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一场政变，让紫禁城彻底变身博物馆

摘自《了不起的博物馆：河森堡带你逛全世界好玩的博物馆》，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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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中国的博物馆，我想，大部分人都会首先想到故宫博物院（后文简称“故宫”），旧时的紫禁城。

故宫博物院

有关故宫，可能很多人都已经非常了解它。这几年，有关故宫的各种新闻、电视节目数不胜数，比如，央视的大型纪录片《故宫》《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关于故宫的来龙去脉的各种介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那么我这里还能说出些什么新花样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数字。

首先是游客数量。2017年，故宫的游客数量达1699万，这相当于荷兰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而从收入方面看，仅仅是故宫的文创研发交流中心这一个部门，其2017年的线下收入就达1亿元；而线上的淘宝店，收入将近5000万元。

故宫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余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这么大的博物馆，藏品有多少呢？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故宫馆藏文物有186万件（套），除去档案、古籍，光是器物、书画也有120万件（套）左右。

《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有意思的是，这个数字还在慢慢增长。因为在故宫这座大宫殿群里，新的宝物还在不停地被发现出来。比如，2014年，故宫的工作人员在库房里发现两个箱子，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居然是乾隆皇帝的28 000多首御制诗的诗稿。这种意外的发现，在故宫里层出不穷。2017 年，故宫建筑大修，在钦安殿的宝顶里，又发现了大量的藏文经卷。

故宫里的宝贝确实是数不胜数。除了目前现有的藏品，历史上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包括在侵略战争中被劫掠走的、在皇宫中被毁坏掉的、监守自盗的，都算在一起的话，恐怕谁都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城。有关故宫的“皇城史”，想必大家已经非常了解。那么，这么一座皇城，是怎样变成博物馆的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还要从1924年的一场政变说起。

1924年，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阶段。当时，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两派军阀，是直系和奉系。直系，就是“直隶”这一系，势力范围的核心区域在今天的河北这一带，其为首的军阀是曹锟和吴佩孚。奉系，就是“奉天”这一系，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其首领是“东北王”张作霖。这两派为了争夺北京、争夺中国北方的控制权，从1922年到1924年，发起了两次“直奉大战”。

《直奉大战》剧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东北的张作霖战败，退出山海关。但是张作霖不甘于失败，在厉兵秣马两年之后，于1924年再次挥师南下，要和直系的吴佩孚一决雌雄。

在这两派军阀之间，还有另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接影响了两次“直奉”战争的走向。那就是西北军，领导人是冯玉祥。

关于冯玉祥将军，我们难以给出单一的评价。军阀混战期间，他背叛、绑架、暗杀，“演”过很多丑剧；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抗战的主张，四处奔走，体现了爱国情怀。

周恩来总理评价他时，说他是有爱国心但政治视野上有局限的旧军人，这应该还是很公允的。

冯玉祥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冯玉祥的名声不佳。首要原因就是此人太爱倒戈。此人有个绰号，叫“倒戈将军”。据统计，冯玉祥一生前后倒戈多达9次。有人说这是他谋略过人的表现，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小人。张学良后来评价冯玉祥时说，他这个人是“专门说谎话，最后没人信他”。

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在当时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直系想拉拢他，奉系也想拉拢他。1924 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本来的任务是绕到奉军的背后，配合吴佩孚前后夹击奉军。但是，正当吴佩孚率领主力和奉军在长城一带正面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冯玉祥却突然宣布倒戈，全军南下，回师北京。这么一来，直军不但没能前后夹击奉军，倒反而被奉军和冯玉祥前后夹击了。直系军阀当然一下子就败了。

当时冯玉祥回师进入北京时，吴佩孚的主力都在前线和张作霖作战，北京空虚。冯玉祥轻易进入了北京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那么，冯玉祥当时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先是发动政变，监禁了名义上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立了临时内阁等。然后他发电报到广州，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局。但是谁也没想到，在这些做完之后，他马上命令手下的大将鹿钟麟带兵进入紫禁城，逼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3小时内立刻搬家。

你可能会问，此时不都是民国了吗？怎么还有清朝皇帝？原来，早在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举行了“南北和议”，经过磋商，清王朝体面退位，但是民国政府要给清皇室一些优待条件，包括清帝尊号不废、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清皇室、每年拨给清皇室400万银圆等。所以，虽然此时是民国，但在北京紫禁城里，却还住着一个“小朝廷”，清朝皇室的所有私产都得到了保护，清朝的遗老遗少、八旗贵族们也都继续承袭原有的爵位。

故宫旧照

对于这些，冯玉祥却十分看不惯。早年的时候，他就屡次想彻底废掉清皇室，但一直没有机会。“北京政变”终于让他能够亲手把清皇室赶出紫禁城了。所以说，虽然我们总说推翻两千年帝制的是辛亥革命，但是最后真正把皇帝拉下马的，却是冯玉祥。

1924年11月5日，总数只有20多名的警察手枪队闯进紫禁城，领队的是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还有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李煜瀛又名李石曾，是后来故宫的创建人之一）。

1924年警察进入紫禁城

当时，清室正在召开自己所谓的“御前”会议，听说鹿钟麟前来“逼宫”，内务府大臣绍英急忙出迎，鹿钟麟将新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1]的文件往绍英手中一塞，告诉绍英说，旧有的优待条件作废了，赶紧在新条例上签字，然后收拾东西，搬出紫禁城。说着，他掏出两颗炸弹，一下子丢在“御前”会议的桌子上，在场的清皇室成员吓得面如土色。过了一会儿，鹿钟麟看溥仪还在磨蹭，便对手下命令道：

告诉景山，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20分钟！

溥仪一听，大惊失色，心想，景山就在紫禁城后门，居高临下，这大炮一响，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只好带领皇室成员，去掉皇帝尊号，从神武门走出了故宫，这真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其实对于冯玉祥驱逐溥仪这件事，直到今天，各方评价也不一样。然而不管怎样，这件事从客观上却让故宫终于和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法国卢浮宫一样，从宫殿变为人民的博物馆，它们所收藏的珍品也从个人私产真正变为全人类的财富。

事实上，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故宫本来就应该全部收归国有。但是由于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皇帝溥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还得以住在故宫里。我们都知道，故宫的格局分为“前朝后寝”。前朝部分，也就是原来皇帝的办公区域，当时都已经被民国政府收回，并且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都移至这里，并且于1914 年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这就是今天故宫的前身。而皇室则仍住在故宫的“后寝”部分里。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要拨给清王朝400万银圆的生活费，但由于民国政府基本没按时支付过，清皇室就以此为借口，大肆贩卖文物，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而此期间流失的文物，已经无法统计。根据记载，当时从溥仪本人，一直到下面的宦官，几乎人人都在不停地倒卖宫中的文物。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的手枪队闯进故宫，这种大肆倒卖的行为才算暂时告一段落。为什么说是“暂时”呢？因为后来溥仪到了天津之后，仍然大量赠送、贩卖文物。

至于冯玉祥和其他军阀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在此按下不表，咱们说回故宫。溥仪走了，清皇室留下的这么多“私产”该如何处理呢？由于文物过多，“古物陈列所”难以管理。于是，政变后的内阁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并处理一切善后事宜。

到1925年9月，该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文件《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从这份文件开始，人们便开始使用“故宫博物院”这个称呼。文件规定，要设立一个临时的董事会，来管理“故宫事务”。其董事会成员里面有卢永祥、张学良、鹿钟麟这样的军阀代表，也有熊希龄、梁士诒、于右任这样的政界元老，还有蔡元培、庄蕴宽、李石曾这样的学界领袖。同时，它还设立了理事、理事长等。

李煜瀛（字石曾）

随后，该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对故宫遗留下来的各种珍宝做了统计。根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统计后编订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的数据和内容显示，清宫遗留下来的文物总共有117万余件，包括三代鼎彝、远古玉器、书法名画、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造像，以及服饰、衣料、家具等，可谓琳琅满目，万宝云集。

1925年，故宫正式建院，并在乾清门前的广场举行了建院典礼。开放的第一天，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堵塞。市民们争先恐后，都想看看皇家的御宝到底是什么模样。这条消息也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

不过，故宫刚刚成立的那些年，由于时局动荡，也多次被不同的势力接管，甚至一度濒临夭折。直到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和27位理事的任命名单，故宫的发展才得以稳定。“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成为理事长。而成为故宫首任院长的，是李石曾的亲家当过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易培基。

李石曾题“故宫博物院”

1933年，距离“七七事变”爆发越来越近，当时的社会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故宫为了保护文物的安全，开始了“国宝南迁”。当时，相关人员特别在南京建立了文物库房，并且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于是，从1933年2月起，故宫开始把精选出来的文物打包。而早年故宫人手不够，就请了琉璃厂的古董商人们来帮忙。没想到，这些古董商人打包的包裹不但结实，还严丝合缝，专业至极。

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的文物外面还会套上一个大铁箱。

比如瓷器，因为不同大小的瓷器包裹在一起会导致破损，所以就将大的瓷器包在一起，小的瓷器也包在一起，诸如此类。他们还在包裹箱上面贴上了不同的字，有的贴个“长”字，有的贴个“永”字。有人不解，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是古董行里的所谓“秘字”，比如，“长”指代“长春宫”，“永”指代书法作品，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在故宫文物南迁中，这些古董商人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瓷器装箱前集中情形，图见《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图源：视觉中国）

最终，精选国宝被打包了13427箱又64包，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这可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物迁徙。从当时留下来的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打包用的那种大箱子不是今天我们常用的一个人能手提的那种箱子，而是超过半人高、有一人多长的木制大箱子。它们一箱箱被堆在午门前的广场上，一眼望不到边。

结果，文物到了南京也不保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刚刚从上海转运到南京的国宝又要动身西迁。这次，故宫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文物，兵分3路被运往四川。而这场“文物南迁”，是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钱锺书先生的作品《围城》中就描写过当时人们从上海到大后方去的场景。总的来说，当时的人自己都是自身难保，而带上近2万箱文物，万里迁移，更是难上加难。

据当时参加文物南迁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其实，整件事从开始就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南迁文物先后抵达过的地方有长沙、汉中、成都、重庆……很多次都是文物前脚刚刚离开某地，后脚便有敌机轰炸某地。

除了敌人，工作人员还要和白蚁、潮湿、鼠患这些自然环境问题做斗争。文物不仅要运，还要定期晾晒、保养、装箱、入库。然后起运、再开箱、再保养、再入库……这么多文物，在如此恶劣、惊险的环境中搬迁，能够不丢失、不损坏，最后“完璧归赵”，甚至还在重庆举办过西迁文物的战时展览这样的事，堪称“奇迹”。

最后，这些文物安全抵达四川一带，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存80箱，在峨眉县（今峨眉山市）存7287箱，在乐山县（今乐山市）存9331箱。而到抗战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1946年首先集中于重庆，从1947年开始运回南京。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的这段时间里，南运文物中的2 972箱被运至台湾，今天被保存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1951年后，留在南京的文物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库房，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至此，史诗般的文物迁徙才尘埃落定。

文物南迁（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当年这些跋山涉水、为了保护国宝而无私付出的人们。他们中间，不仅有故宫的工作人员、学者，还有大量的文物行业的商人、脚夫、护卫的军队士兵，甚至还有途中伸出援手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默默做的这一切，却为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保存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9年以后，随着国内外逐步安定，历经沧桑的故宫，和其中收藏的百万件珍宝，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环境。在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的工作人员对故宫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工作，仅仅从故宫清理出去的垃圾，竟然就达到25万立方米，几乎能填满一个人工湖。而崭新的故宫也制订了古建维修方针和文物保护的系统性方案。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故宫不仅重获新生，还再次展现出它作为帝王皇城的威严和雄伟，而其中的文物也得到了系统的保养和修复，恢复了它们本来的风貌和神韵。现在，故宫面向全世界的游客和参观者，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古老、深厚和神秘的韵味。同时，它也默默地向我们讲述着故宫百年以来的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沧桑与沉浮。

《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1]清室优待条件包括《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三项文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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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了不起的博物馆：河森堡带你逛全世界好玩的博物馆》

作者：河森堡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