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 日军为何能兵不血刃占领绍兴城，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做什么？

刊于《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8-120页。原标题《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经公众号“近代史研究”（微信ID：modernchinesehistory）授权转载,，有删节。

1941年4月至5月的宁绍战役，是第三战区继淞沪撤退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4月17日凌晨，绍兴突然沦陷。绍兴是此次战役中我方失守的第一座城市。此时距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有近4年时间；距1937年12月浙江省省会杭州被占领、敌我双方沿钱塘江对峙，有3年半时间。夜深人静时，日军越过国军防线，突然降临绍兴城外，几乎兵不血刃地攻占了这座古城。国军守军何在？地方政府何为？剖析绍兴沦陷的各个环节，探究其来龙去脉，有利于我们观察抗战中期前线国军的军纪士气、地方社会的战时变迁、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及军政关系的演变。

沦陷前夜：绍兴城静谧如常

绍兴位于钱塘江入海口杭州湾的南岸，春秋时期越国即在此建都。从2000多年前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近代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绍兴作为江南文化名城，令人遐思神往。抗战时期，这座古城与中华民族一样，经历了烽火连天、沦陷敌手的艰难岁月。

1935年，浙江省政府设置绍兴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绍兴县，辖绍兴、上虞、余姚、嵊县、新昌、诸暨、萧山7县。不久，绍兴行政督察区更名为第三区行政督察区，辖县不变。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绍兴县长同驻绍兴城，即绍兴城同时接受一位专员和一位县长的领导。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1937年12月下旬，杭州沦陷，国军退至钱塘江南岸一线守卫。

抗战前期和中期，浙江的敌我态势为：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地区，由日军占领；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宁波、金华、衢州、温州、丽水等广大地区，仍为国民政府统治。国民政府战时省会驻节于金华永康的方岩，省政府主席为黄绍竑。从1937年底杭州失守至1941年春宁绍战役发生，虽然其间在钱塘江南岸有一些战斗发生，但国军基本能控制钱塘江以南以东的广大地区。宁绍地区紧邻钱塘江，为战时前线。

1941年4月20日下午，日军在鼓楼下举行的入城式，来自《写真周报》

1941年4月17日绍兴沦陷前一个星期，即1941年4月7日至10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领县政检阅团到达绍兴。此时正值国军在宁绍地区的驻军——第八十六军的话剧团到绍兴公演，以演出收入补助军需，市面一派祥和之气。

不过，黄绍竑离开绍兴后，即有一些异常现象发生。4月14、15日，一架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绍兴上空，警政主管人员有所戒备。待到4月16日下午，钱塘江南岸的三江口传来有小股日军登陆的消息。三江口即钱塘江、曹娥江和钱清江三条江的交汇口，位于绍兴城以北近30公里处。三江口附近有建于明代的三江闸，用于抵挡钱塘江的潮汐侵扰。可见，从地理与军事角度而言，三江口起到护卫绍兴的作用。

绍兴方面各机关听说消息后，开始准备船只，并搬运货物至船中，打算随时撤离。绍兴是著名的水乡，城内河道密布。9座城门中有6座是水门，可以通过门下的河道出城。不过，紧张态势在下午趋于缓和。绍兴行政督察专员邢震南打电话给前方军事长官，得到的回复是：“敌人已经撤退。”敌我两军隔江对峙3年多，有进攻、战斗、撤退消息，原属正常。因无后续消息，邢震南推断，这是敌人的一次小规模袭扰。于是，夜幕降临，第八十六军话剧团照常在觉民剧场上演《雷雨》，这也是该剧在绍兴演出的最后一天。

黄绍竑

据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的三位经理，曾向绍兴县长邓讱了解情况，邓讱也专门向邢震南请示办法。邢震南以老前辈自居，怪邓讱太不镇定。邢震南是浙江嵊州人，1915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比黄绍竑还早一期。他戎马倥偬20多年，黄绍竑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邀他担任浙江第七区（台州地区）行政督察专员，1941年初又调至绍兴任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所以，绍兴沦陷时，他来绍兴任督察专员仅3个月。

事实上，日军非但没有退去，反而正从各个方面向钱塘江南岸、闽浙沿海进攻——小股日军进攻三江口，仅是拉开了一场大战役的小序幕。此后一个月，有数以万计的敌我军队在浙江绍兴地区厮杀。只是，此时绍兴城内的军民浑然不觉而已。

日军在1941年4月至5月发动宁绍战役，缘起于日本军方1940年底的战略调整。根据国际形势特别是欧洲战场的情况，日军讨论、调整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倾向于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武力压迫的同时，加强经济压迫。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通过《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其中第五条为：

“在整个期间，力图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用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作战等方法，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所谓从海陆空方面加强封锁，主要目的即在于切断国民政府的国际补给路线。抗战爆发后，日军已经占领上海、广州、厦门等东南沿海的各大港口。1940年9月，日军又乘欧洲战场上法国战败之际，侵入法国殖民地越南，切断滇越铁路、桂越公路。国民政府的国际补给路线，只剩下滇缅公路和东南沿海中小型港口。日军大本营1941年初出台的这一战争指导纲要，即指向尚未沦陷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滇缅公路。日军在1941年2月至3月，首先侵占广东沿海。继而在1941年4月发动浙、闽沿海战役，旨在夺取沿海港口。从兵力投入和作战主旨看，宁绍战役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日军对宁绍战役的具体布置为，一面使用暂驻在上海郊外的第五师团，在浙江沿海实施登陆作战，占领沿海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城。同时，为策应第五师团的登陆作战，沪杭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军向钱塘江南岸展开攻势作战。1941年4月中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调集第二十二师团、第十五师团赤鹿支队及第十一混成旅团之一部，共约2万人，负责钱塘江南岸战事。4月14日，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从上海推进到杭州，战斗蓄势待发。4月16日下午，绍兴三江口小股日军进袭，正式拉开宁绍战役的序幕。

日本22师团86联队在绍兴府山的哨位

值得注意的是，西线战事虽为策应东线沿海战事而开展，但亦蕴含着歼灭第三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目的。司令官泽田茂在4月10日的日记中认为，必须采取痛击国军的作战方针。他指出：所谓作战，以给敌军痛击使其丧失战斗力为第一位。物资之获得，不过是辅助手段。作战的目的唯有歼灭敌人。可见，泽田茂并不满足于在西线配合作战，而是希望深入第三战区，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予以消灭。

当时，国军主力第十集团军位于诸暨附近，加上地方部队，兵力约10万人，负责钱塘江南岸地区的防卫。第十三军在西线的具体作战布置，正是直指诸暨国军主力：日军左路由杭州乘舰，绕至杭州湾南岸之三江口登陆，经绍兴向诸暨前进，中路由萧山向诸暨推进，右路由富阳向诸暨推进。可见，绍兴城是左路日军志在必得的一座城市。而且，为了保证不惊扰到诸暨的国军主力部队，日军最好的选择是奇袭绍兴、扫清障碍，以最快速度逼近诸暨。

沦陷之时：混乱中的被杀与逃离

4月16日深夜，绍兴城内的话剧结束，观众散去，全城陷入沉睡之中。17日凌晨1时，城外突然响起枪声，由远而近。绍兴县保安大队、自卫队和警察立即分头搜寻敌人。他们看见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的士兵佩戴“再厉”臂章，挺进入城，以为是我军调防，不料突然间被其扫射，才知道敌人乔装成国军第十六师的士兵。更令人吃惊的是，城内街巷各处出现许多日军的便衣队，他们与入城之敌里应外合，迅速控制各路口、河道、桥梁和城门。凌晨3时，日军大部队攻入城内，陆续占领各城门。

日军攻占绍兴

日军攻入绍兴时，从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邢震南、县长邓讱到普通民众，都被蒙在鼓里。邢震南立即率领军警和署部职员共70余人，从偏门突至城外，狼狈转移到绍兴城南的平水镇。邓讱在绍兴著名实业家金汤侯宅中更换衣服、戴上大笠帽——显然，他怕城内卧底与汉奸认出自己。金家的船夫用乌篷小船送他出城，不幸的是，他在都泗门外被日军乱枪打死。都泗门是水门，位于绍兴城的东北部，很可能处于日军进攻的路线。都泗门往北紧邻的城门是三江门，即面向三江口的方向；都泗门往南是五云门，是较早被日军占领、架设机枪扫射逃难民众的大门。抗战期间，浙江省各县县长死于日军枪炮下者仅有两位，邓讱就是其中之一，时年仅31岁。

邓讱是湖南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因其父邓静安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是好友，所以抗战前邓讱即在刘建绪手下任职。抗战爆发，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刘建绪即向黄绍竑推荐邓讱。1938年2月，邓讱任诸暨县县长，后来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安吉县、绍兴县县长。从邓讱离开诸暨县长任时发表的《告别诸暨民众》、安吉县长任上的《我们在安吉》等文，以及事后人们对其的回忆看，邓讱是一位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的县长。虽然在诸暨县长任上的时间只有6个月，但他动员民众抗日、组织农会、举办战时政治工作训练班、编练土枪队、整理财政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县政与保甲人员无所事事。在诸暨时，他换掉了一批贪污渎职、老弱无能的乡镇保甲长。刚到安吉时，他看到安吉县政府的科员和书记不到10人，办公桌上灰尘很厚，未办移交的公事有四五百件时，不禁十分气恼，立刻着手重建整个县政府班底。另外，邓讱虽然积极做事，但年轻气盛，与邢震南的前任——绍兴行政督察专员杜伟相处不睦。邓讱在诸暨与安吉时都能放手做事，待他调为绍兴县长后，与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同驻一城，不免有掣肘之感。杜伟坚决辞去专员之职，省政府乃将杜伟与邢震南对调。

历史就是这样偶然又无情：邢震南因邓讱与杜伟的矛盾，调来绍兴。不足百日，就遭遇绍兴沦陷。邓讱在绍兴沦陷前提醒邢震南，邢震南未予理会。最终两人中一人身死，一人担负失城之罪名。

日军在钱清征用民船追击国军部队

4月17日凌晨日军攻城时，还有一些人选择蛰伏家中，待局面稍稍稳定后逃离绍兴。稽山中学的创办者、实业家金汤侯，为避免日本人让他出面筹备伪组织，决定带领家人避居于金家附近的半农园中。不过，4月18日夜，一群匪徒闯进半农园抢劫，表明此处已非安全之地。金汤侯只好转往朋友王以庄家仓库的密室居住，病中的妻子因受到惊吓而病情加剧、猝然离世，金汤侯怕日伪军侦知，未出面料理妻子后事，心情悲痛之至。这时，稽山中学的另一位创办者朱仲华，也从原来避居的教会医院——福康医院转至王家密室。金汤侯和朱仲华都是绍兴城内极富声望之人，若不想当汉奸，必不能久留绍兴。5月中旬，经过细致的调查与周密的准备后，两人携家属逃出绍兴，安全抵达上海租界。

1941年4月17日，日军攻占绍兴县政府

还有一位名叫杨媗的苏州年轻女子，苏州沦陷前逃难到浙江。绍兴沦陷前夕的4月12日是她的新婚之日，婚礼在县商会举行，由邢震南主婚。4月17日凌晨绍兴沦陷时，新婚夫妇吓得躲在房东家的木材寿器（棺材）中。此后每日胆战心惊、度日如年。他们早晨做好吃食，带至附近的一座破园内，白天即隐匿于破园中。10天后，房东帮他们打听到可以出城，杨媗遂与家人于4月28日离开绍兴，前往婆家天居县。他们一路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总算平安赶到绍兴南部山区一个名叫王化的小村庄，正好此时邢震南也在王化。从杨媗写给父亲的两封信中，可感受到她和家人在绍兴突然沦陷时的惊恐与无助。

绍兴突然失守，4月16日晚装运于船上的物资也来不及转移，财物方面的损失十分巨大。第三区专署和绍兴县政府的公文案卷、各银行的货币和贵重财物计1300余万元，以及保安队、警察局的全部枪械弹药，落入日军手中。

仅仅在半年之前，即1940年10月25日至28日，绍兴曾被日军短暂占领。在那次占领之前，绍兴军政方领导民众进行了有序撤离。为何此次军政各方如此大意，绍兴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被日军占领，酿成人员与财产的重大损失？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16日下午邢震南询问前线时，前线的接线员回答：敌人已经退去。

那么，为何17日凌晨日军突然进抵绍兴城外呢？事后有两种解释：一是日军派出小股部队在三江口佯攻，日军主力则在大小谭登陆，与国军沿江守军并未接触，绕道至绍兴城。另一种解释是，日军占领了三江口，并控制我方通讯人员，邢震南所得回电，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另外，便衣在一周前即已潜入绍兴城，在日军入城前控制电灯和电话公司，散布假消息，混淆视听，故意制造和平景象。不管是何种因素，绍兴突然失守，地方军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从登陆地到绍兴城，沿途近30公里，竟然无人值守、报告、抵抗？在绍兴军政领导者和警察都驻守在城里的情况下，便衣可任意控制通信、电灯公司，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当然，后来的传闻更有添油加醋之处，如第八十六军话剧团的筹款演出，被更改为“演戏”；邢震南曾专门询问前线情况、回复平安无事的环节，自然也被传闻忽略。绍兴沦陷之事被演绎为：军政各方在看戏听戏、懵然无知中，日军攻入城中，损失惨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探究绍兴沦陷的真相，明了前线的真实状况，成为国民政府最高层的当务之急。

沦陷真相：蒋介石的彻查与严惩

1941年5月16日，时值宁绍战役接近尾声之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追问绍兴失陷时真相。”此后，蒋介石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间电报往来频繁，绍兴沦陷之具体环节与真相，得以慢慢浮现。

5月23日，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立即报告绍兴失守实情。此前他了解到的绍兴失守经过为：当夜绍兴正在开娱乐会，敌人便衣队在会场与城中起事，导致官民毫无准备、损失巨大。显然，为筹募军需演话剧与开娱乐会，并不能等同，日军的便衣队也没有在觉民剧场“起事”，但是谣言总是比事实传播得更快。蒋介石笔端显露震怒之意，并要求彻查。

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质询电报后，一边令刘建绪和黄绍竑查报，一面派出高级参谋王冠前往绍兴前线秘密调查。6月2日，顾祝同根据王冠的调查，向蒋介石作了“绍兴失陷实际情形”的报告。他指出三点重要内容：

第一，4月16日三江口登陆之敌，占领了我方通信机关，胁迫我方情报员照常与绍兴城内通话，使邢震南等误以为日军已经退去。

第二，日本便衣队此前利用商人走私，将武器混在商人货物中运入绍兴城内。16日晚9时左右，便衣队占据电话局和电灯公司，照常替各机关部队接线通话，导致机关部队没有察觉。

第三，钱塘江南岸右翼指挥官何嶷与绍兴地区专员邢震南，因事变仓促、不及防御，于17日凌晨2时先后离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总结时，顾祝同作为第三战区的军事长官，对守卫绍兴的军事负责人何嶷有偏袒之意，而对绍兴行政长官邢震南指责颇烈：

“何嶷担任防线右自曹娥江左迄衙前，长百公里，兵力仅十六师之一营，其余均属地方团队，长期固守，势所难能……邢震南负责守土，平时疏于防范，漫无戒备，以致汉奸密布，占据通信机关尚无察觉，如此玩忽，实属有亏职守。”

顾祝同的言下之意是，何嶷掌握的守备力量不足，遇日军来袭，不能守住钱塘江沿线，情有可原。而邢震南疏于防守，使绍兴城内便衣、汉奸充斥，不可原谅。顾祝同对事件的处理建议是，将邢震南立即枪决，何嶷严查法办。顾祝同此时将绍兴失守责任推诿于邢震南，对邢震南的命运产生直接影响。

6月4日，黄绍竑也向蒋介石汇报绍兴失守经过。作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他阐述了绍兴沦陷时的详细情况，重点如下：

第一，绍兴城由警察防护，地方团警训练与装备都较差，不能持久抵抗，遇到变故，也不能有秩序地撤退。

第二，因绍兴粮荒，奖励商民从钱塘江北岸杭嘉湖沦陷地区运送粮食至南岸，两岸来往频繁，百密一疏，日军便衣不免有混入绍兴城者。适逢第八十六军话剧团演出，防检有所松懈。日军派出的伪军便衣有两百余人，化装入城，并以大同旅馆和越宫饭店为指挥所。

第三，钱塘江南线右翼指挥官何嶷，所指挥者多为地方团警，平时因职权关系，与地方行政方面存在龃龉，甚至不相闻问，以致事变骤起时，消息隔阂。日军绕至三江口以外的其他区域登陆时，守军溃散，未向指挥部报告失陷情形。

黄绍竑指出，绍兴的沦陷，军政双方都有责任。不过在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对邢震南的维护之意，如指出绍兴粮荒和第八十六军话剧演出导致汉奸容易混入，何嶷指挥的部队与行政方面沟通机制不畅等。

顾祝同和黄绍竑的报告，厘清了绍兴沦陷的一些事实：绍兴城内混入大量便衣的原委；三江口的日军登陆后，胁迫我方情报人员继续照常工作的事实；日军主力逼向绍兴城时，沿途守军溃散且不向上级报告的情况。这些都是绍兴突然沦陷的直接原因。当然，顾祝同和黄绍竑之间对于责任的互相推诿也十分明显，反映了地方军政的各自利益所在。

蒋介石接到顾祝同和黄绍竑的报告后，即请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组织评判会，讨论如何惩处与绍兴沦陷相关之主管人员。蒋介石认为，绍兴沦陷，主要是由于党政军人员利用帮会成员走私，而这些帮会成员又被敌伪利用，成为日军的第五纵队，与日军里应外合。从此时蒋对绍兴沦陷原因的判断，可知蒋更倾向于政治方面，而非军事。

6月10日，黄绍竑接到顾祝同即将对邢震南进行军法审判的通报后，十分生气，立即致电蒋介石，为邢震南辩护，指出绍兴失守，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责任。他认为，敌寇进犯前，地方团警都已经调由地区军事指挥官何嶷指挥。当日军登陆时，地方团警离防，却没有与行政人员联系，情报不相沟通。而且，邢震南是中央简派人员，是否撤职，不应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决定。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黄绍竑对顾祝同、何嶷的强烈不满，以及对邢震南的保护。确实，就公而言，邢震南多年来担任台州、绍兴督察专员，是黄绍竑信任的部下。而且，绍兴是浙江省下属的重要城市，黄绍竑作为省政府主席，必须和蒋介石辨明，失守责任主要应由军方承担，而不能由行政方承担；就私而言，邢震南是黄绍竑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抗战爆发后邢震南来浙任职，也是应黄绍竑的邀请。

不过，蒋介石也用一系列的反问，十分强硬地回应了黄绍竑的质询。蒋提出：地方行政人员是否有守土之责？是否有与城共存亡之义？邢震南身为专员，平时不加防范，令日方侦探充斥城内，以致失地，此为行政官之罪乎？蒋介石赞成对邢震南进行军法审判。当然，蒋介石对黄绍竑的请求置之不理，并不代表他原谅了军方人员的表现。对于第三战区在宁绍战役中连续失地、军风军纪的情况，蒋介石也非常不满。尤其是当他得知何嶷与日方指派的女间谍有染时，马上令顾祝同将何嶷军法处置，并令顾严查到底。蒋介石获得的报告是，何嶷沉湎酒色，被女汉奸童曼卿所迷惑。童曼卿介绍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第八十六总队古贺隆一情报部侦察长李景忠，情报员施文进、殷文相等，在何嶷部充任勤务兵及管库军士等，致我军全部军情，早为日军所洞悉。

笔者在蒋档中未能找到顾祝同对何嶷、童曼卿一事的回复。不过，在绍兴文史资料中，确有何嶷受童曼卿所惑的说法：1940年10月绍兴第一次被攻占后，虽然日军很快退去，但间谍活动此起彼伏。童曼卿是绍兴平水人，据说此前长年居住在上海，当时回绍兴探亲。她以社会名媛的姿态，周旋于绍兴上层一部分社会人士中，后来和何嶷有所交往。童曼卿的真实身份，是华中特务机关——梅机关派遣来刺探军事情报的女间谍。她从何嶷口中，获知绍兴防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此看来，1941年4月16日至17日，日军一部佯攻三江口，主力则从其他登陆地点绕至绍兴城，一路急行军而未被国军防守部队发觉，又如探囊取物般攻陷绍兴，与童曼卿的军事情报不无关系。

关于绍兴失守的最终处置，根据何应钦组织的评判会所拟办法，给予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记大过两次的处分，给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各记一次大过的处分。何嶷被处死，邢震南也于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前，被处死在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黄绍竑想保邢震南一命，以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相胁，但没有成功。总之，在蒋介石的强烈干预下，从第三战区到绍兴地方，相关人员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尤其是沦陷前绍兴的三位军政负责人：何嶷、邢震南和邓讱，或先后被处死，或死于沦陷时的混乱环境中，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绍兴沦陷之前，人们对于邢震南和邓讱的人品能力，并无恶评。他们虽然分别与黄绍竑、刘建绪有私人关系而得到任用，但均能胜任专员和县长之职，政绩良好。绍兴失守，邢震南和邓讱当然有一定责任，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言，这也是敌强我弱、战事发展的客观结果。

邢震南

到此为止，绍兴沦陷的真相与事后的处置，看似已尘埃落定，但余波和影响并没有结束。首先是黄绍竑对蒋介石的处置不满。他认为政府高层、军方和浙江省的有些人（如CC系）拿“政治不能配合军事”为题，大做文章，一切的军事失败都要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邢震南成为这一舆论的牺牲品。黄绍竑认为，钱塘江南岸右翼指挥官何嶷与邢震南同驻一城，邢震南仅是一名行政督察专员，不负有指挥作战和防守警备的任务。当时有人说：“他在绍兴被占领的上半夜，还在戏园里听戏。”黄绍竑指出，军方尚在那里演戏，行政人员为什么不能去看戏，况且还是募集军费的话剧。1940年初萧山事变以后，当地士绅指责黄绍竑训练的国民抗敌自卫团不能发挥作用，徒然增加地方负担而已。1940年底，国民抗敌自卫团遂由国军接收。1942年，黄绍竑经营的兵工厂也被中央接收，黄绍竑内心自然颇有怨气。此次邢震南获罪，更加剧了他心头的愤懑之情。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后，浙江沦陷县份日益增多，战时浙江省政府可以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回旋余地也变小，黄绍竑几次辞职均未获准，工作趋于消极。抗战前期浙江省在自卫、政工、宣传等领域的各项开拓性工作，渐成强弩之末。

蒋介石对顾祝同、黄绍竑和刘建绪的处置，也并非只给予记过了事。他对顾祝同、黄绍竑均有考虑更换之意。在追查绍兴失守的6月初，蒋即开始谋划闽、浙主席的新人选问题。起初，蒋介石想让闽浙主席对调，即黄绍竑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对调。6月4日，他分别致电黄绍竑和陈仪，并约黄绍竑谈话。可能这一计划遇到阻碍，7月14日，蒋介石又打电报给顾祝同，请刘建绪到重庆谈话。8月初，蒋介石做出让刘建绪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决定，陈仪调至重庆，在后方勤务部任职。蒋介石为何将刘建绪调至福建任职？他在日记中未透露原因，很可能与刘建绪无法再在浙江立足有关。刘建绪自1936年与湘军首领何键分道扬镳后，带领三湘子弟兵到浙江参加抗日整训，至1941年已有五个年头。在抗战初期的历次战役中，刘建绪下属的部队不断更换，此时他能得心应手指挥的部队，越来越少。陆承裕、而时任第十集团军副司令的俞济时，为蒋介石的老乡和亲信，兼任浙东海防总指挥。刘建绪可能认为自己留在浙江，并无发展空间，所以愿意调往福建。从1941年8月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开始，他执掌闽政7年之久。当然，防止高级干部在一地任职时间太长，使其无法发展出根深蒂固之势力，也是蒋用人的一种方式。借东南沿海战役之机会，对闽浙人事重新洗牌，体现了蒋的良苦用心。所以，绍兴沦陷和宁绍战役的发生，也改变了闽浙两省的人事布局。

绍兴失守过程中包含的一些关节点，如日军深夜突袭，安插女间谍，便衣与武器混入城中，以获得里应外合之效，我方欣赏话剧、歌舞升平，混乱中县长被枪杀，最高层震怒，绍兴军政负责人均被军法处置等，都有值得探讨和注意之处。对日方而言，攻陷绍兴是首战告捷，奇袭与卧底珠联璧合，这些成绩建立在实力与长期的精心准备上。对我方而言，绍兴失守，人员与财物损失重大、教训惨重，军政双方不警惕、不作为、不配合，使得人们不禁要质疑：绍兴是在前线吗？日方的情报战与卧底术如此高明，我方则如处囚笼、处处陷于被动之中。两相比较，差距甚大。绍兴失守后，军政双方在蒋介石面前互相推诿责任。

那么，绍兴失守，究竟是谁之过错？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惩罚看，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到浙江省政府主席、第十集团军司令都被记大过，绍兴地区的军政长官被处死，显然，军队和地方均有责任。军队的责任在于防守不力，与地方行政人员之间窒碍颇多，而地方行政麻痹大意，汉奸便衣充斥而毫无察觉。当然，这些都是绍兴失守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般具象。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具象中，探讨更多问题。抗战爆发已经四年，在战争推演中，军事力量和地方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自均面临着难题和危机。敌我之间的紧张对垒形势，也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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