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撰文：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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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素王：康有为的革命性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说说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他的名字曾改过两次，初名有为，后改祖诒，“乙未成进士，复名有为”（张伯祯语）——乙未年是1895年——字广厦，号有好几个，包括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每个号都有其寓意，如西樵山人对应他在西樵山（广东四大名山之一，今属佛山南海区）隐居读书的青年岁月，游存叟对应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他有一方印，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民国二年（1913年）归国之后，曾在上海愚园路购地建房，名“游存庐”，《游存庐落成诗》云：“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至于今。”这则可引出其晚年之号天游化人，此时他所思所想，不再济世救人，而是心游天外。

这些号中，最著名的一个，自然还是长素。这也应是他使用最早的一个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只提此号，不及其他。那么这个号有什么意思呢？最流行的解法认为，长者，超越也，素者，素王也，素王者，孔子也，合在一起，即超越孔子。孔子是无位之王，在其之上，只能是有位之王，由此足见康有为的志向或野心何其巨大。

好玩的是，康有为不仅希望自己超越孔子，还希望他的弟子超越孔子的弟子，试看他给五大得意弟子——号称“康门五哲”——取的号：大弟子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超越端木赐（子贡）；麦孟华号驾孟，超越孟子；曹泰号越伋，这个伋，有二解，一说孔子的孙子孔伋，一说孔子的弟子燕伋，反正都是圣贤；韩文举号乘参，按唐德刚言：“把曾参当马骑也。”听起来，各个要超凡入圣，超迈绝伦，事实上，只怕这些弟子都没有拿老师的恩赐当回事，譬如梁启超，似乎从未使用过轶赐之号。

关于长素，另有一种善意的诠释，认为出自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一语。此处之素是纯净、纯洁的意思，长素可解作“成人之后保持赤子之心”，正有一番雅意。但是，如果我们洞悉这一诠释的来历，必定不以为然。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1894年8月4日），余联沅上折参劾康有为，主攻方向是《新学伪经考》，其中拿长素之号说事，称“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光绪下旨，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明，梁启超听闻消息，四处活动，托人游说李瀚章，以致李瀚章的回奏，对康有为大加回护，不仅称道其“溺苦于学，读书颇多”，并云“其以长素为号，盖取颜延年文‘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之意，非谓长于素王。其徒亦无超回、轶赐等号……”一场祸事，就此化为无形。不过这样的政治辩护，显然不合康有为性情，他一贯工于心计，与赤子的坦荡全不相干；何况他自少时便以圣人自命，志在比素王还高一档的圣王，赤子之流，岂能入其法眼。

马永康曾考证康有为的名、字、号来源，关于长素之号，他提出了第三种、也是最原始的解释，即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宣统元年底，康有为致梁启超信中云：“盖自冠年学道，得素位而行之义，因以自名。故一生行事，力为其难，而又未尝苦行，不染不舍，以为究竟。汝习与吾久，岂不识之耶？”（1910年1月27日）同年另一封信中，他明确了取号的具体时间：“此旨自廿一岁大悟彻得来，因以素为号，行此三十三年矣。”（1910年2月4日）所谓素位而行，出自《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大意是君子应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要生非分之想。这一命意，自然十分光明正大，不过康有为一生行事，恐怕远远谈不上素位而行，而屡博出位，惊世骇俗。此外还要注意，如果康有为早于二十一岁那年便取“素位而行之义”为长素之号，为什么三十三年后才对外阐发，为什么连其最亲信的弟子梁启超都不知道呢？当他向梁启超追问“汝习与吾久，岂不识之耶”，反而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所以我推论，这种解释不可当真，哪怕出自康有为本人之手。

对照这三种解释的来龙去脉，可知第一种何以最为流行，因为它最契合康有为其人，最易呈现康有为的性情与心志，从而最能为舆论所接受。长于素王之说，在晚清并非秘密，而是公开的谈资。如章太炎自编年谱，曾谈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上海办理《时务报》期间与康有为一派的冲突：“春时在上海，梁卓如（梁启超）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末尾提到向栩，东汉人，《后汉书》称他“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其行径恰与康有为相仿，不过向栩曾官居侍中，则非康有为所能及。

有人会说，章太炎与康有为属于论敌，他的话未必可信。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戊戌变法期间，有一位刑部主事叫唐烜，不仅与康有为毫无瓜葛，与朝中各大派系亦无勾连。他留下一部日记，其中记载了对康有为的观感：“……原名康祖诒，字长素，即祖述尧舜之义，长素云者，孔子为素王，而伊之神圣则又过之。”“其弟子辈，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汉唐宋明诸大儒，视之蔑如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四配十哲”指在文庙陪祀孔子的弟子，清朝增至十二哲。这是局外人的见闻，极具证据效力。另如刘体智《异辞录》云：“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可视为对晚清舆论的一种描绘。

与长素之号相应，康有为有一绰号，曰“圣人”。这也说来话长，得从其少时讲起。据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乡邻称其圣人，不免有些讥嘲之意。再看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四年（1878年），他二十岁，抛弃了旧日的书本和友朋，闭门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则可作为圣人的正式起源。

由这两段史料，可知康圣人绰号之内涵，一半推崇，一半嘲讽，前者往往出自其弟子，后者往往出自其论敌。试看章太炎致其师谭献之信：“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狂。”（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1897年4月20日）康有为被弟子尊为圣人，被章太炎斥为狂人或神经病，于此可见一斑。

话说章太炎也有神经病之名，其绰号章疯子，恰与康圣人相映成趣，可作一副无情对。他曾因苏报案而被囚三年，出狱之后东渡日本，在留学生和革命党举办的欢迎会上，曾自称是神经病：“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坚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这里的神经病属于好话，而且这番话大有道理。古往今来，天才人物大都卓荦不羁，超尘拔俗或愤世嫉俗，而不为世俗所容，流俗对他们的观感，往好了说叫奇人异士，往坏了说就是神经病。譬如唐烜日记云，北京士大夫眼里的康有为，“或目为奇士，或斥为妖人”。与此相应，没有敢做神经病的勇气，往往难成大事。

关于章疯子与康圣人的神经病之举，再说一例。章太炎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与梁鼎芬同事。有一天二人闲聊，说起康有为，梁鼎芬道：“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笑答：“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这一答语，大抵也是“狂悖滋甚”，吓坏了梁鼎芬及其背后的张之洞，“立致程仪三百金，讽太炎令去”。从这番对话，可知章太炎所守护的不是政统，而是道统，他本具排满思想，并不介意康有为取爱新觉罗氏而代之，不过康有为要当儒教之主，他则接受不了。由此更可见康有为的狂悖，章太炎致谭献信所云“不及十年，当有符命”云云，当非诬赖。

从这一大堆故事与轶事，不难发现康有为的性格，第一是狂妄。他自视为圣人，“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为使命，正应了那句老话：吾侪不出，如苍生何。话说近世多狂生，如章太炎、谭嗣同，不过论狂妄的程度、时长，以及对历史的影响，只怕无人可匹敌康有为，他的狂妄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败坏了多少事。而且狂妄得有其资本，如果资本不足或空空如也，那就不是狂，而是妄。康有为的口碑，正挣扎于狂与妄之间。他的资本，一向有些争议，如其成名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被指剽窃廖平《辟刘篇》《知圣篇》等。鉴于此，后世曾将他比作星宿老怪丁春秋（金庸《天龙八部》），也许贬斥过甚，倘若拟之为雪山派掌门威德先生白自在（金庸《侠客行》），可能更恰当一些。

第二是与狂妄相应的偏执，即康广仁所云“伯兄思高而性执”。如梁启超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所云，康有为之为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为了论证自己的学说，常常不惜曲解或抹杀证据，其做学问如此，做事情亦然。其实早在此书写作二十年前，梁启超便在《南海康先生传》文中明言：“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其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照此说来，称康有为偏执，已经相当委婉，说难听一点，就是专制。

狂妄、偏执之人，行事往往急躁，这是康有为性格的第三点特色。他在戊戌年前后的种种言行，如主张“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常迎来“卤莽灭裂，轻易猖狂”“操切浮躁”“操之太急”之讥。不过康有为的急躁，不尽是个人性情，还有时代背景。前面曾谈及王照与康有为之争，王照主张办教育，开风气，以渐进的方式推行新政，康有为则反驳道：“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这句话可视作时代呼声。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之下，人心不是趋向消沉，就是趋向躁进。

我们谈康有为的性情，目的不仅在描摹这个人，还试图探究一点，这么一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这里需要引出汪精卫的釜薪论。汪精卫曾撰《革命之决心》，发表于《民报》第二十六号（1910年2月）。他把革命比作“炊米为饭”，烧熟一顿饭，需要有人作釜，有人作薪，釜即锅，要求“不惮烦”，对应韧性，薪即柴火，要求“不畏死”，对应勇气，这二者都是“成饭之要素”，不分高下，端看革命者自觉其性格、才能适合作什么。如汪精卫自觉缺乏坚忍，“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孤注一掷，北上行刺。

那么康有为适合做什么呢？显而易见，以他的性情，与汪精卫相似，更适合作薪而非作釜。区别在于，汪精卫面临的抉择，在革命之内：起义还是暗杀；康有为面临的抉择，则在革命之外：改革还是革命。考察改革的要素——改革虽也需人作薪，不过釜才是重头，对领袖的要求，尤其如此——如温和、渐进、妥协、节制等，在康有为身上，一个也无。所以他更适合革命，或者说只能去革命，他的激烈与狂躁，属于革命气质，他的极端与偏执，属于革命思维。吊诡的是，他最终选择了改革——由这么一位一身革命气质、满脑革命思维的人来领导改革，结局如何，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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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中国不保大清”

有人质疑道：康有为拥有革命气质与思维，并不代表他会革命。理虽如此，事实则是，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派系，与其说是改革派，不如说是革命派，当时他推行双轨政策，左右出击，一手改革，一手革命，比较这二者，后者所占比重显然更大。

转向改革之后，康有为对自己的革命史三缄其口，其弟子如梁启超等偶尔谈起，口气则不无暧昧，不知该肯定还是否定。反倒是他的敌人，常以批判的姿态，从反向认证其革命功绩。如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所云：

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向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

章太炎所列举的康有为的革命史，几乎全部属实，仅“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一处，我尚未见到直接证据。陈千秋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聪明绝人而气魄刚毅，可惜早逝，按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其死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年仅二十六岁。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恰好在此前后。那么陈千秋死前是否见过孙中山呢？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云：“中山、（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这是唯一证据，不过见面地点并非章太炎所言的广州，而是香港或澳门。

不管陈千秋是否参与孙中山的广州起义之筹划，可以确证的是，孙、康两派接触，正始于广州起义期间，纵然并未结出正果，却可视作一次铺垫。此后两派屡有往还，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由日本华侨冯镜如（冯氏系孙中山一党，曾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邝汝磐等资助的中西学校创于横滨，孙中山致信康有为，请梁启超前去执教，康有为以梁启超正主持《时务报》笔政为由，分身乏术，改派徐勤、陈默庵、汤觉顿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另外，他觉得“中西”之名不雅，特地更名“大同”，并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如此种种，足见康有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亦可见他对革命的态度，用时人的话说，此时此刻，“二人宗旨亦不大异”。

对于革命，康有为与孙中山宗旨一致，方法或路径则不一致：孙中山采取武装革命，康有为坚持和平革命（康广仁语）。这也是两派虽有往来却终究不能同仇敌忾的根源。说到和平革命，背后有两点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康有为一派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知识人，不像孙中山一派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除了知识人，还有商人、会党分子等，是以后者具备武装革命的能力而前者只能纸上谈兵，甚至连谈兵的资格都没有；二是康有为的双轨政策，主张革命而不忘改革，如上书皇帝、游说大臣以变法等，与执政者、现行体制眉来眼去、藕断丝连——别忘了他也是体制中人——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过于极端、暴烈的方式，说白了，他的革命性并不彻底。

和平而革命，是不是有些矛盾，到底该怎么推行呢？归结起来，康有为的和平革命，主要包括两块：宣传民权，筹谋自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妨换一种说法：秀才造反，惟舌与笔。所谓舌与笔，皆指观念。康有为的革命史，最大贡献即对民权观念的宣传，如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所云：“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说到宣传民权，不得不提康有为的代表作《孔子改制考》。有人顾名思义，由改制之名联想到改革，判定这是一本托孔子谈改革的书。倘若细读，不难发现，与其说此书在呼吁改革，不如说呼吁革命，其激烈程度，堪比谭嗣同《仁学》。论主旨，一言以蔽之，曰民主或民权。尽管当时康有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只能说一知半解，不过他对君主制的批判和君臣之义的解构已经足够精辟，以民主反对君主，以民权消解君权，在帝制中国，自属大逆不道的革命之举。

《孔子改制考》发行之后，争议极大。不必说那些冥顽不化的守旧派对此书的攻击，单说维新派中渐进一系，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等皆持批判态度。张之洞愿意出钱供养康有为，条件是“勿言此学”，康有为则断然回绝：“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张之洞）奚取焉？”孙家鼐专门上折，请求光绪下旨删除《孔子改制考》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这里的改制显然不是改革那么简单——必将“导天下于乱也”。陈宝箴认为，《孔子改制考》导致“民权、平等之说炽矣”，“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所以他也上折，请光绪“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最好玩的还是翁同龢，他向光绪皇帝告状，称康有为居心叵测。光绪问：“前此何以不说？”他答：“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宣传民权，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事，他的弟子如梁启超等更加激进。按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任公（梁启超）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这段话有一小误，梁启超到长沙，当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97年10月17日），其时并非“冬月”（翌年二月十四日因病离开长沙，前后共计四个多月）。狄葆贤入康有为门下略晚，不过他与梁启超交情深厚——梁启超曾说，其故交当中，谭嗣同、吴铁樵以外，惟狄葆贤“最有切密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所以他的记载相当可信。如其所云，彼时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即急进法和种族革命。

宗旨既定，遂有具体动作。梁启超回忆道：

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案：Inspiration，意为鼓舞）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努力向外宣传，……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编到这一年，时有记述：“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再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云：“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先是（谭）嗣同、（唐）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湘学报》，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则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这些都是康有为一派宣传民权的证据。

以康有为的野心，其革命行动自然不甘于观念传播。除了宣传民权，他们还尝试推动腹地自立。所选中的省份，一是湖南。请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为复赵必振（曰生）信：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权，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启超）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

此信非常重要。康有为的革命史，如宣传民权，筹谋自立，皆可从中找到印证。游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湖南自立一事，主要由梁启超承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梁启超上书陈宝箴，断言“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这么说不是着眼于当下，而是未来，因为“若使德人胶州之祸不息，今岁即成瓜分之势，斯无可言矣”。国家快亡了，要做最坏打算，“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后者”——当时谭嗣同的许多言行，也是以“亡后”“善后”为名目。而且，不是说自立，就能自立，起码需要五年时间来经营，“若能假以五年，则湖南或可不亡也”。

梁启超还有一封《复刘古愚山长书》，作于同年四月。收信人刘光蕡，号古愚，陕西维新派领袖，与康有为齐名，有“南康北刘”之谓。信中称东南诸省即将沦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会步台湾之后尘，“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夷迹为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万一上京有变，则六飞行在，犹将赖之。故秦地若立，东连晋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国一旅之兴，必在是矣。”他希望能与腹地二三豪杰一同经营此事，“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诚，力扶危局，亦未见天下事之必无可为也”。据此信可知康有为一派筹谋自立的第二个选项：西北。

这里要另说两点。第一，黄彰健指出，梁启超致刘光蕡、陈宝箴信中所云“六飞行在”“使乘舆播迁，六飞有驻足之地”等（六飞是古时皇帝的车驾，暗喻皇帝或皇权），貌似为朝廷着想，其实都是幌子、门面话，不可信以为真，其真实想法应与“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有关，当然这不宜宣之于口，不能明目张胆劝刘光蕡、陈宝箴置大清于不顾。第二，就军事眼光而言，梁启超瞩目西北，绝对高明，他清晰预见，一旦上京或东南有变，唯有西北可以避祸，两年后庚子国难爆发，朝廷逃亡的路线恰也如此。

康有为一派的种种革命行动，尤其宣传民权，有时需要公开传播，故而容易授人以柄，成为罪证。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鼓吹民权革命论，便被当地的守旧派抓住把柄，最后参到皇帝面前。当时扣在康有为头上的罪名，最著名的一则，无疑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结合康有为的革命史来看，这一罪名，并不冤枉。黄彰健曾用数万字来考证这一问题，其中提及何树龄致其师康有为的一封信，正适合钞在此处，作为结语：“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大浊国”即大清的隐语。

3

康有为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既然康有为倾向革命，为什么会在戊戌年投身改革呢？说起他的转向，我们需要继续抄那封给赵必振的复信。回顾了戊戌年前的革命史之后，他转而写道：

及见皇上后，乃知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又能决开议院，授民以权。当时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上即无权。上曰：吾以救民耳，权之有吾何论焉？此固英德意奥法俄所死人千万而不可得者，而一旦上能敝屣天下而行之。吾为感泣，愿效死焉。……夫圣主之挺出，岂独天下不知，即吾开保国会时亦不知。陈军机次亮告我曰：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我答曰：此真军机颂圣之言，吾不信也。及既见圣明，乃知出于意表。试问天生此，又今遍历诸艰，不以为救中国计而何哉？

如此信所示，康有为从革命转向改革，转折点在于觐见光绪，深深感受到皇帝的“圣明英勇”“英明通达”。不过反观历史，可知康有为这一说法殊难成立。他受光绪召见，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此时戊戌变法已经迅速拉开了大幕，他已经置身于改革的惊涛骇浪之中，还谈什么转向改革呢？

这个转折点，显然要早于康有为觐见光绪那一天，我以为可以划到这一年初他到总理衙门与李鸿章、荣禄等人会谈变法，稍后上折呼吁“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即《上清帝第六书》）并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彼时他固然尚未有幸仰瞻天颜，不过光绪对他的赏识与启用之意已经呼之欲出，“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的国情即将被打破，当在上者有所指望，他也势必调整政治策略。这甚至连投机都谈不上，须知权变正是政治的本色。

只是康有为一派一口咬定“既见圣明”导致了他们的转向，令后人无可奈何。譬如梁启超，政变之后逃亡日本，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国局势，有言：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必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

不仅盛赞“皇上之英明仁厚”，而且对革命大加贬斥，称之为“谋国之下策”——一年前他还“醉心民权革命论”呢。其变脸之速，令人瞠目。

梁启超之外，王照的说法，亦可作为印证。王照属维新派中渐进一系，政变之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同流亡日本，不久即分道扬镳。他曾与木堂翁（犬养毅）笔谈云：“及丁酉（1897年）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之谓也。照以为意主开风气，即是同志，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盖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权也。”他是铁杆保皇派，对光绪忠心耿耿，自然乐见康有为转向。不过，具体说到“尊君权之道”，康有为坚持“非去太后不可, 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王照则不赞同，二人的分歧就此埋下。

流亡中的康有为，约1920年

好玩的是，关于康有为的政治转向，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 (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 ，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其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这番诠释，立意十分高明。当康有为尚且执迷于“感今上之恩”所象征的君臣之义，梁启超则把笔锋一转，上升到国情的高度：中国国情，专制既久，民智未开，故而不宜即刻推行民权，应以君权来过渡，故此开出一个折中方案，曰“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观照康有为在戊戌年的表现，大抵符合这十字要义。他虽然转向尊君权，却未尝忘情于民权，正如他虽然转向改革，其思维与行动依然残留革命派的痕迹。

与梁启超的说法相应，黄彰健指出，康有为放弃“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策略，从民权转向君权，同样基于对国情的考量：“与当时旧党对保国会之攻击有极大关系”，“康有鉴于旧党势力之大，自立民权不易行得通，遂不得不利用君权，希望透过光绪，实行改革，逐渐掌握国家实权。”——这也是一说，可与前两种诠释并观。倘若认同历史合力论，不妨把这三种说法一网打尽。

康有为的政治转向，不是说转就转，如转身一般方便，而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境：其身体投向改革，头脑滞于革命。其实这已经足够与时俱进，他们这一派中，许多人根本转不过来。在康有为眼里，唯一能跟得上他的转向节奏的只有谭嗣同一人。致赵必振信中，他谈起谭嗣同的经历：“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语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这则有些“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思，只要能变法，救中国，民权也好，君权也罢，皆可一试，不分高下。

谭嗣同从湖北到上海，“与诸同人论，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此处之守旧，不同于守旧派之守旧，而指依旧坚持民权革命论——抵京之后，遂将此情况转告康有为，请其出面约束。康有为不由感慨谭嗣同是“得乎时者也”。戊戌变法期间，他曾给在日本神户《东亚报》供职的侄子康同和写信，称“……圣人发奋为雄，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我现奉旨专折奏事，此本朝所无者），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有，此千年之嘉会也”，谆谆告诫康同和等人：“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而于偁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此说亦可勿谈。且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1898年7月19日）从这番话来看，此时他的同志依然在高谈民权，主张开议院，正契合谭嗣同所言“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因此“大为满人所忌”，这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一——他向赵必振反思，戊戌变法失败固然是“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有以致之”。

康有为批评“同人”“不知权变”“不知相时”，其实他自己能好到哪里去呢？以其致康同和信中两句话为例。“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因此他反对开议院——对此胡汉民另有一番揣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胡氏在日本东京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上发表演说，痛斥保皇派，称康有为在戊戌年一再退缩，从前主张开议院、立宪法，特旨召见之后，以为即将大用，“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同时他也指出，“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可参《日本变政考》所言：“国议院未可先开，若州县村乡议会，则诚不可不开以达民情也”。这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折中，美其名曰“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却也证明了康有为的“权变”即转向并不彻底，终究不能放下一些“旧论”。如果他真正通权达变，相时而动，后一点也许不会再提。那句“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的批评，用在他自己身上，亦无不可。

4

革命的改革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角，这一点想来没有任何异议，异议在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该怎么定位。以前我们习惯称其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者），比作宋朝的王安石等，而今则有一种论调，坚决否认其领袖地位。譬如认为当时康有为官止五品，仅受光绪召见一次，所上奏折，极少采用，大都落空，最关键的还是光绪对他的态度，并不像以往所判定的那么密切，光绪赏识他的才学，爱读他编写的书，不过只把他当作智库或宣传型人才，故而既未大用，亦非重用，变法初期，曾下旨让他到上海督办《时务报》，并置于与其不和的孙家鼐监管之下，这纵使谈不上疏远或放逐，至少显示了他在光绪心中的地位，绝非心膂股肱，举足轻重……如此种种，哪里该是一个领袖所享受的待遇呢？

这些都是事实，毋庸置辩。我想推敲的是“领导”或“领袖”二字。如果仅仅将戊戌变法视作一场时长百日的政治运动，结合帝制时代的权力运作逻辑，那么领导人只能是皇帝本人。但是，一旦开始追问，光绪的变法思想从何而来，大清朝野的变法风气从何而来，康有为的作用便浮出水面。

窃以为康有为之于戊戌变法的最大贡献，端在一个“势”字。他是造势或开风气者，好比吹鼓手或设计师。张元济对康有为本持批评姿态，认为康有为开保国会“……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不过在戊戌政变爆发后二日，他致信汪康年，转而为康有为辩护：“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对康有为的赞赏，即在“风气之开”。汪康年亦作如是观。他曾致信日本友人山本宪，反思戊戌变法之成败，一面肯定：“……敝国今岁改革，一切颇有除旧更新气象，实皆康君有为一人所为。”一面否定：“顾求治未免太急，康君又不能容人，凡与己不协者，必驱之而后快，以致酿此奇祸。”其肯定之词，也是落在了“气象”之上，并盛赞康有为“一人所为”。

再看彼时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无非“惑世诬民，非圣无法”“摇惑人心，混淆国是”等。政变之后数日，伊藤博文一方问“康有为究犯何罪”，李鸿章答：“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这属于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替康有为遮掩之嫌，话说李鸿章对康有为的态度，可谓赞成其理念，鄙弃其手段。试看这些辞令，关键词都是“人心”。联系造势与人心的关系——所谓造势，营造的是舆论，开启的是风气，撼动的是人心——可知我们为什么说康有为是造势者。

造势或开风气者，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有一专门概念，曰“先时之人物”。先时者，先于时代。与此相对，曰“应时之人物”，应时者，追随时代。两者比照，前者毋宁更难得，更可敬。用梁启超的话讲，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应时之人物，时势所造英雄也。没有英雄造时势，谈何时势造英雄？在梁启超笔下，康有为便是这么一位开风气的先知、造时势的英雄。由此说来，哪怕不能认同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至少可称作发起人：他造就了戊戌变法之势，发起了二十世纪中国激进之势，须知国事之成败，有时正在这个“势”字。

顺道一说，先时之人物，命运往往不佳。如梁启超所云：“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康有为的遭遇，纵然没有这么凄惨，却也庶几近之：他不曾身死绝域，却流亡异域长达十六年；不曾举国欲杀，千夫唾骂，其名声却属毁誉参半，更确切的说法，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且早在戊戌年便已如此。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7月12日），陈宝箴上《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称康有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者”。揣摩其措辞，似乎还是毁之者多一些呢。

回到正题。前面说康有为造就了戊戌变法之势，然而其贡献仅止于此。变法期间，梁启超曾向夏曾佑吹嘘：“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流览，因摩出电力……”（《与碎佛书》，碎佛是夏曾佑的号，这封信后面不无牢骚，如感慨“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等）他能强调的只是“来源”，因为变法推行之后，康有为的表现便捉襟见肘，步履维艰。

何以至此？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康有为的身份和才略。论身份，他虽头顶乌纱帽，本质上还是书生或知识人，并无多少政治经验，论对官场的了解，可能还不如在浙江做过小吏的康广仁。论才略，充其量只能说，他有大略而无雄才，甚至大略一节，亦有争议。梁启超认为先时之人物必须具备三种德行：理想、热诚、胆气。并称康有为“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哪怕这三点都能成立，那也只适合用来造势，而非做事。做事需要的才干，以及相应的德行如冷静、耐心等，在康有为身上，毫无踪迹。这一点，连梁启超都难否认，所以他写道，与其说康有为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教育家，与其说是实行者，不如说是理想者。

第二个因素，涉及康有为的政治派系与思潮。戊戌年前，他本是革命派，尽管同时不忘改革——这么说有把改革与革命对立为鱼与熊掌的二元选项之嫌，事实上两者并不必然冲突，有时反而可相互成就，譬如没有革命的压力，则无改革的动力，革命正可为改革造势，相比用改革为改革造势，也许事半而功倍——待到戊戌年初，“……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商君指商鞅，卒然，意为突然、忽然，这是严复的话，大意是康有为效仿商鞅的路数，突然得到君主的信任。请注意“卒然”二字，如果康有为的得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他从革命转向改革，将随之循序渐进，问题在于“卒然”，突如其来，一步登天，可是他并无充足的思想准备，以致面向改革，背向革命，置身于改革队伍当中，依然一副革命话语与思维。他是这样，谭嗣同亦然。基于此，他们推行改革，必然激进，必然深具革命性。

改革者的激进与革命性，首先表现在话语。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康有为觐见光绪之时，在朝房与荣禄相遇，荣禄问：“固知法当变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他忿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曹孟其《说林》记载的康有为之言大同小异：“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曾引用“日本中央报载有支那细人邹某之言”：“……荣禄尝询康以变法之方。康曰：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问何故，康曰：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可矣。”随即表示否定，称康有为并未说过这句话。按理说，这三种说法，似乎应以最后一种即当事人梁启超为准，不过后世却置梁启超的说法于不顾，而以苏继祖的说法广为流传。对此，我的看法有些折中：康有为固然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只怕还不敢当面恐吓朝中大佬荣禄；另一面，以康有为一贯性情，当荣禄问他如何变法，他肯定会口吐狂言。这两面之间的空地，留给了公众想象与历史演义。最终所生产的“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即便不是事实，却不妨作为一种舆论，以呈现时人对康有为的观感。

与此相应，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兵谏之时曾放言：“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令袁世凯感慨“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此言出自袁世凯《戊戌日记》，这本书长期置于另册，近来却被认为相当可信。我无意考辨谭嗣同之言可信度的高低，是否确凿不移，而有意将其与康有为之言搁在一处，从中抽出一种政治观，姑且名曰“杀人变法”——以这四个字总结康有为、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言行，自觉十分贴切。从杀人变法，到变法尽头的围园杀后（园即颐和园，后即慈禧太后），正处于同一条政治逻辑之上。只是如此一来，这到底是改革呢，还是革命——改革与革命的一大区别，恰在对暴力的依赖和运用？

关于杀人变法，试举一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此折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草拟。结尾一段，向光绪献策，列举了中国与外国的四个变法故事：赵武灵王之罢公叔成，秦孝公之罢甘龙，日本之君睦仁变法之罢幕府藩侯，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请光绪效仿他们，为了“推行新政，速见实效”，该奖励的奖励，该罢官的罢官——既然列出了“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则在暗示光绪，迫不得已，不妨杀人。

话语之后，再说政策。其政策之核心，即“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叫开制度局，出自他所起草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制度局是他的发明，在其同志笔下，有时叫议政处，有时叫立法院，光绪所采纳的说法，叫开懋勤殿。不管叫什么名字，设置这一名为政治咨询、实为政治决策的机构，目的非常明确：夺权。以此架空军机处，就像当年雍正皇帝用军机处架空内阁一样。对此，守旧派反应非常激烈，宣称制度局一开，“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从权力斗争上讲，改革也是权力的游戏。康有为主动夺权，实属政治常态。问题在于该怎么夺权。假如光绪占据优势，正不妨大刀阔斧，狂飙突进，然而此时处于劣势，最可行的夺权策略，应是蚕食，一步一步挤压对手，而非鲸吞，企图一口吃个胖子。不幸的是，这个激进的皇帝，遇到一帮激进的臣子，选择了后一种玩法，结果非但未能吃下对手，反而噎死了自己——开懋勤殿一向被视为光绪与慈禧决裂、引爆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由开制度局，可见康有为的变法方针，正所谓“大变、全变、骤变”，以霹雳手段，摧枯拉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至于具体事宜，则斥之为“琐碎拾遗，终无当也”。这是典型的革命思维和行径。对此，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打比方：“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这一节出自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我怀疑纯属胡之杜撰，而且有其底本，即文悌弹劾康有为奏折）“三五喜事之徒”，正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

革命与改革的纠结与矛盾，导致了戊戌变法的种种败相：改革讲究渐进，日拱一卒，康有为则在急进，一炮将军；改革讲究谈判，康有为则动辄以杀人威胁对方；改革讲究妥协，康有为则从不知妥协为何物，不仅屡屡激怒守旧派，而且把本可同舟共济的维新派中渐进一系逼向对立面；改革好比把钉子钉进硬木板，要一寸一寸来敲，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康有为压根不是敲钉子的料，他手里拿的是大砍刀，所使的招式是“力劈华山”……就此而论，戊戌变法可谓一场以革命方式推行的改革，夸张一点说，这乃是一场披上了改革外衣的革命——如果要从改革者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那么正摆在这里。

5

“保大清不保中国”

偶遇一道历史选择题：

晚清时期，最活跃的三个政治派别，分别被时人概括为“主保中国，次保大清”、“主保大清，次保中国”、“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其中“主保中国，次保大清”指：

A．顽固派

B．洋务派

C．维新派

D．革命派

这道题并不难答，可采用排除法。首先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在晚清已经销声匿迹，可排除B；其次革命派志在驱除鞑虏，推翻清朝，可排除D；顽固派即守旧派，与维新派的区别，主要在政治观，具体到保大清与保中国的顺序，顽固之为顽固，守旧之为守旧，肯定把大清放在第一位，这么一来，答案只能选C。

不过这道题本身便大成问题。暂且不论维新派可分出渐进与激进二系，对大清的态度迥乎不同，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一系，其政治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波三折。拿保大清与保中国来说，康有为一度曾头顶“保大清不保中国”的罪名，这与“主保中国，次保大清”完全冲突。而且，我实在难以想象，怎么才能做到“主保中国，次保大清”，正如守旧派怎么才能做到“主保大清，次保中国”？

事实上，大清与中国，往往只能保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议题，只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与“保中国不保大清”。前者之出处，一般归结到一个叫文悌的满族官员名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7月8日），时任湖广道监察御史的文悌上疏弹劾康有为，从《孔子改制考》一路批到保国会，称康有为“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天天向路人吆喝：“中国必亡，必亡！”这一幕固然夸大其词，不过结合汪大燮致其堂弟汪康年信中所云康有为在保国会演讲“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898年4月14日），可知亦非捕风捉影，凿空投隙。结论是，康有为种种言行，“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奏疏里面，文悌还写道，他曾劝康有为“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这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渊源。

还有一种说法。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申报》（1898年10月30日）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引用了乔树枏——他也是维新派——致梁启超一封旧信。他听说自己名列保国会并刊于《国闻报》，大为不满，当时他去参会，本以为只是茶会，“实未闻贤师弟道及保国会三字”，从而痛斥康梁此举“欲以愚人，其实自愚之甚”。信中又云：“又闻人言，贤师弟立会宗旨，但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则明确记载了“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口号。按黄彰健考证，乔树枏写此信，应在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五、六日（1898年4月25、26日）之间，比文悌上疏还早两个多月呢。不过对于此信的真实度，恕我“于不疑处有疑”。《缕记保国会逆迹》作于戊戌政变之后，属于标准的马后炮、秋后算账，如“逆首康有为”云云，已经把康有为等打入另册，追加之罪，何患无辞，其所援引的证据，理当审慎对待。

话说回来，不管谁第一个站出来指控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不管于何时指控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七字罪名，施与其人，一点都不冤枉。戊戌年前他作为革命派，“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眼中并无大清分毫。投身改革之后，倘若按他设计的激进政治路线，一来未必能保住大清，如文悌弹劾康有为，把变法比作修缮破屋子，称康有为的方法为“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曳之倾仆，而曰非此不能捷速”，结果直接把屋子给推倒了；二来纵使保住了大清，康有为作为变法第一功臣，加之其政治野心，必将独揽大权——黄彰健考证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指出其有志于国家元首，甚至谈到篡位的可能——这样的大清，在一些人看来，到底是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呢，还是康有为的大清，若为后者，其实正接近“保中国不保大清”。

由此再来说戊戌年后康有为何以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立场退却，一退再退，终而反转，最后一头扎向“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深渊或幻象。这里需要引出我的一个推断：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旧滞留于革命阵营；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将推向改革派投身革命洪流，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政变之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其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遂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斡旋之下，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事宜。陈少白“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则答道：“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这可视为对革命的明确拒绝。

然而，康有为一面拒绝革命党人的邀约，一面照旧使用激进的革命方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唐才常在汉口筹划自立军起义，背后主谋正是康有为。尽管康有为接应不力，构成了起义失败的一大原由，却不容抹煞其领袖地位。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曾提及一个细节，唐才常策划起义之时，仿哥老会开立山堂、发放布票之法，发行“富有”“贵为”两种签票，以为入党标帜，票中分嵌“有为”二字，尊崇康有为之意，一目了然。

对于自立军起义，章太炎称康有为“素志尚在，未尽澌灭”，素志，即革命。不过，恰是此次起义失败，致使康有为绝缘于革命之路——有人认为，当谭嗣同、唐才常先后就义，他手中再无革命人才，不得不“告别革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驳斥其同志“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的铁血主张，提倡“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章太炎读后大怒，这才有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檄文——窃以为，直至这一刻，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从此固执己见，不再变易，哪怕时代被革命的浪潮所席卷，哪怕改革只剩下一个脆弱的空壳，哪怕皇上已死，大清已亡，他也垂垂老矣，依然在保皇的破旧旗帜之下抱残守缺，咄咄书空。

写到这里，我们尝试做一小结。李敖说，命运之神把康有为与慈禧硬铸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正一反，有荣有枯，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纵康有为一生，都无法突破慈禧统治的时代，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先知，却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古董。倘若以人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是慈禧，以事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则是戊戌变法。如果说戊戌变法成也康有为，败也康有为，似也可说，康有为成也戊戌变法，败也戊戌变法。所谓败，即限制，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讲，戊戌变法限制了康有为的想象力，既是他的光芒，也是他的重负，压迫他，禁锢他，使他的后半生渐渐趋向保守。至于成，不仅表现于正面，如我们的正史所述，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一生事功的巅峰；还表现于反面，不难想见，假如没有戊戌变法，以康有为的志大才疏、轻世傲物，从事革命之路，会是什么光景与下场。要言之，他从革命转向改革，不是对改革的成全，而是对他自己的成全：由他领导戊戌变法，本无多少成功可能，变法固然失败，他却堪称赢家，用自由与鲜血书写的改革悲剧成就了他后半生甚至后世的最大政治福利。

当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意味着与“保中国不保大清”挥手作别。自此他开始后退，从保中国退向保大清。作为流亡者，他保大清，所打出的旗帜，只能是保皇。皇者，光绪也。除了要利用光绪的号召力，这也充分呈现了康有为的政治忠诚。然而从另一面来讲，此举极具争议，如众多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名为保皇，实则害皇，他在宣传光绪圣明、贤明的同时，大加攻击慈禧，斥之为淫后，称“伪临朝贪淫昏乱”，“伪临朝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耳。”甚至向外国媒体表示，光绪不满于慈禧——这纵是实情，却不宜曝光，因为当时光绪已经被慈禧幽禁，二人关系有如冰炭，康有为越是夸光绪，越不利于光绪，遑论去宣扬皇帝对太后的怨恨，这简直要把光绪往火坑与地狱里推。所以有人批评康有为政治幼稚，有人则痛斥其居心叵测。

康有为的心术，历来是后世的一大谈资。谈及他与光绪的关系，却也不宜指责其心术不正。戊戌变法的失败构成了他最大的政治资本，同时限制了他的政治底牌与招牌，在光绪的英明以及他对光绪的耿耿精忠之外，几乎无牌可打。尤其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在国内，慈禧领导的庚子新政如火如荼，相比他发起的戊戌变法，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海外，革命党人渐渐起势，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令他的传播力和人才库相形见绌。这两面左右夹击，把他逼入了褊狭的困境：不难判断，前者抢占了改革的话语权，后者抢占了革命的话语权，他虽一度周旋于革命与改革之间，而今却两头无着（尽管他的政见属于改革派，然而他只愿认同光绪领导的改革，难以认同慈禧领导的改革）；进而言之，前者对应的是大清，后者对应的是（未来的）中国，他则陷入虚空之中，大清与他无份，中国与他无缘。

这便是清朝最后十年康有为所置身的政治生态，既非“保中国不保大清”，亦非“保大清不保中国”，而是既无大清可保、亦无中国可保。在此困窘或尴尬之中，保皇成为了他仅有的选项，他试图通过对皇帝的忠诚，建构对大清的忠诚，然而这可能是过去的大清，也许是未来的大清，唯独不是现在的大清。由此来讲，所谓保皇，实质上是一面孤绝的旗帜，一种可悲的执念，一条无望的不归路。彼时彼刻，要说比康有为更悲剧的人，大概只有被困于深宫、形同傀儡的光绪皇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天，光绪与慈禧接踵去世，这于康有为而言，既是噩耗，也是解脱。皇帝之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逆风飘扬的政治旗帜，太后之死使他隐约望见了与大清和解的希望。他频频向朝廷示好，可惜主政的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光绪的亲弟弟——并不买账。转机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正如改革失败，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大清亡后，他才有机会忠诚于大清，自此开启了“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政治生涯。尽管大清的复国梦犹如镜花水月，尽管龙椅之上的爱新觉罗·溥仪之才具比光绪还要平庸，他依旧执迷不悟、冥顽不化，伙同一帮遗老参与丁巳复辟（张勋复辟）等闹剧，为了作为残念的大清，宁可使眼前的中国陷入混乱。

康有为赞同复辟，梁启超反对复辟，这一对师徒，再次分道扬镳。在反对复辟电中，梁启超下笔毫不留情：“……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武夫指张勋，书生即康有为。不过，难道康有为真的对政局甘苦毫无所知么？这与其说是眼睛问题，不如说是头脑问题，甚至与其说是头脑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不论大清能不能复辟，至少他的心理需要大清复辟，退一步讲，他要成全的不是大清，而是他自己，他的名节，他的价值等。这正是遗老以及老年人的悲哀之处，他们的病灶不是保守，而是愚昧（确切讲，是甘于愚昧），不是顽固，而是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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