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aCola最初的中文名叫“蝌蚪啃蜡”？看到这个名字你会喝吗？

1927年刚刚进入中国时，“Coca-Cola”有个拗口的中文译名“蝌蚪啃蜡”，不开胃到极点，可想而知长时间销售惨澹。

可乐

主笔/葛亮

小说家，文学博士。现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任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小说《北鸢》 《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散文《小山河》，电影随笔《绘色》等。作品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6 年“中国好书”奖、《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得主，2017 年“海峡两岸年度作家”。

关于蒋彝最著名的段子，和享誉世界的饮品相关。1927年刚刚进入中国时，“Coca-Cola”有个拗口的中文译名“蝌蚪啃蜡”，不开胃到极点，可想而知长时间销售惨澹。

负责拓展全球业务的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以350英镑的奖金重新征集译名。一位旅英学者从《泰晤士报》获悉，以“可口可乐”之名应征，一击即中。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蒋彝。

如今看来，这脱颖而出的译名在市场上的斩获，可谓令人击节。我上课与学生讲到商业翻译的“信达雅”，仍常以之作范本。其他提及包括“宜家”（Ikea）或者“露华浓”（Revlon），当然也是颇具典故的妙译，但总觉不及“可口可乐”活色生香。

这件事，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蒋彝是个很有趣的人；其二，他对中西文化触类旁通。但这本《伦敦画记》，副标题是“哑行者在伦敦”（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缄默的形象，总与有趣有些不搭调。

事实上，字里行间的蒋彝“聒噪而温暖”。 其行文风其实类似漫谈，随意跳脱，有些信马由缰。

我喜蒋彝，在其谦和，将自己的文章低进尘埃里。他称所作画记，为“枕下书”，不为学富五车之人所着。并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对读者的分类，不敢捭阖于肤浅、无知、饱学之间。

其好有一比，说西方人很喜欢在中餐馆点“Chop Suey”这道菜，其实就是广东话里的“杂碎”。意在混合琐屑，亦成大观。

所以，你在蒋彝笔下，看不到针砭时弊。谈及对政治的冷感，他甚而自称还不及认识四年的老邮差健谈。但有趣的是，在行文里，蒋彝频频提到一本喜欢的杂志《笨趣》（Punch）。这是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类杂志，以批判时事、揶揄时人著称。

可见蒋氏的夫子自道，或许也是对自己一种大隐于市的人格保护。

事实上，他的文章里，处处入手于微，但又颇见英国散文之讥诮。比如他谈到某次宴请，关于女主人的形容 ，写道：“如果我说她类似鲁本斯（Rubens）画里的女士，你大概就知道，她看来什么样子了。”这几乎是兰姆（Charles Lamb）的口吻。

但整体上，上承明清小品性灵之风，或是西人爱他的地方。他谈伦敦的夏天，回溯乡情，说到中国人爱荷。其中有颇风雅的一笔，即将小撮茶叶置于花苞中，过一两日，茶叶便会散发微妙若无的香气。熟悉《浮生六记》的朋友，自然会心。

或许他的一双“中国之眼”，永远带着饱满的好奇，去刺探异文化的痒处。在他看来，英国的有趣，因拥有完整而迷人又匪夷所思的文化体系。《名字研究》大约最能体现这种文化对撞感。

这篇文章令人莞尔，在于蒋彝放弃了一贯的淡和笔调，从无法容忍英国人对有上千个“比尔”“约翰”“玛格丽特”安之若素讲起，进而“谴责”这个国家取名的随意程度。 中国人取名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而在英国堪布兰， 一个卖羊肉的农民却可以也叫“羊肉”（Lamb）。那么姓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巨大的好奇推动蒋彝做了似乎荒诞的事情，翻看伦敦的电话号码簿并发现了诸多“无法想像的姓氏”。

进而推论， 一个窃贼可能是“高贵先生”（Mr.Noble）,一个生病走路慢吞吞的人可能是“匆忙先生”（Mr.Rush），一个矮子可能姓“高人”（Long fellow），一名国会议员可能是“管家先生”（Mr.Bulter）。这种揣测，或者带着点淡淡的恶意，也是两种文化对接时必然付出的代价。

其实西人看中国的名字，又何尝不若此。有次小聚，一位艺文界的前辈，说欧洲电影圈，谈及张艺谋导演皆称Johnny，众人自然很费解。听他解释才明白，西人将张的姓名发音按自己的习惯拆解为Johnny Moore，自然将张导演叫成了邻家兄弟。

蒋彝的伦敦，着眼于人，包罗万象。见诸细节处，则犹抱琵琶，全赖中西读者各自解读。一如他写一个大雾天，中国友人带美国朋友登山的故事：

登上了山顶，四周尽是绵延的雾霭，尽头处是小山模糊的轮廓。“可这儿什么都看不到。”美国朋友抗议道。“那就对了。我们上来，就是什么都不看。”中国朋友回答。

本文原载于《时尚芭莎》8月上 读书专栏

编辑/徐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