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香港能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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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港府主导下的特色民主：新加坡化

站在香港泛民、本土抗争派和台湾社会、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他们本就对中共怀有深深的意识形态认知，尤其像香港本土抗争派和台湾社会，更是与北京有国族认同分歧。故当他们所不信任或不认同的北京，大刀阔斧地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并且修改的方向迥异于他们的自由主义民主想象，他们的沮丧、不满、失望、愤慨便不难理解。这也是为何他们今次的主要焦点均局限在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的减少，选委会泛民影响力被大幅稀释，忽略更多别的面向。

将心比心地说，北京冒着争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并非毫无理由。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北京长期以来对于香港的管治都是偏向整体不介入，尽量照顾和迁就香港民意。关于这一点，单纯从北京多年以来容忍香港不履行《基本法》第23条的宪制责任就可见一斑。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骚乱改变了一切，持续数月的社会动荡，频繁发生的违法暴力，招摇的港独口号，对立法会、中联办的暴力冲击，让香港陷入六七暴动以来最大危机，深深刺痛北京。

反修例骚乱期间的区议会选举，泛民和本土抗争派在香港社会弥漫的反北京和港府的氛围下首次夺取区议会主导权，本土抗争派等激进力量的声浪盖过传统温和泛民，他们策划初选，提出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35+”，进而通过瘫痪特区管治来逼迫北京和港府作出大幅让步的设想，更是令北京感到空前危机感。北京本就非常注重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信奉“忠诚—保护”逻辑，执政的习近平又是一个有着强烈底线思维，不惧争议，敢于主动出击解决问题的政治强人。当香港日益蔓延的激进主义、本土主义、分离主义和习近平领导的北京狭路相逢，其结果必然是严重消磨北京的耐心和信任，迫使后者祭出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

为了达到北京眼中的“爱国者治港”，今次香港选举改制方案可谓严丝合缝、严防死守。在提名环节，不论选委会委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还是特首候选人，会由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其中香港国安委和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意见将扮演关键作用，以凸显国安压倒一切。不论特首候选人，还是立法会议员，都需要一定数额并且涵盖五大界别的选委会委员提名。这相当于为提名环节增设一道安全阀，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参选者若不能获得选委会五个界别或者说北京治港体系至少最低限度的认可，根本难以入闸。

重构后的香港选委会取消在北京看来已高度泛政治化的区议员选委会席位，压缩非建制派铁票席位，增加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等北京认可或支持港府的席位。此举可以大幅强化建制派影响力，稀释非建制派的话语权，能有效确保选委会继续牢固掌握在北京信任并能控制的建制派手中，只有北京认可的参选人才能当选特首。立法会议席的432方案和双议席单票制，则能确保建制派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牢牢掌控主导权。除此之外，选委会总召集人制度、明确港府依法规管操纵和破坏选举的责任、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权等规定，可起到非常时刻的兜底作用。

经此选举改制后，香港政制将成为北京和港府行政主导下的特色民主制度。其中北京主导的位阶高于港府行政主导，港府行政主导主要体现在“高度自治”范围，立法会将难以像过去那样杯葛港府施政。直接选举成分受到压缩，立法会直选议席比例大幅减少，但增加了间接选举、协商民主的成分。这一民主设计既不同于中国内地，又不是许多港人期待的西方式选举民主，而是混合北京主导、行政主导、协商、选举等成分的混合政制，可谓香港特色民主制度。

这一政制虽被香港泛民、本土抗争派批评严重民主倒退，却和他们当中不少人怀念的港英殖民时期的政制有相似之处，都注重行政主导，都不是西方式选举民主。不同的是，港督是英国政府任命，港督在香港大权独揽，奉行带有专制色彩的绝对行政主导，但今天香港政制的民主成分大为增加，特首的权力受到更多制衡。有人拿香港政制和澳门政制对比，二者情况有类似之处，都是行政主导，都要求管治团队是爱国者，但香港政制的民主成分明显多于澳门政制。相较于港英殖民时期和澳门政制，今天香港政制更接近新加坡政制。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但反对派并非橡皮图章，是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空间。今次修改后的香港政制，支持港府的建制派一家独大，施政效能预计会有明显提升，但反对派仍有参政议政空间。

香港能走向良政善治吗？

长期以来，新加坡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华人世界独树一帜。新加坡尽管时常因言论自由被明显压制和相对严苛的司法、社会管治而受到争议、批评，但不能不承认的是，新加坡治理成绩非常亮眼，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生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居者有其屋。

最近，《亚洲周刊》刊文《香港政治“新加坡化”的突破》称，“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国家认同是政治凝聚力的前提，不容搞分裂主义，也不容在种族问题上挑拨离间”，“新加坡政治的特色就是效率高，向全球开放，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对民生问题特别重视，不会让财团肆虐，不会被地产商炒地皮推高楼价，让小市民被‘房事’所困”，“回顾过去香港立法会的表现，反对派都是‘反发展主义’，对于兴建高铁、港珠澳大桥，都巧立名目加以反对，背后就是要阻止政府施政成功，不断内耗”，如今“在‘爱国者治港’的口号下，立法会、行政会议与十八万公务员系统不再纠缠在国家认同的问题，而是要考验政绩﹑治理的品质”。

早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关于“爱国者治港”的定调讲话时谈到，“完善选举制度要多考虑如何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良政善治”，“一个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泥潭是没有希望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要多考虑如何推动实现定分止争、凝聚共识，从而把各方面力量汇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上来”。随后，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在“两会”上一再强调要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多番谈及香港住房问题。可以预料，选举改制后治港体系的一个关键任务便是解决以住房问题为重点的深层次矛盾。

在这一点上，为大多数民众提供公屋的新加坡无疑是香港应该学习的榜样。过去港府施政一直都有失疲弱，政策窒碍难行，行政主导名不副实，根本难以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那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强势领导作用。但现在随着“爱国者治港”的全方位落实，治港体系的主动权、行政主导权大幅度强化，施政空间大增，曾经的那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对抗、内耗和民粹政治将难以存在，今后治港体系完全是有条件向新加坡学习，全面解决经济民生问题。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香港能否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尚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港府高官和建制派有了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权限和条件，不代表他们有足够的意愿、动力、担当和能力

去解决积弊已久的深层次矛盾。对于香港来说，选举改制已授予治港体系充分作为的权限和空间，但港府官员和建制派长期以来自私无为、慵懒散漫的惯性和泥沙俱下的能力素养令人忧虑。所以，香港若真的希望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至少存在两个有待改进之处。一个是香港要探索建立“一国两制”下治港者对民众负责却不民粹的长效机制。过去多年，港府和建制派都存在懒惰无为、推脱责任、缺乏担当的问题，经常忽略民意需求，拖延深层次矛盾的解决。

近年来香港之所以接连发生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骚乱，深陷管治危机，固然有泛民、本土抗争派的责任，港府和建制派的自私和不作为同样难辞其咎。如今北京通过选举改制为港府和建制派赋权，但并不代表能改变港府和建制派的自私无为惰性。在北京的加持下，港府和建制派会否更加有恃无恐，尸位素餐，沦为“忠诚的废物”，是许多人的疑问。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你在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这句话藏着朴素的道理，一方面说明有的时候社会大众是盲从、偏狭的，政府要能够抗衡民粹压力，另一方面要有一套机制让人民可以评价政府的施政成绩。对于新加坡而言，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可以确保政府有足够空间施展拳脚，定期选举的存在则能进行问责，施加压力，防止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

但对于香港来说，选举改制给了港府和建制派大显身手的条件，但因为立法会直选议席比例的大幅压缩和民主成分的明显抑制，香港社会尚缺乏能有效问责港府、建制派的机制。当然，在当前香港形势下，立法会直选议席比例的大幅压缩和民主成分的明显抑制，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有不得已原因，是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定，提升治理效能，否则香港恐将深陷内耗、泛政治化泥潭难以自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次选举改制是北京化解香港管治危机的阶段性举措，日后在时机成熟时应该会推进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全面普选。这既是落实《基本法》的承诺，又是香港政治新加坡化的应有之义。

而在现阶段，民众难以通过普选来问责的情况下，面对港府、建制派的自私无为惰性，北京应该考虑建立一套政绩考核和问责机制，为港府、建制派解决深层次矛盾设立关键性指标，施压他们行动起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得过且过。

另一个是香港要尽快建立一套选贤与能的政治人才选拔机制。这是因为任何时候人才都是关键，无论多么好的想法终归要靠人来落实。李光耀曾说：“我们利用一代人的时间成功地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要打造这样的新加坡，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最有魄力的、最有敬业精神的领导人。我们在物色这类人才，委以重任以检验他们。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保持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好工作。”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为了招揽精英人才施政，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奖励、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完整体系。

相较于新加坡的精英人才治理，香港社会普遍认为过去多年以来港府官员和建制派的执政能力、议政水准都有限。港府内部盛行公务员思维，曾荫权当年的竞选特首口号“我会做好呢份工”就代表了许多人的心态。坦率说，公务员思维无可厚非，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体系都需要懂规则、擅于执行的公务员队伍，但不能只有公务员，更要有治理才干突出的领导者。

某种程度上说，今次香港选举改制能不能早日获得香港社会认可，香港治理能否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一个关键指标便是能否“良才善用，能者居之”。但以目前香港政治人才选拔机制和建制派内部能力参差不齐、充斥庸才的现状，香港今后治理能否让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实在不容乐观。比如，港府高官的来源历来单一，基本上都局限于公务员队伍，而且普遍缺乏历练，视野和能力均有限，与世人所期待的那种洞察全局、深谋远虑、精于实干的政治家素养相差甚远。如果只是靠这样一群人，香港怎么可能治理好？因此，在选举改制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港者对国家和香港的基本政治忠诚不再是问题后，最关键的是打破旧有用人机制和小圈子的束缚，不拘一格降人才，广泛选拔政治精英，让政治人才经历更多历练。

李光耀说：“只有高效的政府才能为其人民满足自身需求提供有利的大环境。”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关键在于，人民通过选举赋予精英人才以执政合法性，委以重任，让他们在社会监督下人尽其才，并最终接受人民的评判。香港虽不是主权国家，但道理是共通的，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只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尽早建立治港者对港人负责却不民粹的长效机制，不拘一格选贤与能，让贤能人才在人民的监督下高效施政，香港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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