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教育：近代中国一场弥足珍贵的启蒙

撰文：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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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18世纪是启蒙昌明的时代。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以其如椽之笔写就的《自然史》巨著，帮助人们抛弃神学信条、树立自然观念。作为进化论的先驱，他以科学实验得出的物种进化结论成为启蒙的一盏明灯。布丰和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巨匠一起，把欧洲推进了理性解放的“人”的时代。

自然史

这个时代在中国，迟到了一个多世纪。

“博物”观念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尔雅》诸篇包括对花草、树木、昆虫、鱼类、鸟类、兽类等的解释，是较早的关于自然知识的文献。不过花鸟虫鱼固然出现较早，在中国传统教化体系看来，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知识，被排除在科举进身阶之外。直到晚清，随着教育与仕途分离、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博物”知识才进入普通学堂。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壬寅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设博物课，教授植物、动物、矿物和生理知识。“博物”科从此成为近代基础教育的一门科目。

博物课程的教学用书，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从译本到自编教本的转变。19、20世纪之交，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都购买、阅读日文书籍。此间中国翻译出版的博物教科书，亦多译自日本。在这些读本影响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博物教科书——1902年虞和寅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和1903年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尤其后者作为文明书局“蒙学教科书”之一种，伴随新学制出版、适用于学堂教学，可谓正式揭开了中国儿童自然教育的序幕。这一时期对博物教育和博物学传播贡献卓著者，是他们的同代学者、近代自然教育的开创者杜亚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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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的博物教育成就

杜亚泉是编写博物教科书最多的近代学者，中国近代自然教育的启蒙者。这一点并不为人熟知。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以亚泉为号，有伧父等笔名，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岁投身科举，甲午之后意识到科举误人，于是对西学发生浓厚兴趣， “自觅门径”从数学入手自修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和矿物诸科。 他曾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蔡元培聘请，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和理科教员。1903年与友人在家乡组织越郡公学，任理化博物教员，期间因化学实验被玻璃瓶炸伤面部。1904年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直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火焚而离职，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

杜亚泉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完成了大量著述，“馆中出版博物理化教科参考图籍，什九皆出君手”。据笔者耙疏，杜亚泉最早编纂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书》。这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一种，质量上乘，销量极佳。次年杜亚泉编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和《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等几种。1912年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适时推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编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6册和中学用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教科书等4种。1922年，中国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壬戌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近代教育史和出版史上堪称壮观的一套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近百种教科书的编校者有周予同、顾颉刚、叶绍钧、胡适、任鸿隽、陶孟和、陈衡哲等，可谓明星璀璨、集一时之选，杜亚泉编写了初中学生用“自然教科书”6册。笔者查检杜亚泉编纂、译介的博物类教科书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门类，大致约52种，这可算得出版史上一个奇观。

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具有优于同时代教本的三大特点：

其一，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较为全面，这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编写动物、植物、矿物、化学、理科以及生理学等门类众多的教科书。他把相关知识由浅入深、融会贯通，随课时和节令变化巧妙编排。例如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以“田野”为第一课，让儿童顿生亲切明朗之感。介绍儿童熟悉的环境之后再讲述稻、棉、大豆，然后是“稻之害虫”、蜻蜓螳螂等课文。这样编排恰当、符合儿童心理，难怪广受欢迎。

其二，文笔清新流畅，极具美感，虽是科学著作却读来悦人耳目。如他主持编写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教科书”之高小用理科，第七课《秋之风景》：

“秋日气候渐寒，风景独佳。其点缀以成秋色者，则有杂草；凄切以发秋声者，则有鸣虫。杂草之果实，至秋成熟。种子散落以后，渐渐枯死。其种子于明春发生新芽，再成杂草。鸣虫之翅，常摩擦而成声，有高低强弱之殊，各不相混……”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像这样具有形象美、韵律美、有色彩感和知识性的课文并不多见。这正是杜亚泉编写的教科书几十年畅销不衰的原因。

其三，他重视对进化论的引介。

博物教科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自然进化论引入中国。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和其他学者的博物教本一样，表现了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主题——进化论成果的吸收。

杜亚泉在编写教科书之前就有了较定型的自然哲学观，表现出他已经阅读过一些著作，了解并吸收了“进化”理论。19世纪末他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理科教员时，就“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并因此“与旧思想冲突”。他在19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为脊椎动物之一类，而他之脊椎动物即吾类也；人又为动物中之一类，则动物皆吾同类也；人为生物中之一类，则凡生物皆吾同类也”；万物有序，“竞争”是“天则”，“秩序亦天则”。可见杜亚泉和相当一部分学者一样，在严复译介进化论之前就对生物进化有一定了解，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它。1905年杜亚泉发表了他在《东方杂志》的第一篇文章《物质进化论》，充分表现出他对“进化”的理解。他认为，“进化者固地球惟一之特性也”。

杜亚泉重视对进化论的介绍，但不是简单讲述“达尔文”，而注意介绍整个进化理论的来龙去脉。晚清教科书中较少有提到拉马克（Lamark）对于进化论的贡献的，尽管拉马克的理论对达尔文的启发在自然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常识。杜亚泉从西方人习以为常的上帝安排一切和“生物不变说”讲起，特意提到“拉迈克氏使用说（Lamark’s Theory Use and Disuse）”即“用进退废”理论对于达尔文的启发和影响，全面译介了达尔文在“《物种原论》（Origin of Species）”中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和“自然淘汰”等概念，在进化学理的介绍上更为严谨周全。

杜亚泉注意选择易为学生理解的现象，作为有关进化的证据。他以德国发现的鸟类化石“构造在鸟类与爬虫类之间，为两类本为同种之确证”为例，推而说明“且观下等生物，动植之界限不明，则即谓动物与植物，其初均为同种。”也只有他明确指出了进化论对于动植物研究的意义：“动植物之分类，即依其体制之繁简单复，……为纲为目，分科分属，无不以进化论为根据。”

在他编校的动物学、矿物学教科书中，有关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的演进及灭绝是一大特点，较早介绍了“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等知识。教科书还配有三叶虫、剑龙、始祖鸟等插图，有“始祖鸟，殆为爬虫类与鸟类之中间物”等说明，为其他教科书所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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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的进化论述与其“形而下”的自然哲学观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杜亚泉为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他编译过大量教科书，而是因为“五四”前后那场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当时杜亚泉正在《东方杂志》主编任上，他和持“激进”态度的陈独秀等人各为一方代表展开论战。论战的结果一般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杜亚泉以“调和论”者的形象黯然退场。这场论战意义重大，“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1990年代以来，杜亚泉这个名字又一次引起学界注意。随着“保守主义”价值被“发现”，学界在反思近代激进思潮时，肯定杜亚泉在文化上所持的“内在超越”模式，冠之为“另一种启蒙”。

如何理解杜亚泉及其文化观，关涉到如何看待文化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及是否存在“保守的启蒙”等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杜亚泉的自然哲学观。一个“在学理规范和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的学者、编译了众多自然科学著作的学者，其自然科学观与文化观是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可以从杜亚泉的博物学进化论述中找到线索。

杜亚泉对东西文明的看法、他的文化观，奠基在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之上。他在《东方杂志》上1913年7、8、9三个月连续发表《精神救国论》长文，深入阐明了他所译介的“进化论”对其东西文明观形成的影响，从而表达了他对中国未来文明的态度。

通过对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杜亚泉认为达尔文的学说“由马尔桑斯之人口论推演而来”，强调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加上斯宾塞的进化说，虽然不同于纯粹的生物学原理，但二者都是“唯物论”的进化说。正是这种“唯物”哲学，大大释放了人类的贪欲。如他所说，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以孔德之实验论启其绪，以达尔文之动物进化论植其基，以斯宾塞之哲学论总其成”的“唯物论哲学”带来一股“物质主义之潮流”，逐渐向世界弥漫，以致形成一种“危险至极之唯物主义”。其危险性在于“一激进人类之竞争心，二使人类之物质欲昂进，三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这是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

一战后中国人对于西方“物质主义”进行反省，这是当时很多学者所持的立场。近代全球化的启动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征服。面对这个开端，积贫积弱的中国难以抗衡在科学和民主成果推动下，生产力和需求日益增长的西方列强。杜亚泉把物质进步的历史看成是物质主义的泛滥，把“进化理论”看成是打开了物质主义洪水的闸门，表现出西方“物质”与中华“文化”对立的思路。他甚至认为洋务运动以来，李鸿章等人提倡富国强兵论，结果却造成洋务人员成为“奢侈与腐败之代表”，其罪魁祸首就是“物质主义”。他的解决思路是用“唯心论”来对抗此种“唯物主义”。早在20世纪初他就在《普通学报》发表文章认为，“基于科学而发达之形体的文明，即形而下之文明，则东固输一筹于西；若属于思想道义界之精神的文明，即形而上之文明，东西之孰优孰劣，固未易遽判也”。这段话鲜明表达了杜亚泉对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态度。在他看来，“科学”不过是“形而下之文明”，远不如中华传统的“精神文明”。他开出的“调剂”药方就是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串起“如遍地散钱”的“西洋之片断的文明”。这种看法与晚清“体用”思维模式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一脉相承。就此而言，龚育之认为杜亚泉思想实质上是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再现，这一评价是深刻的。

我们回头再看东西文化论战中杜亚泉的对手对进化论的认识，并不浅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认为生物进化论和人权说、社会主义学说三者并列为“近代文明之特征”。从拉马克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说”的最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欧洲人笃信创造世界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的观念，使“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人类的自主性和理性被激发出来，科学文明由此而生。比较二人对于进化论的理解，毋宁说陈独秀的看法更深刻地揭示了进化论对近代科学、理性文明的推动意义。

杜亚泉对近代博物学的启蒙贡献卓著，但他在文化选择上的犹疑徘徊和分歧，说明了近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杜亚泉说自己不过是“科学家的介绍者”，的确有点名副其实。时代让杜亚泉身兼二任：既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奠基人。我们应当给杜亚泉在科学进化论传播上一个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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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教育：中国启蒙之始

就像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揭开欧洲启蒙的序幕一样，杜亚泉等学者的博物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启蒙意义同样重大。

从知识传播角度看，自然常识长久以来被排除在儿童基础教育之外、只作为经验性常识存在。博物教育改变了这一状态，帮助儿童树立合理、健全的知识结构。从思维方法上来说，近代博物教科书以科学的分类学安排知识，讲求观察和实验，这在传统蒙童教育是没有的，它是科学教育的重要开端。

博物教育的最重要贡献是传播了自然进化理论。以往我们多只注意进化学说传入中国的严复路径。现在我们发现，博物教科书也是传播科学进化知识的元勋。从康有为、谭嗣同到严复都强调进化学说的哲学和政治伦理意涵；而博物教科书所持的是严肃的科学立场，所尽的是知识传播的责任。它本着科学精神，给学生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19世纪整个生物科学最突出的重大成就”——细胞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在博物教科书中作为常识而播种。这是一场弥足珍贵的科学启蒙。

博物教育对中国人文化观念的影响、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样极具作用。民国初年著名的博物教科书翻译者唐英曾经说过：

“自动物学发达以来，知诸动物之构造作用及生活状态之中，元有一定之法则，并知人类亦依此法则生活于地球上。故以人类为中心之误解全消，而所谓人类者之观念遂以公平矣。”

这证明科学、理性和秩序（法则）是博物学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贡献。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博物知识的学习与科学的自然哲学观的树立还有一定距离。杜亚泉的博物教育成就和他对进化学理的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就是例证。编译博物教科书最多、对自然科学教育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却把博物学和进化论看成“形而下”的知识，这反映了自然科学教育在中国起步时的复杂状貌。当时中国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情超过了对科学的关注，故而科学观念、科学思维的树立自然不易。科学精神的培养、启蒙之艰难至今犹然，值得后人深思。（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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