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埋雷” “大英帝国”应对香港致歉（图）

香港反修例运动虽肇端于潘晓颖命案，但何尝不是港英遗留的“定时炸弹”（图源：AP）

“我今天克制一些，不展开谈了。但如果英方一错再错，恐怕就要说道说道了。”北京时间7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次回击英国内阁要员在涉港问题上的言行。

此前两天，耿爽一直以激烈的言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责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亨特（eremy Richard Streynsham Hunt）所谓英国有责任捍卫香港自由权利的言论。作为如今在英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政治明星，这位娶了一名中国妻子的英国内阁成员公开宣称警告中国政府《中英联合声明》仍旧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将会有严重后果。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亦因北京在香港修例问题上的立场而被英国外交部“紧急召见”。

诚然，从全球来看，殖民宗主国与原殖民地通常都不可避免地延续以往的经济文化交往，但是像香港这样，为数不少的前殖民地民众尤其是并不生活在殖民地时期的年青一代对原宗主国怀有如此深刻的情愫，而对母国怀有如此深刻的敌意，恐怕极为少见。实际上，争取自由民主、表达对某一政权的愤怒是一回事，而扯出原宗主国旗帜甚至搞所谓“城邦独立”则是另一回事。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自6月份以来香港反修例示威抗议已经越发突破界限，而终于演化为“七一”大游行次日凌晨的夜闯立法会大楼的暴力行为了。

从表面上看，此次香港反修例示威肇端于发生于台湾的潘晓颖命案，修例的意义即在于让之前不存在司法引渡协议的中国大陆、港澳台之间能够衔接。港府声称这是补充法律漏洞之必须，并非完全无道理。且不论潘晓颖命案，不同司法管辖区司法互助确实本就是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所遗留的司法漏洞问题。

英国殖民香港之初曾与晚清政府订立《华人移提回籍条例》，此后中国政权几经更迭，虽然迟至1997年才告废止，但期间实行实难，等于名存实亡，香港殖民当局一直没有封堵与中国大陆、台湾、澳门之间的司法互助漏洞。这一缺陷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比如早年香港“四大华探”之首吕乐因为涉黑得利而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成为通缉犯，但正是因为与台湾当局缺乏引渡协议而终其一生逍遥法外，直至2010年病逝加拿大。

所以说，无论是出于司法正义的普适性还是其他原因，修订逃犯条例，与中国不同司法管辖区订立明确的互助协议不仅必要，而且迫切。这是港英政府欠下的账，不封堵这一漏洞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在这一问题上，亨特所代表的英国政府在原则上是无权指责如今的香港特区政府的。不得不说，这堪称英国殖民者在香港社会埋下的一颗“雷”。

当然，耿爽以及《环球时报》对亨特的“愤怒”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指责。事实上，反而正如亨特所言的《中英联合声明》，无论从当时的声明文本的附件部分还是香港之于中央的法理地位，司法互助的逻辑都是需要澄清的。该声明附件一部分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将协助或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国就司法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

其实，这还不是全部，港英政府埋下的“雷”远不止于此。“七一”游行冲击立法会者高喊五大诉求：撒回《逃犯条例》修订；释放被拘捕的示威者，承诺不会起诉他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把6月12日警民冲突定义为“暴动”；尽快实行“双普选”，即是普选全数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可见，在此次香港社会情绪的爆发中，虽然有对大陆政权的质疑反感甚至“疑惧”，也有对香港未来的不可预知港府执政能力的质疑，也可能有基于上述二者自我“感动”的情绪催眠成分，但其中的激进者恐怕也不乏借修例而争取“双普选”的政治呼声。

众所周知，“双普选”背后反映的是香港百年殖民历史上进程中复杂的政制改革。大体而言，香港被纳入“大英帝国”殖民版图之初实行殖民地行政主导的政制，即英帝国委派总督进行殖民统治。二战后，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解体，一部分直接形成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而香港也一度有可能按照“杨慕琦计划”的民选议员计划得以成立独立的“自治领”，但这一计划最后夭折，香港政制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

曾经参与香港回归前对英接触、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中曾披露，英国政府在香港回归过渡期提速政制改革，试图以代议制取代行政主导制，并故意在直选议员席位上做手脚，尤其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变相将立法局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间接选举改为直选，大大强化立法机构代议制机构权力，此后立法局议员“直通车”计划亦告流产。事实上，在北京看来，香港回归前的政制转型不仅务必要，而且引发了主权交接前后的衔接困难，也为迄今香港社会各力量的对立埋下了伏笔。而这种对立一旦因为回归后的港府执政能力受到质疑便很容易激化。

从这一点上，港英政府和伦敦方面难辞其咎，所以自然不该在今天扮演一种指责者的角色。恰恰相反，它应该感到羞愧，应该被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