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为何说江青没出息：江青因不敢见某菜退席

和穿衣一样，父亲对吃也很“讲究”，许多老人都说他是“美食家”。他这个美食家首先表现在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会吃，爱吃；敢吃异味，敢品新味；能吃出花样，吃出名堂。
有一种菜叫鱼腥草，土话叫摘耳根，父亲很爱吃。我闻着有异味，本是唯恐避之不及，见父亲吃那么香，便生出疑惑，莫非和臭豆腐一样闻着奥吃着香？

“我也吃一吃！”我下了决心，夹一筷子入口，忽然嘴巴一咧，那股又似鱼腥更似铁锈腥的异味顺上颚直冲脑门，胃一上翻，就要吐。

“吃掉，”父亲严厉地一声，“不许浪费！”

我屏住气，把嘴里那一小口鱼腥草咽下去，难受得就像吞了只苍蝇。

“我的妈呀，还有比这更难吃的？”我又漱口又大喘气，不可理解地问父亲，“你怎么能吃这股味？”

“你不会享受。”父亲用筷子指点我，“没吃过的东西吃到了，这就是一种享受。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咬一口，咬一口就知道甜不甜。多数人喜欢吃甜，一吃就接受了。可是苦味、辣味、腥味就不那么容易接受。越不容易接受的滋味一旦接受了就越持久，吃惯了就上瘤了，战士们一吃一脸盆呢。这也跟看戏一样。大军入川，看不惯川剧，一听说想跑，说那声音听一次叫人少活半年。听进去了，就上瘤，听流行歌不会有听川剧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文化艺术享受呢，享受不了才可惜哩！”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这种原因吧，父亲是南方人，却喜欢吃小米饭、山药蛋；母亲是北方人，偏爱吃大米饭、新鲜鱼。

当年贺龙率部进军西南，许多山西干部不愿入川留川工作，思想工作不好做。贺龙听了汇报，把手一摆：“什么思想工作不好做？”两句话的事，遇上秀才就越搞越复杂。”

在干部大会上，贺龙也不要麦克风，在台上两腿一叉，大声说：“我们南方干部到你们北方来吃了八年小米，抗了八年战，现在我带你们北方干部到南方去吃几年大米还不行呀？还要再做多少思想工作？”

就这么两句话，问题全解决了。

父亲把大米叫“大米子”、小米叫“小米子”，叫得很亲切。他那湖南腔，搞不好还会听成“大妹子”“小妹子”。

父亲说：“大米子越嚼越甜，小米子越嚼越香。”

父亲不但爱吃小米饭，还爱喝棒子面糊糊，长时间不喝就会馋这一口糊糊。也爱吃杂面条，面疙瘩汤之类，都是晋西北的特色。我的母亲薛明祖籍是山西，对棒子面糊糊、面疙瘩汤之类当然也熟悉。老俩口虽然无需下厨房做饭，但像比缝纫一样，也经常比做饭手艺。那也是口头上比。贺龙滔滔不绝地讲一番拌面疙瘩汤，熬玉面糊糊或是蒸小米饭的手艺，薛明便挖苦他：“别听你爸爸吹牛，他整天开会打仗，都是警卫员帮他熬碗糊糊喝，他要熬准得熬糊了。”

我插一句：“爸爸也不学炒几样大菜，那才叫手艺，学熬糊糊算什么手艺，拿得出手吗？”

父亲摊开两手，做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啥办法，你妈那个山西就是个穷地儿，只能喝上棒子面糊糊。”

母亲马上反唇相讥：“别提你们湖南那个穷，种个西瓜长得不比山药蛋大，放到菜缸里还晃里晃荡响。”

在我们的哄笑声中，父亲常常跟母亲挑战：“说你山西人你就真山西人了？你是天津长大，在山西还不如我呆的时间长，喝糊糊你也不如我呀。”

“我不如你？”母亲毫不示弱，“我跟你比喝糊糊。”

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哄闹着要看父母比试喝糊糊，他们还真地比试两次。熬了糊糊，用大海碗盛了，一边吹气一边丝丝噜噜转着碗圈喝，“山西人”喝糊糊真是一种艺术，那丝丝噜噜的声音就很撩拨人的食欲。比赛结果，还是母亲先喝完了。笑声里，全家人享受到一种开心的天伦之乐。

其实，作为湖南人，父亲贺龙真正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的糍粑的馨香；还有一种油粑粑。父亲说：“摆个小油钢，把粘粘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上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就是：“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贺龙投身革命后，不断探索革命的真理和革命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不断吃着过去闻所未闻的“食物”，甚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得不像祖先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吃各种野草；他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

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父亲笑着说：“江青没出息，见不得这东西。”

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新贺龙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者给毛主席送去，或者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吃饭时，母亲薛明替毛主席夹鱼，往出弄刺。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见毛主席吃得香，便用拇指抹抹胡子，开心说意地将眉眼和嘴巴都笑成了月牙形。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亲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校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吃饭大家都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到这时我才相信，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建国后，贺龙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的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王金水便如实向贺龙汇报：“就数朱庆康饮菜做得好，做得香，也就数他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贺龙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来后，与父亲贺龙建起了深厚感情，就像一家人那么亲。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贺龙始终保持了那种追求新鲜，愿意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朱师傅便也注意猎奇猎新。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现在这算不得新鲜了，许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却是很少听说。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吃饭不再像过去只是求新猎奇，而是在医疗方面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付出许多心血。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棵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那依据毛泽东的四句话：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心胸开阔，坚持走路。父亲称这四句话毛主席第一个是为体育系统写的，印成小册子，体委的人都看。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他整天馋，越馋越不能吃。过去他所喜爱的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由于糖尿病忌食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而不得不恋而远之。更何况有母亲的严格监督。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一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和哥哥没有那么坚决，只觉父亲太可怜，就帮他打掩护，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偷一个红薯给父亲。父亲拿到鼻子下深深地唤着，呵一声道：“真香哪！”

有我们打掩护，他不着急，慢慢咬，细细嚼，充分地享受着红薯的香味。但他很自觉很有节制，吃半个就停下来，喃喃着：“知足者长乐，再吃就对不起你妈妈的一片心意了。”

唉，谁能料到呢，“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父亲贺龙蒙冤入狱，一切有益于身体的蔬菜都吃不到了。从糍粑、和渣、腊肉到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都只能在母亲的卿天中出现；在院子里发现一棵野草，都珍贵地挖回来，细细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在他去世前，听到连队杀猪的叫声，他曾想吃一口猪耳朵，被粗野地拒绝了，花钱买也不能，甚至连饮水都保证不了，共和国的一个元帅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