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没能预测苏联解体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文选自《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以色列】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著 孙成昊、张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1993年，一场警民间的流血冲突后，一名示威者走在遍地石块的街道上。

当苏联这个航空母舰轰然崩塌的时候，作为当时世界的另一极、“获胜”的美国却有点错愕。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忽视了对手?忽略了苏联解体前的诸多端倪?最近出版的《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从源头出发，揭露美苏之间的矛盾与误解，试图解释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没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澎湃新闻获得授权刊登其中的部分章节。

恐惧、残暴和创伤

尽管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虚弱已经十分明显，但是西方情报机构直到其崩溃前夕还不愿承认，苏联已不再构成军事威胁。苏联制造的武器劣质，士兵身体素质虚弱、普遍缺乏士气、战斗能力弱以及苏联红军在阿富汗的糟糕表现，都不能让西方相信苏联只是一个泥足巨人。

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不相信红军的虚弱表现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答案在于斯大林政权的残暴不仅恐吓了苏联人民几十年，也留下了创伤性的残余，影响了西方情报机构对苏联的认识。

斯大林逝世50年后，《消息报》经济编辑米哈伊尔·博格看着桌上那部沉默的电话，还是面露恐惧。这部布满灰尘的老式电话曾直接与克里姆林宫相连。苏联解体后，《消息报》也变成了自由媒体。他每天上班，都试着不去看它，而它在报纸、杂志堆里仍旧很扎眼。一种自律式的压抑，一种在迷雾中摸索的感受让博格不愿意想象电话线上还有谁。“这部电话连着谁?”1995年5月他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过去用于政府和党内官员的内部通信，包括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苏联解体后，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因此我不知道它是否能用。”

除了恐惧电话那头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推理。这部名为Kremlevka的电话也与官职等级名录上的内部电话系统相连。一个背景过硬的人通过秘密电话本就能接触到政权核心，而无须走烦琐的官僚程序。任何一个人的“Kremlevka”电话突然打不通了，或被拿走了，他必然马上要呼吸到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

原始恐惧来源于对布尔什维克恐怖以及苏联二战后残酷对待东欧的记忆。布尔什维克决意向西扩张，让人们对其可能席卷世界的恐惧加深。1944年斯大林镇压了匈牙利反抗，1947年红军拿下了波兰和罗马尼亚。接下来就是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苏联封锁了西柏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焦虑地看着斯大林执行其对雅尔塔协定歪曲的解释。雅尔塔协定是二战接近尾声时反纳粹同盟国签订的。当然，苏联的统治者看待事情的眼光不一样。他认为自己扩张苏联势力范围的举动符合协定。

1949年，苏联加入核俱乐部，西方愈发担忧苏联的残暴。这种感情催生了冷战50年间的好莱坞电影和中情局对苏评估。“里根政府说苏联已经赶超我们，我们都相信这一点，”莱斯利·盖尔博在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心态以及第一届里根政府急于武装自己时说道。

美国急切心态的另一个原因是，珍珠港事件的创伤促使美国愿意为情报机构花费大量资金，以便改善预警体系，打造足够的军事力量阻止或抵抗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攻击。这种创伤和军备扩充极其疯狂，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实力均衡甚至已对美国有利时，一些西方战略学家仍然声称美国军事力量不足以回应日益增长的苏联实力。

在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时，苏联人也表现出长久以来对入侵者的恐惧：鞑靼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1981年的一个冬日早晨，共产党优秀党员、负责教育的安娜·伊万诺娃同志在莫斯科第二十八中给27位13岁的学生讲公民学课程，其中一个学生叫亚历山大·兹普拉科夫。这堂课与伊万诺娃其他的课程一样，谈到了那些想要摧毁苏联人民的敌人。敌人就是“德国人和美国人”，兹普拉科夫说道，“德国人总是排在前面。”

兹普拉科夫出生于1968年，就在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被镇压。1995年，他仍然住在莫斯科的老地方，紧邻“白宫”，叶利钦就是在那里平息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兹普拉科夫孩童时期了解的捷克斯洛伐克动乱就是“西方的阴谋，我们的东德兄弟帮助苏联军队摆平了威胁祖国的人”。

“他们恨我们，所以想要摧毁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伊万诺娃同志1981年对她的学生说道。“我们相信她说的每一个词，”兹普拉科夫15年后说道。另一位老师叫亚历山大·尼科拉亚契，聪明机智，比伊万诺娃同志更受欢迎。尼科拉亚契告诉全班学生，有一天他们或许会真的遇到德国和美国敌人。

这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1988年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变化，”兹普拉科夫称，“我们的媒体热情地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西方之行，称之为巨大成就。媒体不再将西方描绘成恶魔，也不再称美国想要消灭我们。”

“让我告诉你，”洛博夫将军说，“以一个红军将军的身份。苏联从未想过袭击西方。”洛博夫可以被称作苏联版的亚历山大·黑格。他说话直接莽撞，给人的印象是不会使用外交辞令。事实上，苏联几乎没什么政治家、将军或外交官采用“西式”的沟通方式——这也是他们不了解西方，西方不理解苏联的原因。当然，像多勃雷宁、扎米亚京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接受了西式的外交辞令和行事风格。这让他们容易与媒体及西方同事打交道。但他们只是少数。大部分苏联领导加上他们易激动的斯拉夫性格，很容易给西方人留下具有攻击性的印象。现在，这种易激动表现为一股深深的忧伤或一种沮丧的焦躁，洛博夫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意识里，任何靠近边境的行动都意味着潜在的西方威胁，”洛博夫这样解释苏联对美国人的恐惧。“在苏联，西方意味着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失去过家庭成员。敌人从哪里来?”他自问自答，“总是从西方过来。”

洛博夫是华约解散前的最后一任参谋长。他饱含感情地形容华约解散：“我觉得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样。”从他的角度看，对俄罗斯的威胁总是来自西方。“毕竟，我们民族遭受过什么?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然而西方武装了它，它袭击了我们。二战后发生了什么?一模一样。西方炮制了北约。我们想要保护自己，这还不够明显吗?”

洛博夫认为西方害怕苏联这种说法是一派胡言。

你要是认为我们能与美国军事实力竞争或威胁美国，那绝对是疯了。是自卫的需求驱动我们。受过一次袭击，难道还敢掉以轻心?但是，发动袭击?是我们率先在欧洲建立军事集团的吗?是我们给日本丢下的原子弹吗?原子弹杀的是日本人，但却是冲着我们来的，想告诉我们谁是老大。

斯大林在1949~1952年间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于1996年首次被披露。据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文安立博士说，这些谈话表明斯大林是个谨慎老道的领导人，他建议中国领导人避免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无论是为了中国台湾还是其他地区。“斯大林不是圣人，”洛博夫说道，“但是西方大多数有关斯大林的出版物都是宣传。西方害怕希特勒，然而是谁武装了他?面对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无尽战争，我们必须奋起抵抗。”

理解竞争比赛规则的困难始于冷战。“民主”武装了美国。“民主”是个多面体，并且有多种办法可以绕开“民主”。苏联则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所武装，独裁者广泛使用这两种“装备”，以便强调和放大外部威胁。多年来，至少直到二战时，美国人在欧洲文化面前都会觉得低人一等，而苏联似乎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苏联的文化表象包括沙皇时期残留的对法国的好感、共产主义革命后德国文化的迂腐，它们就像浅薄的浮云萦绕在莫斯科上空。导弹技术、大剧院芭蕾舞团、对政治对手的迫害、对邻国的压制，这些都出现在苏联。这种不和谐的混合体让人想起纳粹的恐怖，于是西方开始把苏联看成第三帝国新的化身。

一旦惧怕苏联和认为防御措施十分必要的观念渗透西方思想，这种想法就会直达决策者和民众。国防建设夸大了威胁，推动了军事力量的增长。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暗藏于国家迈出的每一步中，这些集团反对用更理智的方式评估苏联威胁。

在这场历史创伤对抗历史创伤的战斗中，情报机构本应拥有专业的权威力量、卓越智慧和公民勇气来缓和形势，并且不受历史幽魂的干扰而提供评估。但这一切并未发生。相反，当历史的伤疤被揭开时，东西方情报机构常常充当催化剂的角色，全面拉开偏执多疑行为的序幕。

在1969年中苏冲突中，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告诉尼克松总统，苏联正考虑对共产主义中国采取核打击。当时的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公开了这一估计，并表示美国要做好准备。

中国和苏联都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尽管冲突严重，却无关存亡。时至今日，许多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并未考虑军事选项，更别说核选项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部署大量军队的主要目的还是防御。

的确，苏联花费1000亿美元保卫中苏边境，尽管中国的军事能力比它弱得多。苏联高估中国“威胁”的原因是其根植于历史的对于侵略者的极端恐惧。然而，西方情报机构却没能领会。尽管苏联准备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的提法错得离谱，对习惯性散布谣言的情报机构而言却是正中下怀。

苏联的恐惧感不比西方少多少。1981年驻西方的几个克格勃活动站接到命令，加紧搜集“莱恩”(“对苏联突然核打击”的俄语缩写)行动的信息，找到美国策划核袭击苏联的证据。华盛顿的活动站任务最繁重，克格勃和格勒乌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将相关资料送给克格勃总部。

曾任克格勃华盛顿站特工的尤里·谢夫茨在他的书里说：“每天傍晚我们都要查看不同的政府办公室，看是否有窗户亮着灯。我们在可能负责导弹袭击工作人员工作的大楼旁边数停车数量，翻阅报纸找寻任何有关联的迹象。”

基于这些关注重要目标的报告，克格勃总部会准备一份简报，每天早上送去克里姆林宫。这是苏联情报机构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之一，包括了上万名特工和情报官员。据中情局苏联问题专家哈利·罗兹里克称，1981年苏联至少雇用了400名情报官员，每人大约联系25名特工——总共约有1万名特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莱恩”行动。“这次行动，”谢夫茨说，“占用了我们大量精力。”他承认大部分克格勃官员都知道这一行动目的很可笑：“但作为忠诚服从的公务员，我们把每一点可能相关的信息送回国，从而加重了总部的恐惧——无论信息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两年之后的1983年11月2日，这种核恐惧妄想从情报机构间升级为军队间的恐慌。当北约准备执行“优秀射手”计划，检查成员国核防御程序时，美国情报机构截获苏联高级别警戒传输，说明莫斯科真的惧怕美国在准备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几天之后的11月11日，为避免情报机构误读导致事态升级，这一演习被取消。

直到1985年9月，美国人才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其恐惧的程度。克格勃伦敦站站长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叛逃至西方。与他的英国上线一道，他准备了一份长达52页的报告，描述苏联对美国核打击的恐惧。戈德尔维斯基加上他的个人评价，即苏联的恐惧如此真实、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某个临界点可能会先发制人。美国人接受了这一信息，这才逐渐缓和了辞令。

随着20世纪80年代进入尾声，第二届里根政府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上升，对“苏联熊”的恐惧有所缓和。但是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形象就是一个极具威胁、不断扩张的强国，苏联还利用借助原始的恐惧力量为国家和经济利益服务。敌人越可怕、越邪恶，就越容易动员整个国家，为国防谋求更多预算。这种恶性循环推动了无休无止的常态思维，很难从中突围。

失败的情报搜集、情报评估——或者二者兼有

人们对中情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的情报搜集能力看法不一，在这种阴霾下，对苏联究竟构成多大威胁也莫衷一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对摆在办公桌上的中情局报告甚为不满。他向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将军抱怨道，中情局在苏联没有人力情报来源，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真正的间谍。“事实上，”《华盛顿邮报》记者、作家鲍勃·伍德沃德说，“在苏联有一些间谍，但是只有一个是好而且靠得住的。”

中情局一位多年来负责苏联事务的高级官员不想谈论间谍的数量，但是承认在苏联开展情报活动确实困难。“监管很严格。奇怪的是，许多人自愿向我们提供情报，但我们却害怕有猫腻。在苏联按惯例管理情报人员也很难。我们只能大量依靠叛逃者、移民以及合法游客，但是这些都是碰运气，都是一次性的情报来源。”

有关苏联的数据并不少。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方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间谍卫星能够监听和观察，已经从社区偷窥者的程度上升到日常的情报搜集工具。现在似乎所有事情都已经公开，唯一的难解之谜就是对方的意图。

特纳将军十分推崇科技，包括卫星、监听设备和其他窃听工具，这些设备能让情报工作变得纯粹利落。卡特总统是民主党人，也是自由派，就推动美苏缓和以及有关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纯粹情报”问题与共和党斗争。特纳提供给卡特的“纯粹情报”符合他的道德价值观，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纳本人并不受意识形态驱动，他缺少情报方面的背景，也没有聪明才智让单调乏味的情报推动一场刺激的智力游戏。

他的继任者威廉·凯西是截然不同的人。他绰号“情报先生”，拥有大量实战经验，对情报处理把握得很好。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技术手段获得的情报固然好，但却不够，必须要有情报人员的补充。他的继任者威廉·韦伯斯特更像一个公司负责人而不是情报官员。下一位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有顶级情报官员那样敏锐的直觉，同时也执着于惩恶除奸。恶在他的定义里就是苏联。特纳故意拒绝做出必要努力发动人力资源，而凯西和他的继任者们则无法招募到能接触到核心机密战略情报的苏联公民。

中情局资深特工甚至想不起来曾招募过多少重要的苏联间谍。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人力资源，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德，当然也有苏联的叛逃者。叛逃至西方的人数量很多，他们过上了西方的愉快生活，都愿意提供情况。有些人还是军人，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令人扫兴的是，中情局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对苏联叛逃者抱有极大的怀疑。如果叛逃者提供“商品”，即关于苏联邪恶企图的情报，他立刻会成为政府眼里的宝贝。如果没有，他很快就会被怀疑为奸细。

西方情报机构的最爱之一是前克格勃少校阿纳托利·戈利岑。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叛逃至西方，多年来给中情局提供了不少关于克格勃制造假情报、行动及意图的“解释”。在他卖给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里有一份关于中苏交恶的原因，他的解释是，这是克格勃的圈套，想让西方放松警惕。西方很多人都信了他的话，结果发现这完全是胡言乱语。

戈利岑的谎言带来的最大破坏在于对其他苏联志愿者和叛逃者的中伤，这些人曾试图为西方情报机构服务。哪怕是真心想帮助西方的人也被怀疑是双重间谍。苏联解体后，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斯坦尼斯拉夫·祖博克经过调查，没有发现证据证明戈利岑所说的“大计划”，即克格勃策划实施的、旨在欺骗西方的大规模散播假情报活动。祖博克发现，克格勃开展零星的散播假情报活动和选择性行动，只是为了掩盖苏联的虚弱。

不过，在一件事情上大家意见一致：美国情报机构拥有很多关于苏联的信息，无论是经济、军事工业、军队部署、战备物资，还是外交政策，简言之，包含了所有情报机构所处理的问题。拥有这些信息，就应当可以勾勒出苏联外交政策走势和军事能力的图卷。用情报机构的行话来说，唯一缺失的东西就是有关“敌人意图”的数据。

然而，情报机构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情报不足，而是因为尽管中情局和情报机构紧盯苏联，但始终未能理解苏联变化的重要性。情报机构的问题不在于情报信息过少，而在于整合情报的方式不对。这一点从未被提及。

“要想知道对方想干什么很难，非常难，”研究苏联历史的理查德·派普斯教授感慨于过去的痛苦经历，叹了口气。“苏联领导层是个紧闭的秘密团体。无论如何，政治信息都是最复杂、最难理解的。”许多情报机构人员和学者在处理情报评估的理论问题时，都指出了其中的困难之处，包括固有的人和机制的弱点。在里根政府期间，派普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在此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他担任“B组”组长，负责处理中情局的苏联战略能力评估，因此派普斯能够接触到情报机构材料，参与处理情报评估。他确信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苏联的情况，中情局以及借助中情局力量的决策者了解情报机构和政府应知道的一切。“情报机构的文件把苏联的内部危机描述得一清二楚，”他说道，“这些描述与克里姆林宫从克格勃手里拿到的并无太大差异。”

老布什总统执政时，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常常思忖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缺少高级别间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虽然有关苏联基础设施和作战设备的情报评估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得并且是基于相对的“铁证”的，但是凭借照片或判定数量无法解决的事情，如外交事务、社会发展、国内事务，当然还有对方意图，这些大部分都只能依赖印象和先入之见进行判断。从这一点看，斯考克罗夫特有一点完全说对了，就是他的评估和那些情报机构专家的评估在可靠程度上差不多。

搜集情报相对容易，而将其转化为精准的情报评估则困难重重，阿富汗是说明这一差距的绝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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