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印章：学问、交往和政治

撰文：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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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拥有印章最多的现代作家，周作人的印章收藏尤其能体现他的交往和应酬特色、美学观、学问关怀，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意涵。作为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民国文人最为喜爱的文化空间，琉璃厂的兴衰也直接影响印人及印章收藏的命运。

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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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战时周作人的印章政治，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是寿石工，一是金禹民。寿石工在1940年代有“执北方印坛之牛耳”的美誉，在琉璃厂的铭海阁、清秘阁和荣宝斋挂牌鬻印。他一生治印两万余方，自用印章多达两千余方。寿石工为周作人刻印不多，在所刻之印中，“忍过事堪喜”和“知惭愧”两枚章因与周氏的命运及其哲学连在一起，故颇值得探讨一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京沦陷。周作人企图靠著译教书蛰居北京。然而周氏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足以使他成为日本最想收编的人。1939年元旦周作人家中遭到枪击，让他惊魂不定，无以自处。1月14日，他借用杜牧诗句作如下所谓“打油诗”：“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找得杜樊川。”周在《苦茶庵打油诗》一文中说此诗“为元日事而作”。不久又托寿石工刻章一枚，印文曰“忍过事堪喜”。 所忍之事显然与枪击事件有关。但是忍的目的何为？是为了“安”而“安莫安于忍辱”（《阴符经》）？还是“欲成大节，不免小忍”？又是如何忍法？印文当然难以容纳。然而恰恰是这种暧昧性契合了周作人对战时之事“一说便俗”的内心需求。

如果追溯周氏的生活史和思想史，这枚章还有渊源可寻。周氏于1935年在北新书局出版的《苦茶随笔》，开篇之“小引”部分就是一篇关于“忍”的儒释道三家的具体论述、他本人之于“忍”和杜牧的“忍过事堪喜”的理解，以及在生活中的实践。据该文记载，周氏于1934年赴日期间曾在片濑地方花二十钱烧了一只小花瓶，用蓝笔题字曰：“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于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并且在瓶底钤一长方印曰“苦茶庵自用品”。周氏解释道，他并非以此为格言，只是欣赏它的境界。这种境界犹如饮茶，少儿无法接受茶的苦味，大人喝了苦茶反而觉得爽快，引用《诗经》中“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来印证，却也说“这是大人的可怜处”。至于儒释道三家的忍辱观，周氏认为儒家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并非视忍辱本身有价值，“不过为要达到某一目的姑以此作为手段罢了”，虽然积极，他却并不那么认同；至于道家所谓的“安莫安于忍辱”同样是把它视为手段，仍不够有大谋；周氏认为释家所谓的“内心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之境最佳，特别引用《六度部》第十八之三的“忍辱篇”，云“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那么再回到1939年周氏将“忍过事堪喜”一语入印的行为，似乎上述释家之解释有着更广的内涵，与周氏1939年的心境更妥帖。

1933年，周氏曾托寿石工刻一枚篆书朱文章“知惭愧”。周说：“然则知忧惧或与知惭愧相类，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门乎？” 周氏是在探讨知的范畴与对象问题，这也是周氏要刻“知惭愧”一章背后的学术因素。而这枚章也因常常被使用而为朋侪所知。后因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知惭愧”的周氏遭到嘲笑：在知性上对世间是非异常分明，然而行动却舍是而取非。茅盾以《周作人的“知惭愧”》为题，讽刺周说：“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惭愧的事情。” 周作人的晚年知音张中行在其晚年亦以“知惭愧”为题，感慨知惭愧而能做到无愧太难。 不知是否有周氏的影响在。

金禹民本来是琉璃厂挂单的职业印人，战时因周作人的关系命运有所改变。

1939年3月，周氏被伪北大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8月与伪北大秘书长钱稻孙等共商文学院教职员的人事安排，他本人接任文学院院长一职。而“金禹民”的名字恰好于1939年出现在文学院教员录中。1939年北大“本院教员录”里记载：“雕刻导师 金禹民 彝族 男 年龄：三五 籍贯：河北宛平 住宣外教场四条十五号。” 应该可以推测金禹民的被聘用与周作人有关。查阅1940年北大文学院的教职员名录，发现有如下记录：“以下未聘定 羽太重久 六小时 一二〇元 领津贴”，也就是说，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也是北大的非正式员工，更可以看出此一时期北大文学院的人事安排与周作人的密切关系。金禹民也是非正式教职员工，他的课时费为每小时四十元，比起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的沈启无每月四百元、教授赵荫棠每月三百四十元，可谓低矣。据金禹民当时的学生回忆：“北大的治印课是属于课外活动，因此钟点费不多，每月有一袋面粉的实物配给，当时一般公教人员薪水都很低，实物配给是主要收入。”所以北大授课之外，金禹民还在雪庐国画社教篆刻，同时在琉璃厂的蕴玉斋等刻字铺挂单。 不过，北大收入虽然低，总能稍微改善生活，金禹民内心对周氏肯定充满感谢之情。1940年，金禹民为周氏刻朱文篆书章“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是赠予周氏五十五岁的寿礼，极为周氏珍视。他在《苦茶庵打油诗》中提及该章时说：“五十五岁以后是我的僧腊”，也就是说，五十五岁之后是他受戒出家的日子。然而从与日本合作逐步深入的1940年到他在说这话的1944年，几乎始终沉浮宦海，并不见其出家人面目。此一时期，出现在周氏面前的金禹民不再是琉璃厂上悬润的鬻艺人，他为周氏所刻的章常常是赠品，如“周作人印”、“吾所用心”、圆印“周作人”（1941）等章；而周氏所用之笔、墨、砚台等亦托金禹民购买，不过周氏均付钱给金禹民，也是对后者的体谅。

金禹民的艺术风格与周氏的艺术趣味之间有着一定的匹配关系，就治印人与印章需求者来说，最好不过。然而，鉴于周氏在沦陷时期的社会角色，他的艺术趣味无法独立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沦陷时期的周作人是金禹民的赞助人。同时金禹民因为周作人也接触了不少在旧京的日本文化人，与这些人多有翰墨往来。据张中行回忆：“那是四十年代，金先生给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刻了印，武者小路先生送金先生一张画，作为回报。一方尺的纸上画两三种蔬果，下署‘实笃’，画和字都古意盎然。这张画装在镜框里，一直悬在金先生住屋的墙上。文化大革命之后去访他，看墙上，画不见了，问他，说也丢了。我们心照不宣，相对苦笑了一下。” 沦陷下金禹民与周作人及其周边的关系，注定对二战结束后陷入内战和运动的二人产生影响。“文革”后期，金禹民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深受迫害，后患半身不遂，左臂失灵，只好单臂操刀，晚年所治之印“单臂翁”、“支臂所书”均是蹇运之记录。可以推测并且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是：“文革”期间金禹民的罪状之一，是沦陷时期与伪政权或者政府要人及日本人的密切关系。

说到北京沦陷，周作人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在其任上有一枚签名章“周作人”。该签名章不知作者，也许是专门承接公务刻章的店铺所为吧，也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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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即陷入国共内战，书画篆刻业走向式微。1949年以后中上阶层人士大量离京，对印章的个体需求量锐减。1952年，在古玩、玉器、珠宝业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8月份运动告一段落。文人雅士们的刻字需求被抑制；1953年，政府规定“官印”不再允许私人刻制，琉璃厂刻字商铺雇请的师傅们纷纷离店，同古堂歇业。1956年公私合营，包括同古堂在内的琉璃厂多家刻字商铺并入刻字合作社。到了1957年下半年，“刻字行业业务量明显减少。为解决经营困难，提出了‘以刻字为主，实行多种经营，以副养主’的经营方针开展了电器小产品加工、灌电池瓶、做电闸、电闸刀等生产加工业务，以增加收入” ，篆刻业面临转型。从印学书籍的出版来看，据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记载，1948、1949年间海上辑成的印谱仅十余种，且多为个人自印而非公开刊行。1953年宣和印社刊行《晚清四大家印谱》、《二弩老人遗印》等后戛然停止。印谱、工具书、印学资料的匮乏导致印学普及困难重重。而个人收藏的印章也逐渐易私为公，文人雅集之风不再，印人群体之间缺乏交流。安藤更生1963年秋来到北京，重访琉璃厂，描述并感慨道：“近来的政治情势让这个街道的相貌陡然一变，历史悠久的老铺基本上关张或转业，故人四散，昔日的兄弟情分不见了踪影，有限几个挺过来的店铺，原本金碧辉煌的大招牌也被涂漆的便宜货给替代了，这让我很沮丧。……这条街道之荒凉，更甚于昭和十二年事变时的情景。” 进入“文革”以后，琉璃厂的斋、堂、店、阁等老字号遭受严重破坏。

就曾经为周作人治印的印人而言，陈师曾1923年英年早逝，吴南愚1942年离世，寿石工、马衡、王青芳、齐白石、陆和九、张樾丞、杨仲子于1950、1955、1956、1957、1958、1961、1962年先后去世，魏建功与周别如参商，钱君匋亦不再与他来往 ，随着雕刻业的凋敝，周作人1950年代后所获得的印章都为后辈学生、忘年交赠印，如李象贤、刘佩韦、萧廷义、陈尚农、方纪生、张铁铮等。而赠印最多者，则是与周氏未曾谋面、却是周氏虔诚的拥趸者无锡人冯元亮。1963年得其印9方，1964年得14方，收录《周作人印谱》的总计32方，此外还托冯元亮为他的家人以及友人谷崎润一郎刻印。周氏在1963年11月2日致鲍耀明信中夸冯为谷崎所治长条名印者“别有风格”，“不俗”。在1964年7月11日致鲍耀明信中说：“二十多年不曾刻印，这回还亏冯君。”周氏晚年专力翻译，冯元亮赠之以“译林星凤”印章，周作人表示“为刻印佳，唯云译林星凤则不敢居之不疑也”（1963年6月8日日记）。1964年7月10日，周氏日记记载：“倚魂所刻印十三方，颇有佳者。唯有些过于自夸，亦不敢用。如译林星凤，虽文字大雅，惜无用处耳。”冯元亮对周氏的崇敬昭然可见，然而已是颓龄的周氏连生死都可以看淡，何况此等溢美之词。1964年周作人嘱冯君为自己刻“寿则多辱”，云“寿则多辱庶几与八十岁后作诸章相应，可见周氏对晚年境遇的感受与死生态度。与此同时，周作人则多次为冯元亮写字、写扇面、写对联，给他寄从鲍耀明处得来的丹麦制腌牛肉等，以酬其所刻印章。周氏1965年2月18日日记最后一次提到冯元亮：“晚得倚魂十六日信，乞贷，深愧无以应之。”其时无论冯、周，生活都陷入窘境，一个腼颜借钱，一个囊中羞涩，在终结一个晚年知音的友情的翌年，周氏无尊严地离开人世。

关于冯元亮为周作人刻的章，还有两点需要补充。其一，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枚信玺，是冯元亮刻的。印文为朱文篆书“作人信玺”，收于鲍耀明编《周作人印谱》第14页。其二，关于上述印章“译林星凤”，周作人不止一次表示“无用处”，是感觉印文夸张，周作人并不喜欢。冯元亮是借印章表达对周氏的尊敬，然而晚年的周氏透彻，明死生，当然不愿意使用这类印章。包括另一枚印章“吾老犹健”（收于《周作人印谱》第16页），同样与晚年周氏的自我认知相悖，故不用。相反，冯元亮所刻章中，为周氏用得最多的，即两方“寿则多辱”。

（冯元亮刻）

在周作人晚年的印章活动中，金禹民不得不提。前述周氏晚年获赠印章，往往来自其后辈学生或者忘年交，而事实上方纪生、张铁铮本人并不刻印，他们赠的印章都是托求金禹民、或者与金禹民合赠的。比如1963年张铁铮赠周氏的两方印“知堂八十后作”和“知堂甲辰年八十”，以及同年方纪生和金禹民合赠的“知堂八十岁以后作”均属此类情形。1964年周氏托金禹民为其刻“寿则多辱”印，再次表达自己的生之耻辱。

晚年的周作人自己很少向金禹民求印，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他人求印。前述“疯癫”、“风瘨”二印不必赘言，此外周氏尚托金禹民为谷崎润一郎刻两方名章，而篆刻过程则充满了曲折。1961年11月22日，周作人将鲍耀明请托代谷崎制印一事交给张铁铮处理，但很快被告知，“因刻印者皆须呈报官厅”，于24日将不能办的结果告诉鲍耀明，并祈“原谅是幸”。鲍耀明亦很快回信称“铜印事太费神了，请作罢论。”（12月1日）但为了回报谷崎的情谊，周氏不甘心，故于12月19日致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请他处理此事。次日致信鲍曰：“谷崎君名印事，与其找铁笔家，还不如仍从铜印进行较为省事，因为现在殊少有名印人，偶有一二人，也印刻名印须呈报警察，视同刻字匠人，因而搁笔，故尤不易找也。”周氏的努力终有回报，1962年1月1日，周氏致信鲍耀明，称：

谷崎君铜印事，向文联反映事已告成功，不到十天就送来证件，现当托前回去的友人去办交涉，这事第一步说算告成了，但中国有句格言，“行百里者半九十”，这里文化部门的一关虽已打通，但还要看公安部门（因为刻名印须本人呈报的规定，乃是派出所）能否通过，还要再看，所以且慢告知谷崎君，等到有了十分光时再行告知为妙。铜印如刻好，这回不能再书中夹带了，须要正式当作小包寄，但此事想不成问题，因为斤两很轻，不过几两而已。

在公安部门那里尚未落实之前，周就托请冯元亮刻谷崎石章一枚，又将自己手头的“浴禅堂”铜印托金禹民改刻谷崎名章（对于此事，鲍耀明在3月1日致周作人信中称周“至为‘心苦’也。”）。1月10日，周致信鲍，称：

谷崎君的铜印事，形势当难预料，即使成功也恐怕难望满足。现在万事都感缺乏，如印章要装一锦匣，便没法办，至少要花一两个月工夫，转托糊匣子的人偷闲给做一个，因为他们照例除公家的事外都不能去干的。

1月18日，周致信鲍说：“铜印当可刻成，但系旧材料，故或嫌太小一点，然亦无法，因铜系工业特别需要品，制品在市上无处可找也。”1月23日，周又致信鲍称：“谷崎氏铜印尚未镌成，惜旧印未免太小一点亦较为薄一点（因系磨去旧刻重雕），但无新货，故亦无法，刻成后当设法寄呈。”到了1月25日，两方印章终于刻成，周在给鲍的信中对印人加以介绍，称：“谷崎君的印幸得成功，计铜石各一，皆用旧材料，且不甚大，拓本附呈，刻者金君禹民（号彝斋），系旧印人寿石工之弟子，亦近代铁笔家之佼佼者，系以私人之情谊托刻，故全是一手所包办。尚有一方系江苏文人冯元亮所刻直长小印，前已拓其文呈阅，俟其寄到后一并设法又及。冯君乃文人兼能刻印，故姑请其刻一方也，看去似尚佳，其人盖‘素人’也。”次日又致信说：“谷崎君对于小印似颇满意，未知对于铜印以为何如，鄙意似亦不恶也。小印已于今日托‘无名作家’携带前去，或者能够早到，金君所作印须作木匣，办邮局税关手续，恐要迟几时，唯印文前已拓奉，可请谷崎君先睹为快也。”1月29日周在日记中钤谷崎朱白文印各一方，同日致信鲍，称：“铜印却并不成问题。北京旧制装印锦匣甚佳，今既无铺，亦无人制匣，故只用棉花包裹装纸板匣中而已。收到后乞将二印另行装饰（刻找荣华斋制之）并重行荷造后邮寄为妥。冯君并为鄙人制小印数方，拓一纸附呈，唯似较谷崎君印稍差。”到了2月2日，周在日记中记载：“印章已寄出，这回有‘文联’的介绍信，什么都没有麻烦，可谓运气已极。”2月25日，周致信鲍，称“金君系刻印名家寿石工之弟子，与我亦相识，因找匠人多麻烦，故找到他，省事多矣。”

至此，周氏请托冯元亮和金禹民为谷崎刻印一事所反映出来的世情是：其一，私人刻印已被禁止，只好托关系处理。其二，出口印章的石材有严格规定，田黄、鸡血石进出口都要交税，普通石材则不受限制。其三，因篆刻业凋敝，它的衍生品印匣亦无人制作。本来周想“转托糊匣子的人偷闲给做一个，因为他们照例除公家的事外都不能去干的”，而且“北京旧制装印锦匣甚佳”，但是“今既无铺，亦无人制匣”，结果只能用棉花包裹印章寄出。笔者本想收集1950年代以后有关印章的管理制度和出口制度加以佐证，但寻觅无果。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样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势。1963年10月21日周作人致信安藤更生，谓：“六朝钱文拓本信封制了已有三十多年，因中国仍有忌讳，难得遇见明达的人使用上一回，若在日本便没有什么顾忌了。” 就把自己手头的信笺送给了老友安藤。

一言以蔽之，进入1960年代，传统的篆刻业已全面衰败，周氏晚年获取的印章全部是人情酬酢的方式，与治印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已经不存在了。

1960年代同样是周作人不断地处理藏印、当然也包括其他收藏的时期。分赠的人，主要有鲍耀明、张铁铮、张中行等人。张樾丞刻的部分印章送鲍耀明，寿石工所刻“忍过事堪喜”归张中行，“为哑人作通事”、“案山子也不会”、“畏天悯人”、“有酒学仙无酒学佛”、“不爱江海之珠”、“冷暖自知”等归张铁铮。以此方式回馈他们的人情，当然也有看淡生死及身而散的洒脱。张铁铮回忆他1970年去东安市场，竟然在金石篆刻柜台上发现有周作人的印章，均为“文革”时期抄家物资，其中一方是张樾丞刻“凤凰砖斋藏书印”。 当然，更多的则不知去向。近年来的拍卖市场屡现周作人印章，为此而引发的诉讼也有。

3

晚清以来形成的现代市场机制，以及琉璃厂文化街的繁盛，培育了文人篆刻的商品属性，这些文人鬻艺为生又不失风雅。自1917年赴京就经常逗留琉璃厂的周作人愿意付润金，从职业印人手里购买印章，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9年开始，周氏频繁购买，亦有周边友人馈赠，每年近40方，这样的情形持续三年。对于馈赠印的朋侪，周氏往往以写字、写扇面、赠书、赠信笺拓片等方式回报。北京沦陷以后，琉璃厂衰败，士人群体南迁，文人群体的雅集活动随之凋零，周氏印章主要靠少数特定印人提供，特别是被部分纳入殖民体制的金禹民，无偿地为周氏刻印多枚，并且经常帮助周氏购买笔墨砚台等，当然这也因为周氏为金提供了北大非正式教职的机会；而周氏也会主动付印款以及笔墨砚台钱。当然，这种交往并不能界定为是纯功利性的，这里包含着周作人对金禹民治印水准的认可。1950年代以后，随着篆刻业的转型，悬润的职业印人不复存在，职业藏家的藏品往往易私为公，印章的衍生品印匣的私人制作失去了空间，印材的出口受到限制，而在周氏日常生活中，印章仍然是他的人情酬酢的重要方式。为了回报赠印，周为他人书写扇面、书手札、写字、赠书、赠碑帖拓片，愈到晚年，他回报给赠印者的自身藏品的种类愈丰富，甚至包括物资匮乏时代的食物。概而言之，周氏更珍视职业印人的印章，故而愿意以金钱交易的方式获取，周氏与印人之间的关系也获得长期维系。而在周氏的朋侪交往中，印章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获赠人以书法、信笺、拓片等风雅方法，让赠与人获得合乎礼数的回报，彼此之间有着默契的交往方式，维持着稳定且复杂的互惠关系。晚年的周氏开始将藏印作为礼物馈赠朋侪，然而经过“文革”，大多不知所终。三百方左右的藏印能够制成印鉴的或有二百一十方，但足以绘出一幅周氏不同于文学交往、政治交往的艺术交往之图，可以补足周作人研究。

尽管民国篆刻业较之明清进一步发展，但印章收藏在现代作家群体的价值体系中并不普遍，仍属于高层次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行为，印章与金石学、文字学的特殊关系，反而让置身金石考古学和语言文字学学术氛围浓厚的北大的周氏与马衡、钱玄同、魏建功等考古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在交往过程中，获得了独特的交往方式。魏建功以注音字母入印，是时代氛围使然；周氏在介入北大的语言文字学学术活动的过程中，留下不少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论述，背后有着浓厚的文化关怀和历史视野，这是周氏区别于他周围的语言文字学家的特点。而周氏语言文字学的视野长久以来则被文学家周作人遮蔽了。

周作人在小品文方面的成就众所周知。通过梳理周氏印章，特别是其中的闲章，可以发现印文是周氏的缩微版小品文，同样承担着说物事、抒胸臆、叙事理的功能。如为了纪念早逝的女儿而刻“若子纪念”；“忍过事堪喜”与1939年元旦枪击案有关；“知惭愧”本是叙事理，却因自己的人生选择而遭诟病。“寿则多辱”语出《庄子》，周氏颇喜此四字，文章中多次引用，晚年多次表达生之厌倦，周氏刻三方“寿则多辱”的印章，真真“情见乎辞”。而他本人也是在“文革”运动正酣、饱受屈辱中离世的，印文见证了生命，成为周氏晚年的“谶语”。

印章在周作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并不外在于周作人而被列入奢侈品之列。周氏往往会将一份雅玩，如汉砖制成拓片、信笺，刻成印章，这些雅玩充斥着周氏日常生活空间和交往空间，且持续周氏生命始终，无论革命潮流的涨退、政权更替，甚至在家国危亡的异族统治下，甚至身陷囹圄，都不放弃这种风雅的生活方式。而社会大众对这位思想家或者说知识精英又有所要求，希望他的思想能够与时代的关怀相契合，故而不满他的风雅和恒常的生活方式。那么进一步思考，是否恰恰因为他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完善，使他能够脱离“主义”时代的束缚，最大可能地反抗“主义”对私人领域的支配，从而保持了思想的完整甚至是超前呢？故而今天阅读周作人仍有意义。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文最为2018年7月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以《周作人印章中的趣味、学问、交往和政治》为题刊发于《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1期。本文选自原文，注释和小标题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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