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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下的南京大屠杀:日本陆军恶行最重,铁证如山仍不认罪

2018-03-12 来源: 周渝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东京审判下的南京大屠杀:日本陆军恶行最重,铁证如山仍不认罪 - 1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分享至朋友圈。

2018年3月4日,一男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录制滋事视频并上传至网络,引发公众强烈谴责。3月8日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孟某某给予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这名男子之前就曾在400人微信群内发布“南京杀三十万太少”等言论,被群友举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于2月23日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946年4月29日,法庭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28名被告的起诉。这28名甲级战犯中,有一半人皆为日本陆军高级将领。最终判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除广田弘毅之外,全是陆军出身。而判处终身监禁的16人中陆军将领占了9个名额(含军转政者)。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2人却无一是陆军。这场审判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那场席卷整个亚洲的战争灾难中,日本陆军是罪魁祸首。

南京大屠杀罪魁受审

根据远东法庭最后做出的判决来看,松井石根是受审的25名战犯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其他24名战犯均被认定触犯了破坏和平罪(三大类罪行中的第一类,主要指对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策划),而松井是唯一的例外,他的罪名中没有破坏和平罪。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松井没有参与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层中,因为他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一样,都是20世纪30年代在华兴风作浪的“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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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右一)等一群战犯分别聚在两张桌子旁聊天,而东条英机却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孤独地抽烟

松井石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于同年进入陆军大学,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等皇道派主将是同期同学,松井本人也是皇道派军人。1915年,松井调任驻上海武官,开始他十几年的“中国通”生涯。七七事变后,他又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率部侵略中国上海,后又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担任主攻南京的任务。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松井也干了件与土肥原、板垣同样的事——建立傀儡政权。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一书中记载:“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应该在华北建立中央政府,对以建立地方占领政权为目标的特务部的行动很不满。为此,松井大将让军司令部参谋长勇和南京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另外实施了建立政权活动⋯⋯”只是松井在推行该政策时,与其他日军高层将领产生纠纷,“结果是,华中的新政权在1938年3月脱去了中央政府的装扮,作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了”。这足以证明松井石根在为侵略阴谋积极活动这一方面与其他战犯并无不同。1938年3月5日,松井被召回日本,并于同年7月20日出任内阁参议,至1940年辞职。这经历使他无法参与到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中,也应该是其没有被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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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举行南京“入城仪式”,检阅之前进攻南京的部队

远东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判焦点全聚集到南京屠城的问题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修筑泰缅“死亡铁路”并称日军在二战中的三大暴行,这其中发生最早,情节最为恶劣的当属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沦陷后,整个城市完全置于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军队的控制下,日军从进城起就对城中平民进行屠杀、强奸和掠夺,对战俘实施集体处决,残酷而血腥的杀戮持续了40多天。根据当年远东法庭的估算,“在日军占领后最初的6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有两万以上的妇女遭日军强奸后杀害,“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正是松井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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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

法庭的举证过程中,南京大屠杀可谓铁证如山:屠杀中的幸存者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现身法庭亲自叙述自己如何在日军大规模处决平民的杀戮中死里逃生;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证明其在大屠杀期间亲眼看见医院被送来无数被刺刀戳伤的伤员和很多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基在南京屠城期间目睹日军烧杀淫虐的暴行后,冒着生命危险用16mm电影摄影机拍摄的一段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影像资料。当时在金陵历史大学担任外教的麦纳·希尔·贝茨作证说:“南京失陷后在两个礼拜半到三个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个礼拜到第七个礼拜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在南京屠杀的举证过程中,有一项特殊的证据来自于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这是当时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陶德曼在电文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城屠杀、强奸、劫掠、放火等一系列暴行,电报的结尾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这份电报让法庭高度重视,在最终给松井的定罪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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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许传音博士在证人席上动情地讲述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他的经历

尽管证据确凿,但罪魁松井石根及其帮凶武藤章竟试图推卸责任。武藤章曾在1937年12月14日至25日作为参谋长的副官在南京待过十天左右,据1946年4月20日对他的讯问记录中载,武藤章对南京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事件矢口否认。松井石根则以自己当时生病为由,将屠杀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

他说:“⋯⋯当南京陷落时,我正卧病苏州,至12月17日始入南京城。当接宪兵队长报告后,即下令将肇事者从严惩罚。检查过所述大规模屠杀暴行,我从未获得此项报告⋯⋯”实际上就在松井以胜利者姿态举行进城仪式的12月17日,“南京几个主要的街道有十四处被日军燃起冲天大火”,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屠杀愈演愈烈。

松井最为无耻的自我辩护就是在法庭上举了个“弟弟和哥哥”的例子,他说:“我始终相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

这番言论让在场法官们感到十分荒谬,检察官皆认为这强盗逻辑不值一驳。南京大屠杀,人证、物证俱全,法庭最终判定松井石根有罪。在他的判决书上有那么一段话:“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劫掠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压倒性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开始的,迄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还没有停止⋯⋯”这就是对松井的谬论最有力的驳斥。

松井石根被起诉的罪状一共9条,而在法庭最终判决中,有8条罪状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只有第55项“怠于防止违约行为”的罪状被判有罪。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认定犯共谋罪,且只因一项罪名成立就被送上绞刑架的战犯。有人认为这个结果是对南京数十万冤魂的交代。但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元凶朝香宫鸠彦却逃脱了审判。

此人于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7日接替因病在苏州疗养的松井石根,出任攻占南京的临时总指挥官,期间他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这道密令在田中隆吉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然而朝香宫鸠彦这个满手血腥的战犯凭借其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不得不说是东京审判中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

走向绞刑架

经过长达两年的庭审,终于到了撰写判决书的关键时刻。对于战犯的量刑,各国法官意见不一,印度法官帕尔甚至提出一份长达25万字(英文)的意见书,主张所有甲级战犯应无罪释放,他认为“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于东条英机及其他二十四名被告身上,于法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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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人将装着被告判决书的箱子搬到位于日本东京陆军大厦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大厅

各国法官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进行投票表决,就在投票前,在东京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会议上坚决主张从严惩治主犯,对最后结果起到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3日,判决书的制作全部完成,次日上午正式宣判。两年前,欧洲的纽伦堡法庭也这样对纳粹战犯进行宣判,那次的22名战犯中,有19人被判有罪,3人被认为无罪,而这次东京审判,各国法官最后投票的结果是:25名被告全部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7名主犯被判绞刑,这7人中以对广田弘毅的死刑判决争议最大。除广田之外,其余几乎没有争议的6人全部出自陆军。

1948年12月23日凌晨,7名甲级战犯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七个被绞死的战犯,提前24小时被通知行刑。当时他们都很悲伤,尤其是板垣征四郎,对他过去的罪行后悔不已”。曾在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执行判决的美国中士约翰·伍德又一次在东京执行同样的使命,但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次东京法庭的绞刑是秘密执行的,现场没有记者参观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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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64 岁的板垣征四郎正在听庭长威廉·韦伯宣读对他的“绞刑”判决。前日本陆军大将板垣曾任近卫内阁与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关东军参谋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

战犯们分两批走向绞刑架,“各犯验明正身后,即步上13级刑台,面对着各证人。各战犯站在刑台上之后,即被蒙上黑罩,接着又被套上绳子”。行刑的时间仅用了35分钟,战犯的尸体也没有如纽伦堡战犯那样被拍照存档。根据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表的公告,“土肥原贤二于12时7分半钟死去,东条英机于12时10分半钟死去,武藤章于12时11分半钟死去,松井石根于12时13分死去。第二批于12时15分进入刑场,一切程序如前,在12时20分执行。板垣征四郎于12时32分半死去,广田弘毅于12时34分半死去,木村兵太郎于12时35分死去”。

出身于日本陆军的甲级战犯,除以上7名被处以绞刑外,其余9人全被处以无期徒刑,他们分别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大岛浩(后转外交官员)、佐藤贤了。其中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两人病死狱中,而其他的7名战犯于50年代相继被释放。

亲历建筑“死亡铁路”的二战老兵弗雷德·塞克在时隔多年后这样写道:“总有一些人,处于自己清楚的目的,顽固地否认那段黑暗的历史。对他们,我只想说,去远东很多国家看看那些墓地吧!⋯⋯去那些地方,如果你还有勇气,请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暴行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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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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