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来源选自：《阎明复回忆录》

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

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我的脚大，穿四十五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原来入寝时间早过，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整夜一动不动，以免棉衣裤掉下来。至于没枕头，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这都是后话了。

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秦城监狱的第一次提审

辛酸和耻辱，以及饥寒交迫、饥饿难挨的日子，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

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

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

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讲过的话谁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姑且称之)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毫不懂政策，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

本来，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但这位组长来后，看也不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再掏出一个信封，倒出几片茶叶，用水冲开，再品尝几口，才抬起头来，看我几眼，然后发问，你是阎明复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我说，是。他问，你认识陆定一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我说，没有。他说，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我说，没当就是没当，我们只为常委服务。他问，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我说，当过呀。他说，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我说，没有，毛主席接见尤金我当翻译。他说，不准你提伟大领袖!我说，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来：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你再抵赖，拉出去枪毙!我说，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只能无奈地收摊了。

过了几天，我的专案组来了。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相信党的政策。

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还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坐一辈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话：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我不能讲假话。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应该说，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勇气、信念的过程。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诱供”，“讲假话”、“乱咬人”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犯人”，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讲假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面对“检举揭发，立即释放”的诱惑，面对“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讲假话”的念头。坚持不讲半句假话，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帮”被打倒后，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我说，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实事求是。而最不讲政策的、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

若干年后，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谈到“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时，陆老气愤地说，这些家伙坏透了!

熟悉的咳嗽声

1968年四五月间，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只能从时隐时现、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为难友的命运惋叹。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多少年过去了，还在心里、还在耳边，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

吃饭——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

理发——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但总算是剪头啦，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了。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而剪指甲时，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洗澡——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

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第五个犯人先走，以此类推。总之，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这也难怪，一个楼里大约四十五个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有专门扫地的哨兵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读报——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苏修特嫌”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在漫长的监禁中，《人民日报》成了我的无声同伴，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

我记得，1971年9月中旬以来，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语录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报了，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才听说他叛逃未遂，机毁人亡。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煽动造神狂热，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同时，我还为自己的敏感、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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