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遣唐使，还有入宋僧：锁国时期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

本文摘自《中日交流两千年》，后浪北京丨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已获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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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遣唐使的废止

众所周知，最早给代表中古中国辉煌的唐朝敲响丧钟的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迫使玄宗皇帝在四川流亡，但其严重性并不只是造成一个皇帝的悲剧，而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基础，进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改革了各种制度，并依靠江南的富庶，勉强继续维持命脉。而造成它一举崩溃的直接原因，便是黄巢起义。

公元875年，黄巢响应最早在山东地区发动叛乱的王仙芝的号召而造反。他曾一度占领都城长安，使僖宗皇帝流亡四川，势力盛极一时。但他之后被出身突厥系沙陀族的李克用等人打败，最后于公元884年自杀身亡。掌握了地方军政、民政两方面权力的藩镇节度使以黄巢起义为契机，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唐朝的政治力量则日益衰微。

在这样的局势下，遣唐使的废止于宽平六年（894年）由菅原道真上奏后正式施行。废止遣唐使的第一个原因正如上述，因为是唐朝的衰落；第二个原因是遣唐使在途中遇难或遇贼的危险性过高。

但不可否认的是，遣唐使在引进先进唐文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官营贸易。可想而知，遣唐使带来的唐朝货物，必定大大刺激了日本平安朝贵族们的嗜欲。九世纪中叶以后私船的频繁往来，大概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高涨的物欲。这样的话，就可以说遣唐使船的作用之一已经逐渐转让给了以唐船为中心的私船。 事实上，早在日本决定正式废止遣唐使之前的九世纪中叶左右，留学僧和留学生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利用唐船了。

最早见到的例子是僧惠萼。此后一直到唐末，利用唐船等渡海的学问僧有将近30人。这说明遣唐使在传入学术、文化这个主要方面的作用，逐渐被私船所代替。 不仅如此，这些唐船远比遣唐使船安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唐船的造船技术高超，与遣唐使船相比，所造船只体型小，但坚固而轻快。而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船员在当时似乎已经掌握了中国东海的气象情况。

从唐船来路与归路的出航月份可以看出，从明州（浙江宁波）一带出发驶入中国东海，必定选择四月到七月上旬期间，这期间可借西南季风之力，易于渡海。反过来，踏上归途时则大多选择八月到九月初期间，即农历中秋以后，开始刮冬季季风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九州沿岸刮西北风，航行到中国东海后风向逐渐变成东北风，有助于帆船的航行。而且由于还没有进入冬季，季风还不太猛烈，恰好是船只遇难危险最小的时期。

如上所述，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遣唐使的作用都已逐渐被私船所取代，而且私船在安全性上要高得多， 又有何必要冒着风险派遣需要庞大费用的遣唐使呢？平安朝贵族下此决议的深处，恐怕有这样的判断在起作用。

遣唐使虽同大陆的大国有睦邻友好之名，但他们是易于舍名而取实的。

这样，长达三百年的派遣国家使节的伟大事业迎来了终点，不久后，在藩镇中最有势力的朱全忠迫使唐朝最后的皇帝哀帝让位给自己，于是共289年的唐朝也随之寿终正寝了。

而上述所说的废止遣唐使以后的情况（事实上是公元838年派遣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即第十二批遣唐使以后的情况），即彼此依靠私船进行交流的情况，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持续到后来的五代和宋王朝时代。

日本与宋的交流

在宋（北宋）朝的160多年（960—1127年）间，宋船来往的次数仅明确的就达70次，可谓相当多，但能够断定为日本商船的却一艘也没有。 可以说这一现象已清楚地表明了宋（北宋）朝时中日交流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与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相对立，双方产生了矛盾和纠葛。

从大趋势来看，日本后来逐渐被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所影响，再加上本身体制内的要求和内部矛盾，最终在接下来的南宋时代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态度。

宋船与唐末的中国商船一样，是小型、轻快型船只，可乘坐六七十人，至多不超过百人，出航的地点仍然主要在江南的两浙一带，利用季风跨越中国东海，经由五岛列岛一带，抵达北九州的博多。航行所需天数一般是一周左右。

《东征传画册》中抵达唐朝港口的日本遣唐使船

由于航海技术日益进步（可指明方向的罗盘被用于航海也是在这一时期），遇难次数已大量减少。因此有不少宋朝商人多次航渡来到日本， 其中有人五次到访。

在日本的交易流程是：宋船首先抵达博多湾头一带，警固所的官吏立即将宋船的目的报告大宰府；大宰府审查该商船所携带的公凭（写有船只来航的目的、船长和船员姓名、装卸的 货物内容、禁止事项和违反这些禁令的处罚规则，以及两浙路市舶司官员签署的类似官方旅行票据），并把检查结果报告给都城；中央接到报告后，商议是否允许交易。

按当时的规定，凡距离上次来航时间间隔不到两年者，即命令其返回本国。得到许可，宋商就被安置在大宰府的鸿胪馆。鸿胪馆原来是为方便外国使节、归化人或遣唐使等在日本停留而设置的住宿机构，随着唐末的变化，即废止遣唐使和唐朝商人增多这一时代趋势，逐渐改成了中国民间商人们的住宿处（直到唐末都是“安置供给”，到五代以后才变成只“安置”，不 “供给”。也就是说，明确地从官方免费的住宿机构变成了自费的住宿处）。

从都城前来的唐物交易使很快就来到安置着中国商人的鸿胪馆，并在大宰府官吏的协助下检查交易物品。此后的程序是： 首先收购政府需要的物品，然后才许可同普通百姓交易。日本进口的物品有唐绫、唐锦等丝绸织物，沉香、丁香、 麝香等香药，紫檀、白檀及甘竹、吴竹等竹木，鹦鹉、孔雀等在日本十分珍罕的鸟兽，以及宋朝大量印刷的书籍等。

反之， 宋商从日本带回本国的物品主要是砂金、珍珠、水银、硫黄等天然产品，同时还能看到大量的螺钿、泥金画、屏风等工艺美术品，想来日本精巧的技术在中国颇受珍视。

以上是以民间为基础的交流，在此期间多少也进行过官方的交涉。

关于官方的交涉情况，虽然积极的一方是宋朝，但日本主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根据《皇朝类苑》记载，一条天皇宽弘五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日本的使者来到宋朝，上奏中国皇帝：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则此光现。真宗十分喜悦，准许建造一座寺院。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描绘了日本人吉备真备入唐的情景

当时日本的外交态度是消极的，但日本政府同时试图通过驻外机构私下进行交涉。 中国方面的主动活动，较早的有三条天皇长和二年（1013 年）时带来的牒文，以及右大臣藤原实资呈给后一条天皇的书信等。白河天皇统治时期（1072—1086年在位）特别活跃，大致相当于宋朝第六代皇帝神宗的时代（1068—1086年）。 延久四年（1072年），僧成寻带着七名弟子入宋。但在第二年，赖缘等五名从僧被迫先行返回日本。宋僧悟本与他们同行。他们乘坐宋商孙忠的船渡海回日本。他们还带了宋神宗的书信和国家赠送的礼物。

虽说是敕书，但不应看成是正式的国书，而应该视为在中国赠送礼品时附的字句。根据《宋史·日本传》记载：

是后〔神宗以后〕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

可见，宋朝把入宋僧理解为朝贡的使者，被允许进谒神宗的成寻自然也被看作是进贡的使者，因此神宗才寄来了书信和礼物作为回礼。 如果从正在恢复大唐王朝声威的大宋国皇帝亲赐敕书一事来看，应当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日本自九世纪末以来就与中国中断了官方邦交，在此期间大概是挣扎于延续消极外交的传统思想与宋朝的重压之间，实际上历经了三年的狐疑和逡巡。

到了承保三年（1076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接受宋朝皇帝的书信和礼物，但这次又因用什么来作为回礼而发生争执。直到第二年才决定由长季朝臣书写回信，回礼为六丈织绢二百匹和水银五千两。承历二年（1078年）正月，日本朝廷终于任命僧仲回为使者，让其搭乘孙忠的船前往中国。

这已经是日本得到宋朝皇帝的书信以后又过了五年的事。 仲回蒙赐“慕化怀德太师”的称号回到日本，顺便带回了牒文（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可能是明州刺史的牒文）。 日本决定这次不送回礼（这是几经商讨的结果），但宋朝的活动并未就此中止。 三年后的承历四年（1080年），担任过接送仲回的宋商孙忠又带来了明州的牒文，而且据说同年（源自《水左记》），宋商黄逢也带来了宋帝的国书。

在此后的堀河天皇和鸟羽天皇统治时期，宋朝方面主动开展的官方交流仍在继续。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官方层面的交流主要是宋朝方面积极，日本方面基本上保持消极的态度；二是这种交流不具备过多的政治性质， 大体上起着推动经济交流顺利进行的辅助作用（正因如此，来书大多是明州刺史的牒文）。

如果再补充几点，一是官方的交流在北宋时代后半期（相当于日本从摄关政治逐渐转向院政的时代）比前半期多；二是日本的态度虽然仍逡巡不前，但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还是尽可能地响应。接着进入了南宋时代，可以说双方交流趋向密切（日本方面也转变为积极的态度）的暗流一直持续不断。

日本态度变化的萌芽

从唐末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这是得到各方公认的。而其中发挥着支柱作用的是各产业的发展、商品生产的盛行、货币经济的扩大，以及城市的发达等 经济方面的变化。

唐末以来，中国商人出海（其契机虽然是唐末阿拉伯商人的暂时撤出），基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和发展所促成。

然而，与中国商人的这种欲求相比，唐末以后日本方面的态度是消极的，唐朝灭亡后甚至执行了锁国主义。这样， 中日之间自然会产生矛盾和纠葛。 调解这种矛盾的办法，就是延喜年间规定的年限制度（来航时间要间隔至少两年）。但一方面有中国商人强烈的交易欲求，另一方面又有日本人对唐物的挚热爱好，这样一来，这种弥缝政策自然逐渐露出了破绽，年限制度就变得徒具形式了。

当时中国帆船的航海技术是利用季风。所以假使违反了年限制度，受到驱逐处分，如果没有季风，也无法渡海返回中国。 在不得已执行缓期处分期间，自然就有了走私贸易。有的来航船只还声称是由于风浪，不得已漂流而来的。面对中国商人的这些手段，大宰府的官吏们理应给予严惩，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根据情况酌情处理，年限制度便听之任之地变得有名无实了。

不过，在大宰府内被日本政府所认可的交易，其实并没有给中国商人带来太多利益。不仅很难以中国商人所企望的价钱成交，而且一旦财政窘迫，日本政府就会故意拖延偿付其利用先买权购买的货物的钱款。

有这样的极端例子：由于拖延偿付长达三年之久，此期间在鸿胪馆等待的中国商人中竟有人饿死。如此一来，宋商们自然会在大宰府以外的地方寻求秘密的民间贸易。这就是带有治外法权性质的各地庄园的走私贸易。 而且，因为日本贵族们也追求唐物，所以最初秘密的走私贸易逐渐地公开化了。不仅如此，后来甚至发展到主张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官宪不应介入。

鸿胪馆遗址展示馆

这是进入南宋时代以后的事情。日本长承二年（1133年）， 发生了宋船在肥前国的神崎靠岸的事件。这里虽是鸟羽上皇的庄园，但管理庄园的平忠盛竟枉自声称，奉上皇之命抗议大宰府官吏们的检查，这是公然否定了大宰府的贸易政策。 事态发展至此，抛弃过去消极被动的对外态度，催生出由日本方面渡海去直接获得中国商品的积极态度，当然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入宋僧

在宋（北宋）朝渡海的日本僧侣，在人数上要比唐朝时少得多，在史料上得到证实的约为20人。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消极的对外态度。 比较知名的有嘉因、 寂昭、成寻等人，其中特别著名的是奝然。 奝然，据说出身藤原氏，其父官至五位，总之是出身名门。 他幼年时便进入东大寺，踏上僧侣的道路。 奝然于圆融天皇永观元年（相当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八月，乘坐宋商陈仁爽、徐仁满的船只渡海入宋。在台州（现在的浙江临海）附近登陆，首先到天台山巡拜，接着在该年十二月奉旨进入宋朝首都东京（汴京），受太宗赐见。

当时，宋朝已经创建了20多年，不管日本方面的意图如何，从宋朝方面来看，可能仍然把奝然看作是感慕德化的朝贡使。 奝然向太宗献上铜器十余件、日本的《职员令》和《王年 代纪》各一卷，并回答了似乎对日本很感兴趣的太宗的各种垂问。 例如，奝然说，日本土地适于种植五谷，但麦子少；盛产轻薄、精细、美丽的绢；东面的奥州盛产黄金，西面的别岛（对马）盛产白银等。奝然还说：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

奝然数次求学于临海龙兴寺，后来龙兴寺已改“开元”之名

特别是最后提到王位是一姓一系，这一点大概让太宗极为羡慕。 后来太宗对宰相叹息说：

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

《宋史·日本传》的大半篇幅被有关奝然的记载所占据。此外，从神武天皇到圆融天皇的详细名字，以及有关日本五畿七道三岛和三千七百七十二乡的地理说明，又占据了其余的大部分篇幅。这大概是根据奝然所献《王年代纪》和回答所写。 奝然作为第一个把正确而具体的日本知识传给中国人的“功臣”，应当被人们记住。 自唐末圆仁第一次参拜五台山以来，五台山巡礼已成为访问中国的日本僧侣们的共同愿望。奝然此后也实现了五台山巡

礼，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印本大藏经，并于花山天皇宽和二年（相当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七月，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 的船返回日本。 奝然回到日本后，为谢恩而命从僧嘉因等人于一条天皇永延二年（988年），再次渡海入宋。《宋史·日本传》上详细列出了奝然献给太宗的工艺美术品。即：

贡佛经；纳青木函、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槵子 念珠各一连，并纳螺钿花形平函；毛笼一，纳螺杯二口； 葛笼一，纳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银莳绘筥一合，纳 发鬘二头；纳藤原佐理（与兼明亲王、藤原行成并称三笔 的书法名家）手书二卷……纳金银莳绘砚一筥一合，纳金 砚一、鹿毛笔、松烟墨、金铜水瓶、铁刀；又金银莳绘扇 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钿书案一、螺 钿书几一。

这些东西大都极其精巧，是当时日本最好的工艺品。 奝然还附了一封谢表呈献给太宗。谢表以“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的沙门奝然启”开头，结尾写道：

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黄、轩之古，人 直金轮之新。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 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 慕恩之至。

因为这是受知遇之恩而写的谢表，所以当然要说一些谦虚的话。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即使此时的日本在政策上是消极对外和锁国主义，但在日本人民心中，一以贯之的仍是强烈的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