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学者：中国大陆的罕见抗议何去何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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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近发生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罕见政治异议性抗议活动，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事务教授、抗争政治研究者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在其Twitter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预判了目前政治抗议的三个去向。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其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威廉·赫斯特研究劳工政治、抗争政治、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和法律机构的政治，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他从2013年开始在西北大学工作，之前他曾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做助理教授。图源；作者推特

2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与中国大陆的抗议和抗争政治有关的各个方面。当前发生的事情很新颖、很有趣，而且可能相当重要。但我们在得出结论或进行预测时需要谨慎。

自1989年以来，我们在中国看到了5个主要的抗议方向：

1. 劳工抗议

2. 三农抗议

3. 学生抗议

4. 城市治理抗议

5. 反体制性政治异议

这其中的每一个事件经常地域上相互独立（局限在特定地区），抗争领域上被解耦。在（90年代中后期的）劳工抗争政治中，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走上街头，以及（后来）数十万在出口加工制造业中工作的农民工走上街头。

这里面的大多数工人要求获得在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工会权利或福利待遇。但他们通常不会跨区域联系，或与农民、学生或其他人寻求共同利益。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2018年发生的所谓佳士事件及其后果。

译注：佳士事件，或称佳士工潮、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指2018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因争取组织工会而遭公司解聘，有人被当地警方抓捕，公司员工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维权的事件。

2020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张跃然发表文章指出：“实际上，2018年领导佳士工会运动的所有工人都是毛派网络派来鼓动的地下活动者，几乎没有其他佳士工人参加过这些活动者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不够重视这个（如何组织工人的）问题，珠三角的毛派激进主义者网络未能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克服中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分散和零星状态，尽管他们的尝试令人钦佩。我认为，未来的任何努力都必须将组织问题置于首位和中心。”

三农抗议活动往往围绕着粮食采购支付问题（当年的白条危机）、农民负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或地方官员的腐败及渎职行为。这些活动往往在当地产生重大影响，但很少超出当地的范围。

学生抗议活动比较罕见，但通常是关于校园问题或大体上宏大议题的抗议。 偶尔，比如佳士事件，他们可能是为了声援工人、农民或其他人。 但学生抗议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许多相关研究者还注意到：围绕着中国城市管理和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情况而进行的抗议活动非常普遍。从社区服务到环境保护问题，甚至再到教育和医疗。不过，这些抗议活动也倾向于地方性特征，以及“一事一议”的性质。

整体上的政治异议在公开表达中非常罕见，但我们不时看到它。例如《零八宪章》运动和其他表现形式。但这种异议通常被迅速而严厉地镇压，其影响大多局限于一小部分普世主义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庆祝活动的两天前（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的共同起草人刘晓波被警方拘留，而数小时前零八宪章在网上刚刚发布。2009年6月23日，他被再次拘留，随后他又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最后判处11年有期徒刑，并在2017年因癌症逝世。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未能恢复完全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AsiaNews.it,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抗议，例如维吾尔族或藏族，但这在广大中国汉族民众中的反响非常有限（甚至普遍的敌视），这些抗议受到了极其严厉的镇压，尤其是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所以，过去两天内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很新颖，因为抗议者出现在多个城市的街头，他们显然知道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在围绕着新冠问题进行政治动员，但这一点通过不同的棱镜折射了出来。

郑州和其他地方的工人正在进行劳工抗议，但以清零政策的相关问题作为他们不满情绪的框架。几十个校园里的学生也在进行熟悉的抗议活动，但也以新冠为框架。

最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轰动一时的异议事件，例如二十大之前在北京四通桥事件。

这些人群中的抗议者看起来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学生。 他们似乎首先是围绕着新冠问题和城市治理问题动员起来的，特别是对三天前乌鲁木齐住宅楼火灾以及封控导致的救火行动失败。但这些抗议者已经超越了这一具体事件和论点。

通过采用整体上的异议口号和抗争框架，以及至少含蓄地表示了对工人和学生抗议的声援，这些人群正在跨越边界，帮助合并上述五种抗议中的四种（即除2之外）。

这就是当前时刻特别有趣，也可能是意义重大和形势危险的原因。但从现在开始，事态发展的轨迹还不确定。

我可以看到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展开方式，按可能性递减和重要性及危险性递增的顺序排列如下。不过，非常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周末晚上的反应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严厉、压制，甚至没有足够的协调。

如果我们从印尼和东南亚的经验来看这种政权缺乏反应的情况，它可能表明至少潜伏着默契的精英层盟友，那么这样的因素会使政治抗议的情况大大复杂化。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精英层的支持，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也就是第一种可能性：抗议活动会消亡，正如大多数国家的这类运动一样。在短时间内的自发引爆后，他们将在没有达到任何高潮或结局的情况下逐渐消失。

第二种可能性是某种形式的全面和决定性的镇压。政府可能会采取协调一致的、可能相当暴力的镇压形式，例如1989年的北京（和全国）；也可能是缓慢的镇压，至少不那么血腥，例如2019-2020年的香港。

反送中运动中的大游行。Studio Incendo,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无论哪种形式的镇压，都会让国家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财政和声誉方面）。它不会被轻易采取，因为这么做也会提高赌注。因此，这显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而且不可能像抗议活动那样消逝。

第三种可能性小得多的选择是：政府让步或体制性的改变。这可能包括放宽一些清零措施，以及某种真正的政治开放。我非常不相信政府会认为这是一个可选之项，我认为可能性极低。

如果运动失败，或者即使各种抗议融合在一起，那么一切都将回到几周前只是有些不安的那种日常状态。

而如果运动持续，那么上个周末就会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但政治抗议不是一个容易解读的实时事件，也往往不会有令人愉悦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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