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如何看“老顽童”塞勒获奖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席勒（Robert Shiller）获奖没过几年就是塞勒（Richard Thaler），这是唯一让我（对今年塞勒获奖）有些吃惊的地方”。清华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白重恩在10月9日塞勒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公布后不久，对财新记者这样表示。

早在2014年，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主席约翰逊（Robert Johnson）和当年克拉克奖得主、也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就分别对财新记者表示，塞勒这位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应获诺奖。

约翰逊认为塞勒是最应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不过，由于2013年获奖者之一席勒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金融）学，塞勒随后几年获奖的可能性原本被认为相对较小。

“我都觉得有点偏心。”曾师从席勒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他俩对行为经济、金融学的贡献确实很大，但是得奖时间那么接近，“我在高兴之余也有点吃惊”，而且塞勒此番是独享今年诺奖。

同在行为经济学领域，2002年卡尼曼（Daniel Kanehman）和2015年席勒获奖时，学界都为塞勒与其擦肩而过而感到惋惜。

美国中部时间10月9日上午，芝加哥大学在第一时间为塞勒举办了庆功会，芝大校长、商学院院长、教职人员、学生、校友和媒体挤满了商学院一层的开放空间。

“诺奖委员会让我参加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远程新闻发布会，他们一定是假定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奖项”，塞勒的话让台下笑成一团，“我的确会接受奖项，而且和鲍勃•迪伦（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同，我还计划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呢。”

这并不是塞勒第一次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奖颁奖典礼，2002年，他曾受卡尼曼邀请，陪同后者前往瑞典领取诺奖。

“此后他不停地跟我说，我最好早日获奖，因为他想故地重游。”塞勒在与诺奖官网的简短电话采访中这样表示，“所以，今年能邀请他与我一道赴瑞典会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芝加哥大学盛产诺奖得主，历史上逾30位教授和校友获得诺奖。庆功会上，2013年与席勒一道获得诺奖的Lars Hansen和法玛（Eugene Fama）也前来祝贺。法玛在学术观点上与塞勒和席勒以针锋相对著称，但他在会上表示，塞勒获奖真是太好了。塞勒则在致辞中感谢了众多学术伙伴和芝加哥大学这片学术沃土后说道，“在这里的几十年里，有法玛这样的人可以‘吵吵架’，争论学术问题也不错。”

自1991年开始，塞勒和席勒就共同组织每年开两次会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行为金融学工作研讨组。

朱宁告诉财新记者，自己正是在这些研讨会上与塞勒有一些交流。塞勒和席勒在性格上是很好的组合，塞勒讲话尖锐、不客气，席勒则更低调，含蓄。在行为经济学发展初期，塞勒的超强自信和很强个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相当于行为经济学的一面旗帜，扮演了与当时主流经济学叫板的“反叛者”角色。

在朱宁看来，塞勒的研究本身很有价值毫无疑问，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开创行为经济学这个学术方向方面，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丰富经历做出极大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席勒亦受塞勒影响，才投身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

塞勒丰富的语言表达和多样丰富的经历透着“老顽童”式的顽皮。在生活中，塞勒还是个稍稍有些奢侈（live large）的人。朱宁透露，他开了自己的基金，业绩不错（注：截至2016年前的15年中，塞勒的行为价值基金实现年均10%的增长）；对美食、美酒也有很大兴趣。在芝加哥大学的个人主页上，塞勒将高尔夫和高级酒列在“其他兴趣”一栏中。他还曾经客串出演电影《大空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向人解释什么是“担保债务凭证”。

庆功会上，塞勒在离开前聊到这部电影，“惋惜”地说，“诺奖是两年前我错失奥斯卡奖的一个补偿。奥斯卡不设立最佳行为经济学家奖项，这不公平，而公平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好久。”

尽管在芝加哥做研究、任教已20余年，但是塞勒与中国学生和学者鲜有交集，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和合作者。在朱宁看来，这或许与塞勒较为强势、咄咄逼人的性格有关，少有中国学生能习惯这样的风格。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近日就著文说，“塞勒的风格，核心是嘲讽（Satire），是对主流社会、主流价值，也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