工商界功能组别议员跟随自由党改变立场，在失去议会多数支持下，特区政府最终撤回方案。在此之后，“23条立法”一直搁置至今，毫无寸进。而从2003年开始，香港的所谓“民主派”，就习惯于通过游行、示威、街头抗议来表达诉求，而且愈演愈烈。而立法会发生的“拉布”——故意发表冗长演说以阻止政府提案的通过——也成为常态，香港社会政治不断在动荡中，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站在北京的立场，教训何其深刻。

“如果昨晚的这些示威者面对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防暴警察，（警察）会使用真正的子弹，而不是橡胶子弹，会导致几十甚至几百人被杀或者受伤。”这是一位在港英国人经历了2019年7月1日发生在香港的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发出的声音。一批极端激进示威者以暴力方式闯入香港立法会，他们隐匿面貌和身份，在立法会内进行破坏和打砸，涂污特区区徽，并展示象征“港独”旗帜，甚至有人煽动成立“临时政府”。而香港政府和香港警方“退避三舍”的处置方式，虽然一时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无疑是对于施暴者的纵容，最终导致暴力示威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一些无辜的市民伤亡的悲剧。对施暴者的宽容和克制，某种意义上就是纵容，是软弱。回头来看，2019年11月，时任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修例风波仍在持续的情况下退休，更为强硬的邓炳强“临危受命”接任香港警务处处长，这一变动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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