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部90年代神剧，找到了2019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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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据，“丧文化”才不是什么后现代发明，从上世纪思想解放以后，中国青年的个体焦虑就从未间断。

早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千百万青年的共鸣，一代人仿佛“精神初恋”般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争辩为它深思。

那时候的中国，宏大叙事刚刚开始退场，个人重新成为了生活的主语，青年人的焦虑马上就回到了历史前台。

如同现在种种“指南”和“图鉴”成了陈词滥调，上世纪80、90年代，市面上也曾经掀起指南类图书热潮。

有焦虑的地方就有缓解焦虑的生意。

1992年，导演赵宝刚，加上编剧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炮制了一部叫做《编辑部的故事》的神剧，讲的是《人间指南》刊物的六位编辑帮助广大读者解答人生难题。

每集的主题都是一个能引起关注的社会事件，从家长里短的夫妻矛盾，到民科散布的末日谣言。

一经播放，这部喜剧就成了街头巷尾最先锋的谈资。而里面妙语连珠的金句，也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被不断重温，实力诠释了如何用“贫嘴”来针砭时弊。

《人间指南》栏目大赏。

比如有读者来电询问，做人体模特受歧视怎么办？

女大学生因单恋已婚老师打算自杀，如何转移她的注意力？

如何向同事解释练气功的功效？

如何普及家暴错误的常识？

除了帮助别人解答难题，编辑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神奇的是，这些困扰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毫不过时。

既有困扰白领的日常难题：

也有对性别平等的深深忧虑：

还有先锋的人类命运问题：

90年代年轻人的烦恼何其多，今儿个，我们从中挑出了当代青年同样面临的“三座大山” ——

减肥、找对象、和挣钱，看看那时的“知识分子”有什么高招。

01

减不下去肥怎么办？

食堂的王师傅是个胖子。

因为胖，所以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大家说他是假公济私，吃了太多公家的东西。深爱下厨的王师傅无奈申请调职，来到编辑部坐办公室。

坐办公室也不习惯，于是王师傅对编辑们讲出了自己的苦恼，让大家帮忙减肥。

为了帮助王师傅减肥，葛大爷扮演的编辑李东宝跑到街头书摊，翻了半天二战集中营的书，总结出了减肥的三大招式 ——

不吃、不喝、重体力劳动。

肉体限制的同时，还设计了精神禁锢大法：

王师傅委屈了一天后，本打算等回家再补充能量，没想到也被义正言辞地劝阻：

于是回到家，王师傅只得硬着头皮忍受更大的挑战：

这天，小李为了对王师傅实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管制，在办公室跟王师傅聊了一夜不让回家。

夜谈中，王师傅一边回忆起儿时的美好时光，一边对此刻的生活又悔又恨。

可折腾来折腾去，王师傅没有瘦，反而又胖了半斤。

老编辑们也终于看不下去这种“减肥酷刑”了，纷纷上前劝慰。

最终，陈主编为王师傅写了证明：“兹证明该同志体胖，与饮食无关，可以继续从事炊事工作”。

于是乎，王师傅最终干回了自己喜欢的厨师工作。

所以，当2018年减肥大计再一次扑街，与其默念“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的当代顺口溜，不如祭出王师傅的人生格言，那是来自90年代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

02

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婚恋永远是困扰青年的另一大世纪难题。

早在90年代，未婚男青年小赵就和相亲对象在编辑部里声泪俱下地慨叹：

据说小赵是张国立老师最好的一次表演。

这也是编辑小李的头等烦恼。

作为编辑部里的大龄未婚青年，葛大爷扮演的小李，虽然嘴上常常以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为荣，但实际上依然用各式“李式”情话，多年如一日地追求着时髦又文艺的女同事葛玲。

主要的“抖机灵”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招式一：“温柔陷阱”

招式二：“化敌为友”

招式三：“引经据典”

招式四：“欲抑先扬”

招式五：“适时打击”

招式六：“认清现实”

招式七：“给出承诺”

不过用了这么多招式，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当有一天，喜欢的姑娘抛出了灵魂的发问 ——

“你喜欢我哪点呀”，

小李却拒绝回答，转而开始了对知识分子习气的吐槽：

怪不得五年后，当《编辑部》推出了贺岁篇，小李已经在命运的磨砺下丢失了全部的发丝，却依然是孑然一身。

面对熬光了头发还没完成的“脱单”目标，即将一个人吃年夜饭的小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不过，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一样，单身狗有单身狗的苦闷，可走入婚姻也不意味着烦恼的终结。

编辑部里，已婚同事和同事家属们常常介绍“过来人”的经验，可谓字字血泪，比如 ——

结婚的含义是什么？

男人跟女人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不能跟已婚男性私奔？

于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恐婚青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直到三十年后，还能在被催婚的人群中找到无数回响。

03

挣不到钱怎么办？

如今，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都能一言以蔽之：“穷”。

而这一切的开端，要回到90年代，那时“一切向钱看”刚刚成为青年的口头禅。

自从“知心大姐”栏目设立，编辑部就没有停止过出现跟挣钱有关的烦恼。

虽然没后来那么疯狂，但国人忙着赚钱引起的乱子已然开始冒头。

有作家贪图双份儿稿费，舔着脸一稿多投。

国产厂家初尝粗制滥造的滋味，生产出了能且仅能当柜子用的“多功能冰箱”。

骗子为了博取信任，苦口婆心地谈论高尚情操。

办杂志的遭遇了如今新媒体仍在遭遇的问题。

编辑部内部也不断经历着“为人民服务”与“拉广告赚钱”的价值博弈。

就连冯小刚饰演的收听外国电台的青年，也来编辑部散布经济谣言：

所以，早在“丧”和“佛系”的形容被发明之前，90年代的青年就已经展示了什么叫丧起来不留余地。

李东宝曾这样一口气形容自己作为“苦孩子”的艰难人生：

打在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畸形。长慢了心脏缺损， 长快了就六指。

好容易扛过十个月生出来了，一不留神，还得让产钳把脑子压扁。

都躲过去了，小儿麻痹、百日咳、猩红热、大脑炎还在前面等着。

哭起来呛奶，走起来摔跤；摸水水烫，碰火火燎；是个东西撞上，咱就是个半死。钙多了不长个，钙少了罗圈腿。

总算混到会吃饭能出门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车；大街小巷是个暗处就躲着个坏人，你说赶上谁都是个九死一生，不送命也得落个残疾。

赵永刚还说，“我就是那，苦孩子里的头儿头儿，黄连树的根儿根儿，苦瓜藤的尖儿尖儿，药罐子里的渣儿渣儿。”

在当年的主流价值中，丧，连同好吃懒做等等颓废态度，仍是“政治不正确”的堕落品质。

而《编辑部》偏偏爱表现这些。这意味着拒绝虚假的完美，接受人的缺点、脆弱，与那些泄气的时刻。

张国立饰演的小赵，作为90年代“废柴”，跟相亲对象一见面，就因为从不叠被子、从不做饭而一见如故，并美其名曰 ——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城里来打工的小保姆米继红，则是上世纪的“追剧女孩”，最大爱好是在雇主家一个人“静静地看电视。

左手拿着瓜子，右手拿着手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陷入沉思”，唯独不想干活儿。

小保姆米继红的找工作标准。

因为这些真实但在当时看来并不“伟光正”的心声，1992年《编辑部》的上映，甚至引来了文艺界的口诛笔伐。

有人激愤地批评，这种“毒草”怎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民的大荧幕上。

直到《编辑部》获得李瑞环的肯定，这场禁播风波才终于烟消云散。

于是今天，当青年们依旧体会着生活不易，正大光明地喊出“偌大一个世界容不下我一个废物”，这些90年代的丧气时刻，也神奇地超越了时空，与“葛优瘫”一起成了观众回味的对象。

而哈哈一笑之后，人们又将回到当下，拥抱这荒诞的生活，耳边回响着来自上世纪的共同呼唤：

“我就是一傻波依（boy），您甭为我费心。”

参考资料：

[1]  潘晓讨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报章里的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 《编辑部的故事》禁映风波：有人认为是“毒草，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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