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领的团队战胜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为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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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者，今年，还是他诞辰100周年，他就是美术家张仃。我们不妨通过几个关键词来了解他传奇而丰富的一生。

它山

“它山”，是张仃的号。张仃在漫画、年画、宣传画、壁画、中国画、艺术设计、艺术教育和美术评论等领域，均有重要的贡献。艺术之间是相通的，现在艺术教育的整体思路也在调整，其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就是通识教育。当代不少画家、艺术家不广泛读书，除了本专业的知识外一概不懂，反过来看张仃那一代人，很多人并没有受过专业院校的美术教育，却往往能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大家，比如叶浅予、张光宇、万氏兄弟、黄永玉等，他们在多个艺术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57年4月，北京，画家张仃，终其一生，张仃都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域，他在漫画、年画、宣传画、壁画、中国画、艺术设计、艺术教育和美术评论等领域，均有重要的贡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仃这个自号，给当代人很多启示，老一辈艺术家们一方面从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里吸收营养，另一方面，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域。历史也的确给了张仃那一代人特别的机会，让通识者能脱颖而出。比如张仃设计国徽，这属于标识设计；设计莱比锡博览会占地5000平方米的中国馆，属于环艺设计；设计邮票，属于平面设计；画焦墨山水，这属于纯艺术中的绘画；参与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大讨论，这属于艺术理论……需要不断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张仃在诸多领域内的非凡成就，正得益于他的通识通才。它山这个号，根据张仃自己的解释，其一是对故乡的怀念，“它”是“蛇”的古体字，纪念故乡辽宁黑山县的蛇盘山；其二是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学习借鉴。张仃出版的画集、文集中, 至少有两本是用“它山”命名的，分别是谈绘画的《它山画语》《它山文存》（1942年至2005年文集）。

国徽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树立好新中国的形象是当务之急，当时国家高级艺术设计人才和设计制作人才极度匮乏，也没有具体的运作机构，张仃可以说是新中国的首席艺术设计家。进行国徽设计之前，他还设计过：《三年解放战争》大型画册、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的会徽设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开国大典会场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设计、第一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等。

当时国徽设计主要由两个专家组进行，一个是由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学者组成的清华设计组；另一个是由张仃带领的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家组成的央美设计组。清华组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国古代的礼器璧为主体，其他设计要素包括齿轮、嘉禾、五星、红带。央美组的设计方案明确提出有齿轮、嘉禾、五角星、红带，各自都有很好的象征意义，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天安门这个要素。

1949年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学者组成的清华设计组提交的国徽图案，其方案是以中国古代的礼器璧为主体，其他设计要素包括齿轮、嘉禾、五星、红带

1950年6月15日，由张仃带领的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家组成的央美设计组提交的国徽设计图案，以天安门为主体

梁思成认为，天安门作为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图案不好使用，又有封建帝王的象征。张仃却坚持认为：新国徽必须要以天安门为主体。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所以天安门一定要作为国徽的主体。双方各自坚持己见，直到全国政协最后讨论通过了张仃组的设计方案。为此，周恩来当天晚上专门谈话说服梁思成。最终在全体设计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国徽成为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与毕加索

张仃喜欢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他又是中国大陆唯一见过毕加索本人的画家。毕加索对张仃影响非常之大，早年张仃在延安是以鲁迅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为政治理想的，后来知道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毅然入党。

1907年毕加索《亚威农少女》问世时，西方画界无人理解，这种超前的绘画语言传到中国，结果亦可想而知。但张仃不然，据他回忆，1933年，他在私立北平美专国画系求学时，去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家中看到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毕加索自由大胆和极具冲击力的艺术语言，更反衬出美专中国画教学的僵化保守。他开始无法安心学习，率性而为画起抨击时政的漫画来。在美专一周年的展览会上，他画了丈二宣纸的几张罗汉鬼怪。在苏州反省院的狱中，他凭记忆复制过毕加索的《小丑》，后来华君武称张仃的艺术是“毕加索加城隍庙”，可以说，毕加索应是张仃艺术的一个起点。

1956年，毕加索与张仃合影，张仃喜欢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他是中国大陆唯一见过毕加索本人的画家

20世纪50年代，张仃作为首席艺术设计师频频出国，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1956年的法国之行最令他难忘。出发前，张仃便精心准备了两份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杨柳青门神版画、一套荣宝斋水印的《齐白石画集》，准备在法国见到毕加索时送给他。张仃相信，毕加索见了这对中国民间门神版画，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通过法共人士的联络，文化部代表团一行来到毕加索居住的法国南部坎城加里富尼别墅拜访。

30年后，张仃在文章中回忆这一幕，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他卖的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他一生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弹簧……”遗憾的是，因为代表团有人觉得门神太土气，不能作为礼物送给毕加索，所以只把《齐白石画集》作为官方礼物赠送。后来，旅居巴西的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看见他在临摹齐白石的画，并说了那句著名的评语：“我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学艺术，真正的艺术在你们东方。”而毕加索临摹的齐白石的画册，就是张仃送给他的那本。

延安三怪

张仃在延安非常有名，他和诗人塞克、音乐家杜矢甲并称“延安三怪”，三人都个性鲜明。“张仃当时身穿皮夹克，脚蹬长筒皮靴，有点像普希金。杜矢甲穿的是张仃用一块粗纹麻布做的披风，塞克穿一件黑色斯拉夫民族的立领上衣，腰系麻绳，随手不离一根树枝制成的手杖。”这一幕出现在荒凉的黄土高坡，就是放在今天，也得说个“酷”字。

现在有的资料上写，张仃是毛泽东亲自安排到鲁艺任教的，事情不是这样。张仃到延安确实是受到了热情接待，毛泽东对张仃一行人设宴欢迎，但那不是冲着张仃，是冲着同行的延安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他是张仃的一个好朋友，国民党中将，左派，比较同情共产党，与延安的关系密切。同来时石华岩还秘密支援了一批军火送给延安，所以才会有毛泽东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之事。

1938年，张仃率抗日艺术队到达陕北榆林

当时的延安充满朝气，非常吸引年轻人，张仃一到延安就不想走了。他没有经过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审干的那一套程序，延安方面也不知该怎么安排他。无奈之下，张仃就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既然你想留下，可去鲁艺看看，有无适当之工作。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张仃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很多人议论，张仃算不算个红色画家？当然可以这么说。不过张仃这个红色画家的确有点另类。新潮前卫的张仃，不被大多数同行所理解，他接受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当时延安的现实主义艺术路线格格不入。他的作品的夸张变形经常被大家批评。所以，在鲁艺任教一年四个月之后，张仃接到张光宇的消息，就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投奔张光宇。皖南事变后，张光宇去了香港，张仃本也有机会可以一同去的，不过他最终选择回到延安。这次回到延安之后，能够理解张仃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诗人萧军。这次安排张仃到延安文艺抗敌协会工作，他也借此开创了别具一格的“作家俱乐部”。这个“作家俱乐部”就是新中国作协或文联的前身，而张仃无疑是其重要的开创人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仃承担的首次延安“大生产运动成果展总设计”和“产品包装设计”，具有历史的开拓性。黄土高原的怀抱中红旗招展，领袖、英雄模范人物的系列巨幅画像，和“兵强马壮,准备反攻,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巨幅标语并陈；包装独特的产品、丰富的图表形象、模范事迹的连环画……这些都将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奇迹展示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各级领导与群众都到会场参观，成为延安的盛大节日和时髦的盛会。艾青当时就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展览的形式既达到了鼓舞士气的目的，也意味着共产党人在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设计领域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为此,毛泽东特亲笔题词：“不要自满，要更精、更好、更进步。”

美院

张仃一生对中国艺术教育贡献巨大。他虽然接受过正统的学院艺术教育，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自学成才的，他向很多人学习过，没固定师从某个人。

张仃属于东北流亡学生。九一八事变之后，很多东北学生流落到关内，张仃就是此时到的北京。他就读的“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有些资料记载成了北平艺专，即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这所北平美专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张恨水。张仃在此学习的是国画。学校校董是刘半农，北平艺专的老师也来这里开课，比如齐白石、肖俊贤、秦仲文等等。但是张仃对传统国画的授课并不满意。所以他有机会接触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便一发不可收。

《房山十渡焦墨写生》（卷），1977年，张仃，纵42厘米，横425厘米，现藏中国美术馆，这幅大体量作品远看气势磅礴，近看其中的小细节又很耐人寻味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作为核心五人团的成员接收北平艺专，改组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后又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且先后在这两所最为重要的美术学院担任领导职务。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艺术家”，理想的艺术教育模式应该是让学生自由生长，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艺术道路，此外就是要通识，要深入民间，广泛吸收各种艺术门类的营养，这也直接影响到今天清华美院的教学理念。当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之后，张仃复出，招收了绘画实践类的第一个博士生，从此，绘画专业才有了博士层次的教育，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绘画专业博士教育的发端。

晚年张仃

张仃的一生远非几个关键词所能概括，像他早期的漫画创作，参与组建北京左翼美术家联盟被捕入狱、设计1981年第一版的生肖鸡票……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他的通识与通才，以及强烈的艺术性格。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其与主流的现实主义格格不入，因而一直处于非主流的一种状态，而且现代主义是个统称，内部还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受现代主义不同流派影响的中国艺术家，比如林风眠、刘海粟以及吴冠中等，各自的艺术主张也不尽相同，甚至有针锋相对之处。所幸的是，正是有这些艺术家对自己艺术理想的坚持和坚守，才使得现代主义的美术思潮始终没有断线，为今天人们能以多元心态面对不同的艺术形式，为艺术发展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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