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论”重回中国政治语境 请官僚阶层不要异化习近平本意

“斗争论”重回中国政治语境。北京时间9月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以“斗争”为主题的讲话，在中美贸易战胶着，香港动荡的局势下，引发了海内外强烈关注。

在讲话中，习近平频繁提及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政治语境中消失已久的“斗争”二字，称“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北京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这并非习近平首度将“斗争”提拔到如此高度进行阐述，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上，报告中就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词句。习近平对此更进一步的阐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将“斗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直接联系。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以及结构性对抗无疑是习近平所谈“斗争”的现实指向之一。（AFP）

担忧“被斗争”的两个人群

在本届中共的理论框架中，“伟大斗争”隶属于“四个伟大”，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2017年7月26日，中共举办省部级官员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首次完整提出这一理论构想。当年稍晚时候，习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明确，"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中共官方评价，这是继"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和"四个自信"之后，推进中国未来发展的又一道动员令。

在“斗争”的讲话出来后，其实海内外舆论是有一丝不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人群，第一个是中国国内的自由派。毛泽东时代将“斗争”政治化，文斗、武斗、大字报斗、批斗的记忆在这些自由派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他们担心这种情况会再度出现。第二个担忧的群体是香港部分人士。因为习在讲话中将“港澳台”工作列入其“斗争”事项。宽泛而言，这算得上是香港反修例事件以来，习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涉及香港的言论。

其实这两个担忧的人群，也不必过于紧张。对于今天已经略有些“惊弓之鸟”的自由派而言，他们对于“重回文革”的担忧其实大可放下。“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不会在中国再度上演，就以一事为证——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在总结中国工业化道路时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

至于今天在香港的一些反对修例并上街游行的和平人士而言，他们也不用过于紧张北京会使用“斗争”的方法去应对他们。首先，处于中国政治体制中心位阶，习近平的“斗争”对象也不会是如此狭隘的含义，斗争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变局”局势，而非单独一个香港。其次，结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月5日撤回修例的一系列举动以及港澳办历次记者会的内容，北京仍然支持一国两制，希望港府与和理非和解，争取广大香港市民理解的信号，比斗争信号更加明确。

习近平的“斗争论”，本质上仍然是基于他对今天中国可能面临“灰犀牛”、“黑天鹅”的担忧，基于他对未来中共青年干部能否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期许。斗争的对象是“风险”，是“局势”，而非像文革那样，对某个特定的阶级或者个体进行“批斗”。

习近平所说的“斗争”并不针对特定群体如上访者等。（VCG）

警惕“斗争”异化

当然，出于对中共官僚阶层的了解，外界有一种担忧或者警醒是存在的，那就是“斗争论”在执行、传达过程中，被官僚阶层一级级消解、异化，成为一些官僚解决内部矛盾，解决社会正常讨论、舆论正常监督时候的武器。

多维新闻曾在《致中共“笔杆子”：伟大斗争的正确打开方式》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中共的“笔杆子们”在解读“斗争论”的时候，不要“歪嘴和尚念错经”，不要将“斗争”与“政治斗争”划上等号。

虽然习近平就曾经多次提到斗争，如"反腐败斗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党内思想斗争"、"军事斗争"、"国际反恐斗争"、"禁毒斗争"、"反分裂斗争"、"边防斗争"、"防空袭斗争"、"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做斗争"、"同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和"同地震灾害斗争"等。可见内容有实有虚，很多"斗争"完全可以置换为"奋斗"、"建设"、"工作"之类词汇，这样就和被外界误读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截然分别开来。

斗争向来是有边界的。今天的"伟大斗争"应当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是克服社会发展挑战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更不能是斗死人的斗争；今天的斗争是要靠奋斗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攻击去制造问题；今天的斗争不是革命年代疾风骤雨式的武装斗争，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斗争。

说到底，“斗争”应该只是解决问题，达到目的的方式，是一种方法论，而不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情况不应该在中国政治中继续出现。

进一步说，这种将“斗争”曲解、异化的担忧，不只是针对中共“笔杆子”，更需担忧中共的中层或基层官僚，会自恃拿到“尚方宝剑”，没有读懂习近平“斗争论”的本意，或者读懂了而故意装作不懂，将其变为自己专权的“圣旨”。将斗争蔓延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用斗争的思维和方法对待上访群众，对待舆论监督，对待民间批评。

其实周永康时期，中共政法系统在维稳时候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因为将“斗争”的方法和对象搞错了，本届中共高层对此进行“纠偏”用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代价不可谓不大，旧路怎能重走？而且，“斗争”异化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整个社会继续趋向紧张、保守，更将有损本届中共高层形象。因此，不仅“文革”不应该在中国重演，斗争论再度被“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情况也值得中共各级官员谨慎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