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志不忘：华裔澳大利亚人不为人知的二战故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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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发苍苍仍气质优雅的陈金爰 (Eunice Joyce Chinn) 庆祝100岁生日时，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在二战中为澳大利亚军队服役的15名来自维州的华裔女性之一。

陈金爰和丈夫及儿子庆祝100岁生日时的合影。(Supplied By Anthony Leong)

陈金爰的父母来自中国广东省。二战爆发时，家里的三个孩子——陈金爰、她的妹妹和弟弟，都报名参加澳大利亚军队。

“她和她的妹妹想加入海军，不幸的是她们因为肤色而被拒绝。于是，她们加入了陆军，”陈金爰的儿子梁伯雄（Anthony Leong）在采访中说道。

据梁伯雄说，陈金爰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爱丽斯泉，教授其他军人如何使用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 又称摩斯电码）和电报等方式传递和接收信息。

“他们当时接收的是直接由他们指挥的代码信息。因为她们在和太平洋地区的人员沟通…… 这些人所做的是观察日本陆军和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梁伯雄说。

陈金爰和其他数百名澳大利亚华裔的战争故事被收录在澳华历史博物馆最近出版的新书《荣誉与国家》（For Honour and Country）中。这本新书旨在让人们了解维州华裔军人在二战中为澳大利亚英勇奋战的事迹。

根据这本书的记载，维州有280名适龄华裔澳大利亚男性（约占总人数45%）和15名适龄华裔澳大利亚女性（约占总人数4%）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这本书的合著者之一赵汝权（Edmond Chiu）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段历史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仍然不为人知。

“一千多名澳大利亚华裔男女应征入伍陆军，200人加入了空军。海军只有15人。海军不太愿意接收华裔申请人，”赵汝权说。

从事医学研究的赵汝权退休后加入了澳华历史博物馆担任志愿者，并先后开始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华裔澳大利亚老兵进行了近十年的研究。他说《荣誉与国家》这本新书“填补了澳大利亚历史的空白”。

这本新书记录道，至少38个华裔澳大利亚家庭有两名以上的子女服过兵役。最突出的是国王谷（King Valley）的Mahlook家族，有21名家庭成员入伍。巴拉瑞特（Ballarat）的 SING 家族和著名的中草药世家 Kwong Sue Duk，有 15 名后人奔赴战场。此外还有卡斯特顿（Casterton）的金家亦是其中一员。

金家四兄弟的战场传奇

金家老兵西里尔 （左二）、亚瑟（左三）和雷蒙德（右一）晚年和其他兄弟姐妹合影。(Supplied By Katrina Kim-Worley)

来自维州卡斯特顿的金家（Kim），母亲是出生于巴拉瑞特的华裔，父亲来自中国广东省。金家有四个儿子参加了二战——西里尔、雷蒙德、亚瑟和詹姆斯，但只有三个活着回来。

他们的侄女卡特里娜·金·沃利（Katrina Kim-Worley）开玩笑说，她是“家族里的历史学家”，因为在这些叔叔从战场回来后，只有她总是好奇地问他们各种各样“从没人问过的”战场经历。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卡特里娜说，“我很幸运有好些叔叔伯伯，我们家关系很亲。”

她说，在这四个人中，西里尔（Loon Yaun Ming Kim）跟她关系最为亲密。西里尔是公路列车上的一等兵，在战争期间和部队一起从澳大利亚中部向达尔文进发。

西里尔记忆最深刻的经历发生在达尔文被日军轰炸前一晚。

“当时他的部队正向达尔文进发。夜晚降临，他突然有一种感觉，让大家在不到达尔文的地方露营。他让大家停下来不要继续走了，他们都以为‘医生’在这里要做什么，”卡特里娜说。

“第二天早上就是达尔文被日本人轰炸的那个早上。如果[医生]没有阻止他们，他们都会在港口码头上。”

达尔文空袭被视为“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遭受的最大规模的外国军队袭击。

金家的另一名儿子雷蒙德（Loon Jong Ming Kim）在兄弟中排行较小，18岁时就参加了空军。

 “他告诉我，当时他们在欧洲上空像苍蝇一样损失了一架又一架飞机，他被送到贝拿拉（Benalla），在那里他学会了驾驶虎蛾机，那是一种小型飞机，”卡特里娜说。

“他在战争期间从来没有机会飞行作战，但他做好了准备。他说成为整个大环境的一部分很棒。他告诉我他开的这些东西和坦克，他去了新几内亚，他去了加拿大，他去了伦敦协助驾驶飞机……他退役时是一名飞行中士。”

亚瑟（左）和雷蒙德分别加入了澳大利亚陆军和空军。(Supplied By Katrina Kim-Worley)

卡特里娜的另一个叔叔是最新出版的《荣誉与国家》一书的封面人物——亚瑟·斯坦利（ Loon Park Ming Kim）。但与西里尔和雷蒙德不同，亚瑟回来后从不谈论战争。

“他被派到从巴里克帕潘（Balikpapan）到三大根（Sandakan）的长途跋涉——科科达小径（Kokoda Trail）。他唯一说过的是，因为他是亚裔，而当时正在和日本兵战斗，他最大的恐惧是当他抬起头时，自己部队的某个士兵会开枪射他，”卡特里娜说。

“他说他很害怕，因为你有黑色的头发，那是他们首先会看到的。他们没有戴那种宽大的军帽，他对此非常焦虑。”

唯一一位参加了二战但卡特里娜从未谋面的伯伯是詹姆斯·金 （Yan Cheuk Ming），他也是金家最著名的二战勇士。战争期间，詹姆斯在香港的英国陆军地下援助小组工作，后来被日本人抓捕，历经拷打，后遭处决。

“他和他的家人去了中国……当时他帮助被困在中国日占区的英国战俘和其他盟军士兵，”卡特里娜说。

詹姆斯·金在1943年被日本人处决之前，在香港的牢房墙上写下了他的遗嘱。(Supplied By Katrina Kim-Worley)

临刑之前，詹姆斯在香港臭名昭著的赤柱监狱牢房的水泥墙上写下了他的遗书：“上帝保佑我的妻子安妮和我们的宝贝们、戴安娜、爱德蒙、富兰克林，我爱你们，亲爱的，再见，爸爸吉姆。1943年10月23日。”

他最小的儿子只有十个月大。

“他还保留了一份他的狱友名单和他们被处决的日期，”卡特里娜说。

如今詹姆斯长眠于赤柱国殇纪念坟场（Stanley Military Cemetery），由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为他树立墓碑作为纪念。

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威尔·戴维斯 (Will Davies) 写了一本书，名为《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探讨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经常被忽视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法联军在西线工作的中国劳工部队作出的牺牲。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威尔·戴维斯认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Supplied By Will Davies)

“我在法国的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德南考特墓地（Dernancourt Cemetery）找到了这些坟墓，在墙那边，远离盟军士兵的坟墓。在我看来，他们已经被‘遗忘’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劳工，”戴维斯博士说。

“正是在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去了墨尔本的澳华博物馆，发现了一战华裔澳大利亚军人的事迹以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澳大利亚军队的贡献。”

他认为华裔澳大利亚人在战争中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

尽管当时的征兵政策以种族为基础，但一战期间仍有超过200名华裔澳大利亚人应征入伍。但是这些有中国血统的澳大利亚军人的确切人数可能永远无法知晓。

达里尔·洛蔡 (Darryl Low Choy) 是来自昆士兰州北部小镇因尼斯费尔（Innisfail）的第五代华裔澳大利亚人，他在陆军预备役中服役了40多年，退休前获得少将军衔。他说，这表明澳大利亚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不管你的背景、你的种族、你的文化、你的血统，出生在澳大利亚，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当中，自愿捍卫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洛蔡少将说。

达里尔·洛蔡在陆军预备役中服役了40多年，退休前获得少将军衔。(Supplied)

据《荣誉与国家》一书记载，一战中八名来自维州的华裔军人在二战中再次报名入伍为澳大利亚服务。该书合著者之一苏林敏慧（Adil Soh Lim）在采访中表示，这本书揭示了各种国籍的华裔为澳大利亚奋战，其中大多数是澳大利亚人，也有一些来自马来亚、中国和香港。

“国籍、种族和奉献，这三者不一定相同，”苏林敏慧说。

“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出生在哪里，出生在哪个家庭，以及当世界分崩离析时你会在哪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以及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

目前是格里菲斯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的洛蔡少将认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贡献还没有被广泛传播，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战争的代价是“人性”

梁国祥和陈金爰对战争有着深刻的体会。(Supplied By Anthony Leong)

当二战期间陈金爰在爱丽斯泉教授澳大利亚军人莫尔斯电码时，她的丈夫梁国祥（Kwok Cheung Maurice Leong）正在六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与日本军队斡旋。

“他们在战前就认识了，因为两家人彼此熟识。我父亲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来往。他是在中国加入的二战。我父亲当时实际上不得不在日本人关闭港口之前逃离香港。因为作为抵抗组织的成员，我父亲会被抓捕并杀害，”梁伯雄说。

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在澳大利亚团聚。陈金爰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再教育机会，去墨尔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她在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教了30多年法语，直到退休。

“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经常讲到二战。因为他看到了我知道我母亲没有看到的东西……母亲不需要打仗。她不必拿起枪。我父亲需要，”梁伯雄说。

但是在战争中痛失大多数大学挚友的梁国祥和与电波那头许多同事生死相隔的陈金爰，对战争有着一些深刻而相同的领悟。

“首先是你永远不要侵略另一个国家。你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对的。其次，除非是解放战争，否则战争是完全错误的。是可怕的浪费，”梁伯雄说。

他们对儿子梁伯雄的期望是他会遵循同样的路线。

“你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你要对一个想对你做可怕事情的国家奋力抵抗……但如果说你是在为你的任何政治派别而战，或者你打算入侵另一个国家，不行，不行，你不能那么做，”梁伯雄说。

在金家，四个参加过战争的叔伯如今都已去世了，卡特里娜把记录她叔伯战争经历的信件和照片整理成册，做成了一本书，名为《我的金家历史》（My Kim Family History）。

卡特里娜和她关系最为亲密的叔叔西里尔。(Supplied By Katrina Kim-Worley)

“我60了。我真的想把一些东西传给我的孙辈们。我知道下一代非常感激我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这些故事就不会止于[我们这一代]，”卡特里娜说。

“一种自豪感，一种意识，能够说‘我的家人来自这里’或‘我家有一段很棒的故事’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让孩子们“记住”先辈

每年澳新军团日（ANZAC Day），悉尼人彭广明和他的妻子都会前往迪克逊街（Dixon Street）的澳大利亚华裔退伍军人纪念碑献上一束花。他说这个星期天夫妇俩也会这样做。

“战争展现了我们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彭广明说。

几年前，彭广明带着他十来岁的两个孩子前往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参加澳新军团日一战百年纪念活动。他说：“试图在寒冷中彻夜保持清醒”只是“这些勇敢的灵魂所遭受的一小部分苦难”。

“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的先辈牺牲了多少生命，为了确保所有男女老少的和平与自由，”彭广明说。

对于洛蔡少将来说，自从1960年他作为童子军第一次参加了家乡的老兵游行以来，澳新军团日就一直是忙碌的一天。

在过去的60年里，洛蔡少将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晨祈仪式，并被邀请在仪式上发表演讲。他会在这一天和与他一起服役的工程师同伴共同参加布里斯班的老兵游行，他也很喜欢应邀到许多学校为孩子们讲述澳新军团日的意义。

“我很肯定，从我的面部特征就能看出来，很明显我是华人。我想我不必自己说，他们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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