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宣传到政治异议：“古巴高尔基”为何出走

撰文：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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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来认识二十世纪的重要革命，除了俄国、东欧和中国本土那些读者熟知的名字以外，其他国家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人物应该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投身古巴革命的著名记者和作家卡洛斯·佛兰基 (Carlos Franqui 1921—2010)的经历和他离开古巴后对革命的思考就有这样的价值。

古巴革命的宣传家

佛兰基出生贫苦，父亲是甘蔗园主的佃农，祖父的兄弟中有人参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惨遭分尸，他自称这个家庭背景对他反叛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他没有上过大学，但热爱文学，思想左倾，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青”。他刚成年就加入了古巴共产党，一度担任过党报《今日报》的文字编辑，但很快就因和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的古共格格不入而退出。

这段和古共的短暂同路，不但奠定他一生中拒绝斯大林主义、反对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政权全面倒向苏联的思想基础，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但不是共产党人。

1953年卡斯特罗（为行文方便，以下分别用菲德尔和劳尔指称卡斯特罗兄弟）发动反抗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的“蒙卡塔袭击”失败并被判刑后，佛兰基决定加入他的运动。他和监狱中的菲德尔多次通信，成为后者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秘密宣传机构的负责人，创办了地下报刊“革命报”，为此被巴蒂斯塔的警察逮捕，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后来很快被释放，其遭遇正像发动武装暴动被判无期但最终只关了两年不到就被假释的卡斯特罗兄弟一样。

当时迫于国内外舆论，巴蒂斯塔企图把自己通过政变夺得的权力披上合法外衣，于是不但宣布要实行普选，而且释放了像菲德尔这样的对手。用佛兰基的好友、古巴著名作家卡布莱拉·印凡提（G. Cabrea Infante 1929--2005）的话来说：相比之下，巴蒂斯塔不过是一个“业余的专制者”（a part-time tyrant）罢了。

卡斯特罗1956年十月乘“格拉玛”号回到古巴开展武装斗争后，佛兰基来到游击队的大本营马埃特腊山区，在那里建立了电台“起义之声”（Radio Rebelde），这成为他对古巴革命的主要贡献。

1950年代的古巴，广播电讯事业在拉美是最发达的，六百万不到的人口有各种私营电台一百六十多家，人均收音机拥有量超过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电讯网路四通八达。“起义之声”电台本身功率不大，但它充分利用这个技术条件，秘密建立了三十二家信号接受和放大站，广播网基本覆盖了古巴全岛。“起义之声”不但是宣传机构，而且用暗号向政府军控制地区的地下组织发出行动指令，就像二战中盟国通过BBC向欧洲大陆德国占领区的抵抗运动发出指令一样。它还是一个公关项目，卡斯特罗在电台向全国发表多次讲话，声音沉着、平和，树立了一个坚定而理性的反政府领导人的形象，赢得了外界的好感。

                               1961年，萨特和波伏娃访问古巴

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后，佛兰基在哈瓦那恢复和主持了被巴蒂斯塔取缔的“革命报”。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代表古巴出访苏联、西欧和北非，宣传古巴革命，争取西欧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例如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和他的伴侣波伏击娃1961年初对古巴的那次著名的访问就是佛兰基促成的。

从历史照片上被抹掉 

当佛兰基投身革命时，“七·二六”运动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政治上推翻军事独裁，恢复宪政，社会政策上实现公平正义。这也是当时由宪政民主派、知识文化界的各色自由主义者、独立工会、学生反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反巴蒂斯塔政权的民主统一阵线的共同纲领。

当时古巴有公开活动的古巴共产党，其领导人追随苏联在拉美的和平过渡路线，视“七·二六”运动为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但到“七·二六”运动掌权后，古共又转向极左，帮助菲德尔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联系，推动古巴革命朝社会主义迅速转变，在拉美建立一个苏联模式的政权。 

从1959年一月菲德尔进入哈瓦那到1961年四月猪湾事件后他宣布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古巴高层政治总的趋向就是背弃联合阵线的共识，成了一列朝亲苏亲社会主义方向飞驶的快车，由此决定了过去联合阵线各派的表现和最终的命运：他们绝大多数被抛出车厢，或是离开古巴，或是留在国内被彻底边缘化，在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基本销声匿迹，或者至多成了“七·二六”运动的陪衬。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光谱和政治前途的选择中，佛兰基思想上是左翼自由主义，社会政策上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政治上是宪政民主派，国家发展道路上坚决反对古巴加入苏联阵营。所以，当菲德尔的革命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个人专断，向更左翼发展，寻求和苏联东欧集团建立同盟时，佛兰基和他们发生了冲突。他的文人气质和作风使得这种冲突更具有戏剧性。

当古巴革命完全转向之后，佛兰基被解除在“革命报”的职务，后来离开古巴，定居意大利。1968年八月，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谴责。但古巴公开表态支持，西方左翼阵营大失所望，佛兰基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谴责苏联入侵的公开信上签名，正式和古巴政权决裂。古巴官方为了抹掉他的历史存在，把一张革命时期他和菲德尔在一起的照片上他的形象完全抹掉。

由于在革命的重要阶段主持过新闻和宣传，佛兰基可以说是投身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虽然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但对革命、政治、文化、社会和人性的思考始终坚持了独立性，尤其对重要领导人在重要政治场合的细节描写，非常具有历史的深度。他1984年在兰登书屋出版的《近看卡斯特罗--我的回忆》(Family Portrait of Fidel—A Memoir以下简称《我的回忆》)是国际上研究古巴革命早期阶段的重要参考书，书的封面就是那张历史照片的原貌和他被抹掉后的版本。

那么，佛兰基是如何与革命分道扬镳的？他的思考又有什么历史价值呢？

菲德尔：你的胡子不属于你，属于革命

在我看来，对菲德尔个人禀性和品质的洞察，是佛兰基对古巴革命在感性上从投入到疏离的关键。菲德尔作为领袖的个人魅力，是他赢得国内外巨大声望的重要资源，尤其对于众多红色浪漫文人。但同样是文人革命者，佛兰基追求独立的个性使他对这种魅力天生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加之和菲德尔相处甚久，毫无神秘感可言。他和菲德尔说话非常直率甚至随便，似乎始终没有接受对方至高无上的“总司令”(革命中和胜利初期菲德尔的头衔和尊称)的地位。1959年一月初，当旧政权瞬间土崩瓦解，古巴万众欢腾，菲德尔前往哈瓦那去接管政权时，佛兰基对他作了一些非常生动和深刻的描绘，包括一段有关胡子的争执。    

游击战期间，部分是因为艰苦的物质条件，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蓄起了胡须，菲德尔和其他领导人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就是如此。久而久之，胡须似乎就成了菲德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特征。巴蒂斯塔政权垮台，游击队从山上下来时，黑色长胡须（或者络腮胡须）、橄榄绿军装和美式步枪成了革命者的“标配”。为了维持这个特殊的群体形象，菲德尔明确要求不准剃胡子。留胡须的游击队员(guerrilla-barbudo)或简称“胡须汉”（barbudo）拥有地位和特权，乘坐公交车、进电影院免票，因为他们名义上不领工资。革命后的哈瓦那蓄胡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引领时尚，男人们纷纷仿效，市面上美国产剃须刀销量大跌。

打游击时的胡子卡洛斯和格瓦拉

但是佛兰基一进哈瓦那就找了个理发匠剃掉了胡子。菲德尔到了哈瓦那第一次看见他时吃了一惊，质问道：“你怎么会弄掉胡子的？”佛兰基说：“理发匠帮我剃的。”菲德尔说；“这怎么行？胡子是革命的象征。它不属于你个人。它属于革命。”佛兰基说：“哈瓦那太热了，再说我的孩子会认不出我，我做爱时也嫌长胡子碍事。别忘了我是个平民，不是军人。”菲德尔仍然摇头说：“我仍然搞不明白你怎么可以剪掉胡子，真搞不明白，你这个蠢驴。”佛兰基说：“菲德尔，胡子毕竟是我自己的，对吧？”菲德尔说：“不，不。我不允许这里的任何人剃掉胡子。”佛兰基说：“我可以保证，将来这里只有一个人会一直留着长胡子，那就是你自己。不信打个赌？”

佛兰基说这话半个多世纪以后，一直到去世，菲德尔都留着他那象征古巴革命的一把大胡子，而绝大多数游击队出身的领导人包括劳尔不久就都剃掉了胡子（尽管他的胡子远不如乃兄）。

道成肉身—看穿个人崇拜的本质

那么，胡子的象征性仅在于革命吗？彼得大帝发动欧化改革时曾经视俄国人留长胡子为陋习，颁布“剃胡令”，但俄国人视胡子为东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圣像上的耶稣和后来的多数圣徒都是留胡子的，所以很多人抗拒，彼得规定不服从的起码要为胡子付税。作为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古巴革命在心理深层其实很有或明或暗的宗教情结。卡斯特罗兄弟少年时都是在古巴最严格的耶稣会学校当住宿生的，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古巴革命后期他们都和罗马天主教会妥协，甚至规定党员可以信教）。佛兰基说他不服从菲德尔的“蓄胡令”就是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圣像上走下来的圣徒。

菲德尔当初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回到古巴时，队伍被政府军打散，只有十二个人跟他上了马埃特腊山，正好暗合了耶稣基督和十二个门徒的典故。这个暗合在古巴的广泛流传从来就是受到菲德尔默许的。佛兰基甚至说菲德尔视自己为革命的“三位一体”—“七·二六运动”（象征是红色与黑色）、游击队（象征色是橄榄绿）和他本人。三位一体是天主教概念，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都体现神性。和菲德尔有关的一个近似神迹的现象也受到官媒的渲染：在革命胜利初期，菲德尔好几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或发表演说时（包括一次访问美国在纽约街头），都有鸽子从天而降，栖息在他的肩膀上，引起围观群众如痴如醉的欢呼。

佛兰基观察到，从巴蒂斯塔垮台到菲德尔进入哈瓦那有一周时间，菲德尔不让任何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如格瓦拉先期入城，尽管后者的队伍就在哈瓦那城下，而是等自己从古巴岛的东端游击队大本营所在地长途进军，一路上像先知被信众环绕一样接受群众的欢呼并到处发表演说,最后在万众欢腾的高潮中进入哈瓦那。佛兰基说，这正像圣经中说的“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中文一般译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里用“言”以契合本文的语境。圣经英文版中就是大写的“Word”。）。

从1959年初开始，尤其是在六十年代，菲德尔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现场演讲，通过古巴革命前就建立的先进的无线电和电视网络向全国转播。这些演讲动不动就是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腔调激进而武断，完全不再像是那个马埃特腊山上清醒理性的反对派领导人，而是一个教长甚至先知，然后其文本又将报刊的版面几乎全部占满。

这些巨量的话语和他无处不在的形象、视察和指导（佛兰基说这就是所谓神的“全在”） 将菲德尔的个人存在极度放大，充分占据了民众的听觉、视觉甚至想象空间，不但等同于革命，所谓道成肉身（本人就是革命的化身），而且逐步使得很多古巴人把他的存在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菲德尔”、“革命”和“生活”三个概念在古巴几乎成了同义词。

今天回首二十世纪的革命，个人崇拜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不同的国家，个人崇拜有不同的形式，很多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所谓宗教色彩其意义是很广泛的，但其核心不外乎都是道成肉身。很多人说古巴没有个人崇拜，这是用其他国家的形式去套，好像只有喊万岁才算。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甚至意识，就会把制造出来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发的大众支持，不但陷入概念误区，而且曲解革命的历史。佛兰基的观察在这个意义上对祛魅很有启发。他对鸽子落在肩膀上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嘲弄就是如此，他说或许那些鸽子只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方便落粪的地方。

个人崇拜也有比道成肉身更世俗更现实的一面，就是盲目相信领袖万能，类似求神拜菩萨。革命前的古巴金融、商业、地产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革命后政府手里接管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便随意挥洒，降低房租和消费品物价，开放海滩和服务业，一方面提高工资，另一方面还免费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城市贫民和下层民众一片欢呼。菲德尔走到哪里，都会被群众围绕，向他要这要那。佛兰基说他们给菲德尔起了个“马”的外号。“马”是古巴华人社区博彩业中的幸运号码，得了就是大满贯。以此称呼菲德尔，意为有了他什么都有了。对这个外号，菲德尔一开始很不高兴，后来也就默认了。法国哲学家萨特1961年初访问古巴时看到这个情形，又兴奋又担心地问菲德尔：“要是他们向你要月亮怎么办？”

不当政府部长，宁愿独立办报

革命初期佛兰基和菲德尔的另一次冲突是关于佛兰基的工作安排。巴蒂斯塔垮台的消息传出时，菲德尔不在总部，所以佛兰基通过“起义之声”发布了一些临时指令，菲德尔都认可了。当他向哈瓦那进军的途中，一路上忙于发布人事任命，接管旧政权。

当他遇见佛兰基时他说：你知道我的想法，你来当劳工部长吧。佛兰基用玩笑回答说如果劳工部长的任务就是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让工人来管理，那我可以。菲德尔又说：“那你来做财政部长怎么样？”佛兰基说那更是离谱。他说自己在西方和拉美文化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在古巴发动一场文化改造和文化复兴。但菲德尔认为文化工作完全不是当务之急。

这个插曲让我想起了十月革命时列宁把机关枪手派去接管国家银行的故事。佛兰基说，菲德尔认为自己了解他的想法，这就够了，所以任命自己做部长，但实际上没人了解他的想法。他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想法，他没有这样的习惯。他只告诉别人他的决定。这既有可能是菲德尔自己当时确实对突然降临的管理国家的责任毫无准备，也有可能是他驾驭部下控制局面的权术手段。

对菲德尔任命的拒绝让佛兰基再一次面对革命胜利后的那个困境：为了推翻巴蒂斯塔，是不是只有接受菲德尔？在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只能对自己说：我参加斗争可不是为了到了胜利的时候再退出。他决定继续观察菲德尔，采取“既在革命之中又和革命保持距离”的立场，通过办报纸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回到哈瓦那，他就恢复了被巴蒂斯塔取缔的“革命报”。

“革命报”虽然和“七·二六”运动有历史关系，但它的恢复不是菲德尔的授意。由于“七·二六”运动没有自己的出版物，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革命报”就成了革命舆论的主要喉舌。菲德尔对它是既利用又观察，而佛兰基的原则是既不完全听命于菲德尔又不过分忤逆他的意志。

“星期一”周刊与短暂的文化自由

除了政治新闻，佛兰基为“革命报”创办了一份名为“星期一”的文化周刊，宗旨是贯彻古巴民族主义之父何塞·马蒂 “文化带来自由”的思想，提升古巴民族的文化水平。“星期一”大量发表西方和拉美文化名人如萨特、福克纳、毕加索、米罗（Joan Miró i Ferrà，西班牙著名画家和雕塑家）、伍尔芙、布莱希特、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人的言论和作品，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和帕斯特尔纳克的作品，同时发表反映古巴社会变迁中复杂现象的深度报道。

在形式上，佛兰基想把“星期一”办成不同于传统报纸而更像是现代都市媒体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刊物，在版面安排和视觉上追求冲击性效果，借用西方新兴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形式，甚至字母的样式和句子的排列都别具一格。由于这份周刊聚集了古巴最有影响的作者群，它体现了古巴文化知识界革命后的动向和追求，似乎成了他们的思想文化阵地，发行量达到二十多万份。后来，佛兰基还以这份刊物的方针和内容为基础开办了一个电视新闻节目。

“星期一”相对独立自由和新潮的办刊方针终于使得佛兰基和官方正统的立场发生冲突。1961年六月，官方的文化委员会召开了有关《星期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古巴政府文化委员会领导人为一方、以佛兰基和数百名《星期一》的主要作者为另一方展开了辩论，卡斯特罗兄弟和古巴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在场。

“星期一”受到的指控包括企图用文艺从内部分裂革命，反苏，散布意识形态的混乱，把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非社会主义观点引进古巴，为西方的腐朽文化代言，等等。一开始，佛兰基以为这些指控的背后策划者是亲苏的劳尔和领导集团中从原来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中吸收进来的成员，他们企图在古巴建立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统制政策，所以他希望菲德尔说句公道话。但很快他就清楚了：这场“座谈会”正是菲德尔亲自发动的。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星期，菲德尔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后来成为古巴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说围绕《星期一》产生的争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艺术家有没有表达自我的自由？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菲德尔说有人担心革命会损害创作自由，但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担心。在革命的古巴，艺术的形式上的自由始终没有限制，但内容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始终把革命的任务放在个人的创作之前。所以在古巴，艺术的标准是革命而不是美学。在古巴，艺术家只有参加革命才能获得权利。他在会上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艺术家“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么都没有。”

这次座谈会和卡斯特罗的讲话宣布了《星期一》和以它为代表的自由创作的命运：革命初期相对的自由化结束了，菲德尔现在开始抓新闻和文艺工作了，知识分子逐渐被收编进体制，自由职业者消失了。三个月之后，《星期一》和那个电视节目都被停办。此后不久，菲德尔发表指示，佛兰基不再担任“革命报”的主编。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后，古巴共产党报“今日报”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西班牙文版在古巴发行发表文章，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去年6月30日对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对知识分子的讲话’”基本上和中国领袖的观点一致。

法制与食品的双重短缺

在《我的回忆》中，佛兰基描述了古巴革命后短短两三年间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剧变，以及这种剧变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些剧变和影响使得他与革命日益离心离德。法制和食品的双重短缺就是一对看上去似乎无关但实际上密切相连的现象。

法制的缺失指的是革命胜利后，“七·二六”运动从最初对巴蒂斯塔政权人员的大量镇压到后来对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也用专政的手段去解决，在佛兰基看来造成滥杀和恐怖。佛兰基说，1959年一月，由菲德尔同意的未经任何审判就由各地游击队对旧政权的军警人员执行的死刑非常普遍，流行的政治术语就是“把他拉到墙边去！”有一个游击支队的队长甚至在电视新闻的镜头前对一个旧军官执行死刑，全国观众都看到死者脑浆迸裂。劳尔在圣地亚哥甚至把一个趁机抢劫的团伙全体执行死刑。

过了几个月，菲德尔召集了会议，决定对各地的游击队发出通知，停止死刑，建立起码的司法程序。但劳尔坚决反对，在会上和菲德尔发生了冲突，佛兰基目睹了这罕见的一幕。当劳尔最终同意这个决定时，佛兰基得知他对别人说：“等我的队伍收到这个命令时，正好最后一批死刑刚被执行。”

当时古巴城乡都可以听到“巴列东”（paredon)这个词。巴列东在西班牙文中原意为墙壁，现在转义为判处枪毙，这是从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只不过革命后更普遍罢了。中国诗人郭沫若1961年2月访问古巴，当时风传美国要入侵，政治气氛紧张，郭沫若对此有诗云：“人民斗志气如虹，万众齐呼巴列东”。 

佛兰基说，刚进城的时候，出于对旧政权军警人员的愤恨，自己也同意对他们执行死刑，但没有想到这种极端手段会失控。他说：问题还不在于那些被杀的人是否该杀，而在于那些杀人的人一旦学会和适应了杀人之后是否会停下来，是否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死刑对象。回顾历史，打游击的时候，菲德尔命令不准虐待俘虏，给他们治疗，提供食品，晓以大义，再行释放。当时佛兰基认为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这一套优待俘虏的政策就完全被死刑和长期监禁所取代，甚至对那些主动投降者也是如此。

革命初期建立的国家专政机器和暴力很快就成为常态，一般社会治安问题也用大规模逮捕和突袭来处理，成了政治打击。哈瓦那有几个街区，尤其是靠近中国城的地段，集中了夜生活的场所，也有文人艺术家居住和工作，是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段。为了清理这些街区，新政府发动了代号为“P”的严打行动，在一个晚上突然调集了大量武装人员和车辆将那里封锁，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员或者形迹可疑者全部投入监狱再行甄别。佛兰基的一些朋友也受到逮捕，他不得不出面保护他们。当他前往有关部门去交涉时，才明白这次行动的部分目的是针对同性恋，模仿苏联东欧国家对同性恋的政策，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但在古巴，同性恋一向不少见，虽然受到社会的嘲笑甚至鄙视，但却从来不是罪行。

就在法制缺失的同时，一度由政府慷慨挥洒的生活物资忽然也变得十分紧缺。佛朗基说：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咖啡、大米、糖、肉、豆类、牛奶、水果，什么都要配给，当时革命成功才两年。菲德尔提出食用一种薯类的根茎，类似中国人说的瓜菜代或草根树皮，是游击队在山里充饥的。甚至连香蕉和柑橘这些常见的热带水果也缺货。古共领导人多铁戈斯（革命后加入“七·二六”领导集团）出面宣布柑橘是“资产阶级的水果”，佛兰基说这真是打破了政治讽刺的记录。

一个热带食品的天堂为什么在短短两年里会变成配给制的王国？佛朗基说原因第一是政府对生活物资大大降低价格的政策人为刺激了消费，两年内耗尽了储存物质，不但肉牛连奶牛都被吃光，这很像中国人不久前从在公社食堂敞开肚子吃饭到连种子都没剩下的经历；第二是对农场和畜牧场的国有化使得大量业主出走，派去管理的是城里的外行，导致产量大降；第三是对商业的“苏维埃式管理”，他举哈瓦那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规模农贸集市为例，本来那里由自由贸易的规则自发调节，井井有条，什么都有。但派去管理的干部是一个老资格的古共成员，他充满自信地说要把自由市场变成“红色市场”，于是把整个市场“苏维埃化”，硬划成条块，结果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生活物资的短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马坦扎斯省的卡迪那斯地区1961年爆发了由贫苦妇女发起的示威游行，她们敲打空空如也的锅碗瓢盆，高呼要粮食和食品，被调来的安全部队镇压了下去。佛朗基也前往观察，受到很大刺激。

和高尔基相反的人生轨迹       

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菲德尔公开宣布自己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佛兰基说：“我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民主和人的尊严，我是古共和苏共的敌人。我通过‘革命报’发表的言行是很清楚的：我们反对用军事方式执政，支持发展文化和艺术，支持自由工会，对同性恋容忍，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我的敌人指控我从内部分裂革命……到了1963年，我感觉一个历史性的时期结束了，‘革命报’也该寿终正寝了。”

1964年初，他应邀参加纪念古巴革命五周年的晚会。在会上，他明显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异类，和劳尔以及多铁戈斯等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劳尔甚至威胁说要把他“拉到墙边去”。离开会场后，他在哈瓦那街头倘佯，留下了这样的描绘：

“我神经紧张，需要在外面走走放松一下。我走在昔日热闹的热带集市街区，可集市消失了。没有鱼。没有水果。没有鲜花。这些都去哪儿了？‘社会主义市场’空空荡荡，只有官僚主义和外观的丑陋。整个城市变得海地化了【海地是加勒比最贫穷的国家】。很多人家在阳台上放个笼子，里面养几只鸡。只要外面有一点土地，居民就种上蔬菜，而在革命前只有华人才这么做。空气里的盐分正在毁掉房屋的墙壁，但再没有人去刷上油漆。离天亮还早，但人们已经为了得到一点面包和咖啡开始排队……天渐渐亮了，过去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1959年一月，当从马埃特腊山上下来进圣地亚哥城时，我真该多想一想。菲德尔说他会怀念战争年代。我知道我不会，但现在我知道我会怀念另外一个东西—我曾经为之斗争的未来。”

这就是佛兰基对古巴最后的描绘和心情。作为被严格监视的对象，他并没有交代自己究竟是何时和怎样离开古巴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他离开古巴后去了意大利，在那里隐居，直到1968年八月表态反对古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和菲德尔公开决裂。

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编辑和出版“新生活报”批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极端政策，高尔基获得列宁的许可离开苏俄，在意大利定居，但1928年在斯大林的盛情邀请下从意大利回归故国，从此成为斯大林体制下的超级文豪。对比之下，佛兰基从编辑“革命报”始，以去国他乡在意大利定居终，其政治生命的轨迹正好和高尔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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