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结局：辛亥革命爆发后地方督抚的抉择

撰文：李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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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在宣统三年（1911）覆灭，固然因革命的冲击所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土崩瓦解？如张謇所慨叹：“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时人将太平军攻破武昌时官绅效忠清廷的情形与武昌起义之后各自“奔逃”的现象对照说：“咸丰壬子武昌之失，抚臣而下司道府县全城殉难，绅民之死者更不可数计。此无他，将吏知死官之义，士民报作育之隆。由死节之多，即可决恢复之易。今武昌之陷，奔逃迭报，殉节罕闻。此我国之大耻也。”清朝遗老纂修的《清史稿》则直接归罪于地方督抚，有谓：“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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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里通过对武昌起义以后地方督抚群体构成的几项基本因素进行数字统计，包括各省督抚的总体人数及其出身背景、旗汉比例等方面，以期分析该时期地方督抚群体结构的一般情形。

清代政区经过不断调整，除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外，最终形成二十二行省计九总督十四巡抚的格局。在这二十二行省中，江苏有两个行政中心——两江总督驻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余省份均各驻一总督或巡抚，完全避免了督抚同城的局面。清代督抚任职方式大致有实授、署理与护理三种情形。尽管性质不一，但都是实际主政者，故本文拟一并统计。武昌起义以后任职地方督抚者到底有多少人？具体统计如表1：

表1 所列43位督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武昌起义爆发时在职的督抚，有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张鸣岐、署四川总督赵尔丰、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陆钟琦、河南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杨文鼎与护陕西巡抚钱能训、新疆巡抚袁大化、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余诚格、广西巡抚沈秉堃、贵州巡抚沈瑜庆、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共计24人。二为武昌起义以后新任职的督抚，有署直隶总督张镇芳，护两江总督张勋，湖广总督袁世凯、魏光焘、王士珍（署）、段芝贵（护）、段祺瑞（署），四川总督岑春煊、端方（署），安徽巡抚张怀芝，山东巡抚胡建枢、张广建（署），山西巡抚吴禄贞（署）、张锡銮、李盛铎（署），河南巡抚齐耀琳，署陕西巡抚升允，署湖南巡抚朱益濬、署黑龙江巡抚宋小濂，共计19人。至于新任职的督抚，除常规任命以外，尚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起用旧臣，如袁世凯、魏光焘、岑春煊、端方、升允，均曾任总督重臣；二是重用新锐，如王士珍、段芝贵、段祺瑞、张怀芝、吴禄贞，都是北洋武备学堂或留日士官学校学生出身，并曾任新军统制。另外，行伍出身的张勋以江南提督护理两江总督，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赵尔丰

清代仕宦论出身，一般有正途与异途之分。正途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举人、贡生等高级学衔或由世袭特权获得荫生的功名而入仕的途径；异途是通过捐纳获得监生的功名或因军功而入仕的途径，如具有生员等低级学衔及未能进学的文童（即俊秀）和行伍出身者，也可以通过捐纳或军功获得官职，这些当然都在异途之列。在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便有出身新式学堂学生或留学生者入仕，不在传统正途、异途之列，姑名之曰新途。武昌起义以后地方督抚出身背景统计如表2：

据表2，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24人中，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等正途出身者有19人，占总数的79.2%。据有人统计，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即1860-1900年，总督正途出身者占78.3%，巡抚为77.1%。 显然，这时督抚正途出身者与此前大致相当。正途出身者，尤其是具有进士、举人等高级学衔者，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濡染，其忠孝节义观念颇值得注意。武昌起义以后新任督抚的出身背景则有显著的变化，正途骤减至42.2%，异途增至31.6%，尤其是另有新途出身者26.3%，其中有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段芝贵、王士珍、段祺瑞、张怀芝和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的吴禄贞。段芝贵等新途出身者都曾任新军统制，加上行伍出身的江南提督张勋，均被清政府任命为业已光复的省份的督抚，对于清政府来说多少有点不由自主的意味，但军人势力的崛起，则直接影响了清末民初政治变动，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段芝贵

清代督抚旗汉比例有一个变化过程，大致是清初多用旗人，包括满洲、蒙古和汉军各旗，尤其在冲要地区如山陕总督则专用满员，至雍正年间始参用汉人；从道光朝开始，督抚中汉人比例开始超过旗人，直至清末。武昌起义以后督抚旗汉比例统计如表3：

表3显示，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24人中，汉人17人，占70.8%；旗人中满洲3人，蒙古、汉军各2人，共计7人，占29.2%.。武昌起义后新任督抚19人中，汉人17人，占89.5%；旗人中满洲、蒙古各1人，共计2人，占10.5%。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1900年，督抚中汉人占79.1%，旗人占20.9%。 可见，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中汉人的比例减少了8.3%，而旗人比例则相应增加，这大概与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时期清廷集权满洲亲贵有关。此时9大总督中旗人占据5席：陕甘总督长庚（满）、闽浙总督松寿（满）、湖广总督瑞澂（满）、署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汉军）。武昌起义以后新任督抚中汉人的比例则增加了10.4%，旗人比例相对减少，新任19个督抚中仅两个旗人：署四川总督端方（满）和署陕西巡抚升允（蒙），均是起用旧臣。“排满”成为革命标志性口号，这使清廷在用人政策上不能不有所顾忌。

端方

综上所述，从群体结构情形来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在旧制度下主要由儒家传统孕育出来的旧式官僚群体；武昌起义以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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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风潮，各省督抚如何应对？这里主要考察武昌起义时各省在职督抚的态度，因为之后新任的督抚实际上多未到任或任职时间极为短暂，对大局无关紧要。当时在职督抚共计24人，其反应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一）弃城革职

湖广总督瑞澂与湖南巡抚余诚格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瑞澂

武昌起义爆发，湖广总督瑞澂首当其冲。瑞澂于宣统年间由江苏巡抚迁湖广总督，与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相交甚欢，在清廷预备立宪尤其是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颇为抢眼，又因与懿亲载泽有姻娅关系，内援强劲，“声势骎骎出南北洋上”， 是满员中难得的封疆大吏。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地区活动，瑞澂并非没有察觉，其实随时都在伺机镇压。他上奏清廷称：“瑞澂于本月初旬即探闻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所辖地方则密派侦探，不敢一刻松懈。”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八日夜，瑞澂突派军警在武昌城内捕获革命党三十二人，并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严讯正法。清廷嘉奖瑞澂“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就在瑞澂奏请邀功之际，武昌新军于十九日夜正式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总督衙门，瑞澂毫无抵抗，便弃城逃往汉口江面之楚豫兵轮，省城武昌陷落。清廷严词申斥：“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带罪图功。”汉口、汉阳相继失陷，瑞澂企图反攻不果，而楚豫兵轮油尽煤缺，遂开赴九江，亟图补给。“九江兵变，道署被抢，炮台被占，电局及招商码头均被踞扰，并有以二十万购瑞澂之语。楚豫兵轮子弹无多，兵心涣散，甚不愿瑞澂在其舰上，致为众射之的。其余各舰，亦因九江兵变，纷纷开轮上驶，不听瑞澂调遣。瑞澂无兵无将，委实无法可施，迫不得已，改坐商轮，驶至上海暂住。”清廷再次严旨申斥瑞澂：“该革督竟不遵旨带罪图功，乃敢潜逃出省，辜负朕恩，偷生丧耻，实堪痛恨，何能再予辜容？著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结果因瑞澂避居上海租界而不了了之。

对于瑞澂弃城逃跑，时人颇为不齿。内阁承宣厅行走许宝蘅日记称：“见瑞澂电奏新军之变，全诿罪于张彪，并涉及张文襄。身任封疆，遇变仓皇走出，不思尽忠报国，犹复诿过于人，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日记称：“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瑞为宣宗朝已故两广总督大学士琦善之孙，英吉利之陷广州，琦善实启之，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真所谓谬种流传矣。”京中台谏各官交章弹奏，有谓：“自古庸臣误国，弃地丧师，或值艰虞，抑逢巨敌，未有恇怯无能、顽顿无耻、一夕之閧遽弃金汤如瑞澂、张彪二人者。都下士夫万口唾骂，谓非枭决不足蔽辜。”他们要求仿照咸同年间“湖北失而诛青麐，两江失而诛何桂清”的先例，将弃城而逃之瑞澂、张彪“明正典刑，以为大臣辜恩弃职者戒”，使各省官吏“闻之震悚，当共懔然于城亡与亡之义”。然而，清廷并没有严厉惩处瑞澂。其中原因，还是因为瑞澂背景深厚。恽毓鼎有言：“瑞为泽公（载泽——引者注）姊夫，袒甚力，恐国法不能及也。”甚至监国摄政王载沣也“力袒瑞澂”。恽氏禁不住感叹：“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瑞澂弃城逃跑而未受相应制裁，影响至为恶劣。陈夔龙日后回忆说：“某督仓皇出走，武汉重地突归党人之手。……武昌已失，沿江各督抚闻风而靡，不降即走。” 甚至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时也认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 以致于《清史稿》盖棺论定，称瑞澂为“罪首”。 清廷没有把瑞澂正法，确实开了一个姑息养患的先例，终究只能自食恶果。

湖南巡抚余诚格于宣统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接任视事。 一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湖南新军即谋响应。余诚格一面调拨军队增援湖北，一面筹谋防备本省事变。为分散新军势力，余诚格试图把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又将原驻各府州县之巡防队兵勇调回省城候命，还派员稽查新军兵士往来函电，防范极为严密。尽管余诚格迭催新军开赴各属，但新军藉口子弹不充，请加发三倍，方能应调。余氏不允，双方相持不下。九月初一日，湖南新军起义，占领军械局，杀死巡防队统领黄忠浩，攻入巡抚衙门。起义军偕谘议局议员劝余诚格悬挂白旗，余不允，遂避登湘帆小轮，潜逃出省。余诚格通过安徽巡抚朱家宝电奏自请严惩，清廷谕令将余诚格革职：“余诚格虽系甫经到任，所调将领未到，添募未齐，究属措置乖方，以致仓卒生变，罪无可辞。湖南巡抚余诚格著即革职，戴罪图功，并著暂管湖南巡抚印信，责成该革抚迅调省外兵队，即将省城剋期克复，毋稍延玩。倘不奋力自效，定将该革抚从重治罪。”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以革抚余诚格久无下落，补授湖南辰沅永靖道朱益濬为湖南提法使，并署理湖南巡抚。其实，余诚格早已步瑞澂后尘，从湖南出省后便由江西逃往上海。

（二）光复后去职

在革命光复之后自动去职的督抚有五位：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贵州巡抚沈瑜庆、浙江巡抚增韫、两广总督张鸣岐。

陕西是革命党人颇为活跃的省份。宣统三年（1911）七月，受四川保路风潮影响，陕西省城西安便突起谣传，有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要在八月十五日起事。护理巡抚钱能训与西安将军文瑞急谋防备之策：给旗兵增发枪支弹药，拨款修筑满城防御工事，调外地巡防队回省守城，将新军陆续调拨外地分防，并密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九月初一日，陕西新军几乎与湖南同时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在全城惊恐之中，钱能训逃匿民家，被民军发现，当场以手枪自戕，连发两弹，伤及左胁，自杀未遂，被民军俘获，强为治疗，甚欲强起治陕事。钱能训无奈地婉拒，有谓：“吾不克尽吾职，乃至于此。今病甚，复何所裨于陕乎。”革命政府知其不可留，遂听其南归。此后钱能训出走潼关，并自动离职。

钱能训

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在密谋起事，风声日紧，消息外传。云贵总督李经羲与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等人商议，拟调部分新军外出，以分散其势力。九月初九日夜，蔡锷、李根源等率部在省城昆明起义。经过一夜激烈战斗，起义军攻下总督署，李经羲受伤仆而复起，扳枪自裁，被某巡捕夺去，即逃匿其家。蔡锷、李根源与谘议局议员力劝李经羲出任都督，遭李严词拒绝。李经羲被严密监禁于谘议局。数日后，李经羲请求离滇赴沪养病，蔡锷、李根源等以旧属之故，将其礼送出境。据说李经羲特地带走了云贵总督印，蔡锷向之索取，李云：“我至香港，尚有奏折呈摄政王，以了我之责任。”果然，十月十六日，李经羲致电内阁请代奏，说明云南失守情形，表示：“经羲力尽援绝，不能挽救，罪应万戮，恳从重治罪。”这一天，恰是摄政王载沣被迫退归藩邸之日。清廷已自身难保，李经羲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当贵州革命党人密谋起事时，巡抚沈瑜庆采取相应对策：藉事收回陆军学生子弹，调常备军出防以分散其力量，调巡防队护卫省城贵阳。九月十三日，贵阳绅界欲避免流血，要求沈瑜庆宣布共和。沈瑜庆仅允设自保会，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立宪派表示满意，革命党人则大为激昂。其实沈瑜庆本无让步之意，只因所调巡防队尚未如期赶到，姑为缓兵之计而已。当天夜晚，新军与陆军学生发动起义，很快攻占军械局，围攻巡抚衙门。沈瑜庆犹闭门据守，派巡抚卫队出战，但卫队业已反正而抗不应命。沈瑜庆知事不可为，遂不得不承认宣布独立，并派劝业道王玉麟赴谘议局商议停战。双方议决条件如下：民军承认保护全省官吏；巡抚应宣布承认民军独立。议定，将推沈为都督，沈固辞不就。贵州独立之后，沈瑜庆离开贵州，流寓上海。

通过同盟会员陈其美等人联络，浙江与上海革命党人决定联合举事。九月十三日，上海率先发难，杭州官场惊恐万状，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等力劝巡抚增韫宣告独立，增韫不允。十四日，杭州新军起义，敢死队直攻巡抚衙门，迅速将其炸毁，抚署卫队随之反正，增韫及其老母、妻儿被民军拘捕，监禁于福建会馆。十五日，杭州全城光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十七日，浙江临时参议会召开，汤寿潜、吕公望提议处置浙抚增韫及其眷属案，主张资送五千元路费，派人押送到上海，监视其上船北返。决议通过。增韫由浙人拥送出境，航海北上，行至秦皇岛登岸，由临榆县电奏说明失守情形。时人批评：“既至山海关，而不来京请罪，亦畏死而已。”

两广总督张鸣岐从清末重臣岑春煊的幕僚起家，三十出头便升任封疆大吏，在论资排辈的清代官场并不多见，可谓年少得志。然而，张鸣岐的声名并不佳，时人有所谓“天下第一无信人”之说。武昌起义后，张鸣岐也曾力图向清廷发出最后的忠告，电奏请改组亲贵内阁、停办新政、下罪己诏、铁路改归商办。时人评论：“此皆破釜沉舟之言，力量颇大，疆臣之矫矫者。”奏上，未见批复，张鸣岐颇感失望。其时，广东绅商正筹议和平独立，张鸣岐起初虚与委蛇，随后转而表示赞同之意。九月十九日，广东全省各团体在谘议局召开大会，正式议决宣布共和独立，并拟推举张鸣岐为都督。当使者将公文印信送到督院时，张鸣岐力辞不受，当天便离省逃至香港。据说张鸣岐的前幕主岑春煊也有劝说其效法程德全投降民军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从美国归国途中也曾致电张鸣岐劝降，有谓：“民国已成，列强公认，请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两粤幸甚。”对此，未见张鸣岐反应；不过，日后孙中山认为：“予以欲免流血计，乃致函[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后此目的果达。”无论如何，张鸣岐确实最终放弃了抵抗。

（三）反正独立

由清朝巡抚摇身一变为革命军都督者有三位：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

江苏巡抚程德全是地方督抚在革命风潮中宣布独立的第一人。据说，程德全曾亲手用竹竿挑落巡抚衙门屋檐上的瓦片数块，以示有所“破坏”而附从“革命”之意。世人多以此为例，嘲笑旧官僚投机“革命”的丑态。其实，程德全走向“革命”之途并不容易。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程德全是表现比较活跃的督抚之一。宣统二年（1910）初，程德全从奉天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又与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过从甚密，是督抚参与国会请愿运动中的要角。武昌起义后，程德全与江督张人骏电商严密防范，以为“下游伏莽颇多，现虽处以静镇，亦亟应预筹布置”，并致电陆军部表示“苏省水陆各营勉敷地方弹压之用”。面对危局，程德全亟思标本兼治之法，多次疏陈大计，向清廷“尽最后之忠告”。其时，适值张謇从武汉赴沪途经苏州，程德全嘱杨廷栋、雷奋邀张謇连夜起草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稿，并通电各省将军督抚联衔入告，得到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响应。因时局危迫，不及多待，遂以溥颋领衔，与孙宝琦三人联衔上奏清廷，恳请以实行宪政为治本之法，要求改组亲贵内阁，提前颁布宪法。奏上，不报。程德全“反复敷陈，卒不见听”，对清廷遂生绝望之心。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四日，上海宣布独立。苏属士绅屡次会议，决定宣告独立，并推举代表劝说程德全。同时，有民军从沪赴苏，与苏州绅商群相推戴程德全。程德全颇为无奈地表示：“当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十五日，程德全接受江苏都督印，宣告苏州独立。随后，程德全通电各属，促令反正，使苏、松、常、镇、太五属相继光复；继而又掣合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时人颇赞其和平光复苏州，于民国有“奠定之功”，远超同侪之上，“视张鸣岐、冯汝骙、朱家宝诸人，不啻天壤之别。”但对清廷则无异于釜底抽薪。

武昌起义及邻省相继响应独立的消息传到广西，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梧州率先独立，省城桂林局势紧张。九月十六日，谘议局议决独立，并劝说巡抚沈秉堃宣布。沈氏不敢遽允，遂召布政使王芝祥到抚署计议，得王氏赞同。是夜，从藩司衙门发出独立黄旗数百面，大书“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字样，分竖城厢内外各街巷。十七日，广西宣布独立，巡抚沈秉堃任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任副都督。沈秉堃于就职演说宣称：“至都督一席，鄙人只可暂时承认，仍望公举伟人，及早接替，不胜跂望。”十月初一日，沈秉堃辞都督职，由王芝祥继任，后又被陆荣廷取代。沈秉堃离桂回湘，被公推为湘桂北伐联军总司令。总计沈秉堃任广西都督约两个星期。

安徽是有排满革命传统的省份，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尤为活跃。武昌起义后，省城安庆危急，巡抚朱家宝电请江督张人骏，调拨张勋所部江防营来皖，藉资震慑，同时遣散新军。安徽革命党人与在籍皖绅联合谘议局议长窦以珏等，劝说朱家宝援苏抚程德全例，宣告独立。朱家宝慨然表示：“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诸君无复多言。”于是，皖省绅商集议于谘议局，议决拟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本是袁世凯私党，其时袁世凯被清廷起用，正在清廷与革命势力之间徘徊观望。袁世凯密电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朱家宝幡然改变态度，转而向皖绅示好，表示可以接受皖人意见。九月十八日，安徽宣布独立，朱家宝任都督，革命党人王天培副之。王天培以朱家宝非忠于革命者，思取而代之，不意反被朱氏逐走。革命党人吴旸谷知朱家宝“隐怀二心”，遂赴九江请兵援皖。九月二十四、五日，九江都督马毓宝所派黄焕章部围攻安徽都督府，洗劫安庆城。朱家宝缒城而出，夤夜逃逸。此后安徽一片混乱，直到十一月初孙毓筠出任皖军都督。约计朱家宝任安徽都督仅一周时间。

朱家宝

（四）自杀与被杀

光复后自杀的督抚有江西巡抚冯汝骙和闽浙总督松寿，被革命军杀死的督抚有山西巡抚陆钟琦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

江西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九月初二日，九江新军起义，宣布独立。警电传至省城南昌，全城惊恐。巡抚冯汝骙为笼络新军，“召集各将领痛陈君国大义，馈羊酒入军营，冀结其欢心。”初八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保安会，力保省城治安，得冯汝骙允准照行。冯汝骙甚至亲往各标营，向士兵演说共保治安之策。初九日，各界预备独立，因冯汝骙不肯承认为首，遂作罢论。初十日夜，南昌新军起事，烧毁巡抚衙门。冯汝骙只带亲信卫队，打通洋务局墙垣，避匿隔壁旺子巷民房。其后，南昌全城光复，各界大会，公举冯汝骙为大都督，冯固辞不就。十三日，冯汝骙携带家眷，登轮开赴九江。九江都督马毓宝等均为其部属，勉强挟持登岸，安置于洋房高楼，盛宴款待。冯汝骙犹是红顶花翎，戚戚然不愿就席，再三请而后可，颇为忧郁不欢。各部属军官苦劝反正，均不置可否。十九日，冯汝骙对儿子冯迈等交代后事，嘱咐护送江西巡抚关防上缴清廷，有谓：“此孤臣所受于吾皇者，不似城非一手所能夺，今不能赍缴待罪，尔等其谨护以进，勿为党人所得，辜我两旬死守之意。”随后吞金自尽。报闻，清廷予谥忠愍。

闽浙总督松寿督闽近五年，碌碌无为。武昌起义后，福州将军朴寿为防范新军，刻意加强旗兵装备，甚至宣言将与全城汉民同归于尽，省城福州陷于恐慌之中。九月十八日，谘议局会议决定和平独立，建立新政府，并照会总督松寿，要求一切政务悉归新政府，同时督促将军朴寿放弃抵抗，将优待满人。松寿知势不可挽，已有意允其要求；朴寿则固执不听，反令所部旗兵备战。是夜，新军起事，与旗兵激战，奋勇击败旗兵。十九日，福州全城光复，朴寿被杀。松寿见大势已去，微服出署，至盐道前高开榜画像店里吞金自尽。福建都督孙道仁等以旧属之谊，为之处理后事，并将其灵柩与眷属送回旗籍。事闻，清廷予谥忠节，并准其入城治丧。

陆钟琦就任山西巡抚不到一个月，西安光复消息传至太原。为了加强晋省防备，阻止陕西民军来袭，陆钟琦拟调派新军驻守潼关，遭到新军抗拒。九月初八日，山西新军起义，进攻巡抚衙门。陆钟琦出而厉叱：“尔辈将反邪？”语未毕，遂被击毙。其妻儿同被难。此前，陆钟琦已有预感，曾对其子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事闻，清廷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

陆钟琦

四川情况非常复杂。因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川省保路风潮狂飙突起。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处置乖方，逮捕群众请愿代表，制造“成都血案”，使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保路同志军起义，川省局势危急。宣统三年（1911）七月，清廷派遣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带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查办路事。稍后，又起用前两广总督岑春煊，谕令其迅速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八月初，岑春煊从上海起程，溯江西上，行抵武昌，与鄂督瑞澂讨论川事，意见不合，决计奉身而退，拟乞假回沪就医，获旨允准。其时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返沪之日，即奉旨补授四川总督。各省纷纷起事，长江西上之路已断，岑春煊亟谋“取道豫陕，转战入蜀”，而上海、苏、杭相继光复，大势已去，前途无望。岑春煊蛰居租界，终未赴川督之任。九月十六日，清廷谕令端方取代赵尔丰，暂署四川总督。十月初七日，端方在赴川途中被部下杀害于资州， 实际上亦未到川督之任。当天，成都宣告独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不久传出赵蒲密约——赵尔丰与蒲殿俊就独立之事有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川省群情激愤。十八日，省城成都防军兵变，蒲、朱逃匿，新军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副之，重建四川军政府。当时赵尔丰仍盘踞旧总督衙门，拥兵自固，甚至暗调边兵，伺机反扑。“军民人等，皆谓尔丰一日不去，川人一日不安。”十一月初三日，军政府发兵捕获赵尔丰，即时正法，传首示众。两位署川督端方、赵尔丰先后被杀，清廷优恤端方，予谥忠敏，而于赵尔丰则置之不顾。

（五）托病解职

因见大势已去，托病奏请开缺，而被清廷允准解职的督抚有六位：陕西巡抚杨文鼎、河南巡抚宝棻、山东巡抚孙宝琦、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黑龙江巡抚周树模。

武昌起义时，杨文鼎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到任的陕西巡抚。宣统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杨文鼎交卸湖南抚篆。其时，杨文鼎奏请赴陕抚任时取道汉口，拟请假二十日，搭轮赴沪，到松江府奉贤县给父亲修墓。二十九日，奉硃批允准。武昌起义爆发后，杨文鼎尚在上海逗留。陕西京官呈请都察院代奏称：“陕西巡抚杨文鼎前已补授，现闻该巡抚逡巡沪上，观望徘徊。拟请旨电饬杨文鼎迅速赴任，并酌拨军队即日前往，以期早为扫荡，拯陕民于水火，用以抒朝廷西顾之忧。”清廷上谕：“前已有旨饬杨文鼎迅速赴任矣。”其时陕西早已光复，杨文鼎终未赴陕抚之任。十月初十日，杨文鼎奏陈衰病日增，吁请开缺，奉旨允准。

河南地处京鄂枢纽，武昌事起，北军南下，战端在即，军事紧急，加上邻省陕西、安徽继起光复，革命党人亟谋运动新军及巡警，甚至抚署卫队，力图反正独立。巡抚宝棻急调陆军各营及本署卫队，分赴外县及鄂、皖、陕边境，又收缴巡警子弹，并调巡防营回省城开封，以资护卫。河南独立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过，省城独立未成，革命党人转而在各府县运动，如宝棻所谓“激烈派有勾土匪在省外竖白旗起事之说”。宝棻穷于应付。十月十三日，宝棻因病开缺，布政使齐耀琳补授河南巡抚。后来，齐耀琳在以袁世凯势力为背景的地方绅士策划下，在河南演出了一幕“请愿共和不独立”的滑稽闹剧。

山东在武昌起义以后一度寂然无闻，或有传闻政府拟向德国借款，而以山东土地作抵押，一时物议纷纭。九月十五日，济南绅商学界于谘议局集议，提出不借外债及停战等八条件，要求巡抚孙宝琦电奏清廷答复，否则宣布独立。孙宝琦权衡利弊，便拟顺应舆情，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行政、调兵、理财，暂用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力保本境秩序，不预战事，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销。”显然，这是保境安民的权宜之计。九月二十三日，山东绅商学界联合会迫使孙宝琦宣布独立，推举孙宝琦为总统，新军第五镇代理统制贾宾卿为副总统。然而，在袁世凯的操纵下，第五镇标统吴鼎元等联衔具禀，请即取销独立。十月初七日，孙宝琦电奏取销独立，并请从严治罪。清廷以其宣布独立“自系被人迫胁，并非出自本心”，予以宽容，仍著留任效力。孙宝琦以心力交瘁，病不能支，奏请赏假二十日，并请另简干员，署理巡抚。十月二十七日，清廷准予孙宝琦因病开缺，以提法使胡建枢补授山东巡抚。后人多斥责孙宝琦玩“假独立”，大致是从革命的角度立论，恰恰反证孙氏以权宜之计效忠清廷的真实意图。据称，孙宝琦“含垢茹痛，苦力搘拄，数月而须发皆白矣。”可见其良苦用心。

南京是长江下游重镇。武昌起义后，两江总督张人骏亟谋防守之策：一面抽调巡防队扼守险要；一面以防营不足为由，拟请照从前湘军营制，添募十营巡防新军。其时，张謇从武汉到南京，见江宁将军铁良，劝说其与张人骏“合力援鄂，奏速定宪法。”铁良属商张人骏。不意张人骏大诋立宪，尤不愿援鄂，有谓：“瑞能首祸，自能了，不须人援。”张謇又以江宁之危相劝，张人骏回答：“我自有兵能守，无恐。”张謇大失所望，私心怒斥：“其无心肝人哉！”转而到苏州游说程德全。张人骏向以守旧著称，不但痛恨立宪，而且深恶新军。武昌起义由新军发难，更使张人骏认为新军不可恃。其电奏清廷称：“惟鄂事由于新军，以致风潮所及，谣言纷起，一夕数惊。以目下情形而论，防内尤甚于防外，而防内之难更甚于防外。稍一松动，窜扰之祸尚远，响应之事即成。”有鉴于此，新军第九镇便受到排挤，而不得不从南京移驻秣陵镇。九月中旬，上海、苏州、杭州光复后，南京士绅要求和平独立，遭到张人骏的拒绝。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新军起义，攻打南京，失利后退至镇江。随后，徐绍桢组织江浙联军。十月十二日，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张人骏、铁良避匿下关日本兵轮，逃往上海。张人骏后由海道北上，逗留天津，而不敢进京。十二月初五日，张人骏奏陈南京失守详情，并以年衰久病为由，请另简贤员，接替江督职任。得旨：“失守地方，本属咎有应得。惟念该督效力有年，此次与铁良、张勋坚守苦战，援绝城陷，情尚可原。既据奏称病难速痊，著开缺听候查办。”同时，以江南提督张勋护理江督。

直隶为京畿重地，首善之区。武昌起义之后，总督陈夔龙防范甚严。十月中旬，新军第二十镇某部在滦州起义，陈夔龙派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部淮军，配合新军第三镇曹锟部，一举镇压。其时，各省纷纷独立，直隶士绅力劝陈夔龙俯顺潮流，从权独立。“一倡百和，情形激烈，有立待解决，迟则生变之势。”陈夔龙以“直隶情形与各省不同，岂能独立”为词，断然拒绝。他宣称：“余忝任直督，当此人心不靖之秋，惟以保卫地方为宗旨。勿论新党旧党，或官或绅，遇有作乱犯上扰害地方者，杀无赦，他非所知。”甚至表示：“余责在守土，惟力是视，万一力有不继，何惜一死以报国。”陈夔龙日后回忆此事，仍在庆幸直隶于全国分崩离析之际，仍“得以完全疆宇还之朝廷。”十一月，陈夔龙还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联络，拟组织北方军队南征，开赴徐州，会合张勋部，“不达君宪目的不已。” 十二月十六日，陈夔龙电奏病势日深，万难任事，恳准开缺调治，并请简员接任。清廷赏假三个月，并以湖南提法使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十八日，陈夔龙交卸篆务，暂寓津门养疴。

陈夔龙

黑龙江为东北极边之地，辛亥事起，“外有俄、蒙之煽逼，内有满、汉之猜疑，讹言四至，一日数惊。”巡抚周树模极力维持，“秩序如常，商民安堵。”其维持之方，即仿照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奉办法，设立保安会，标榜保境安民，维护地方秩序。周树模以巡抚身份兼任会长。对于学界发起、得官绅商军界部分人士赞同的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告独立的主张，周树模坚决予以压制。同时，周树模还与东督赵尔巽联衔奏请添练巡防马队和兵备处亲兵，在省城加添巡警及设立侦探队，严密筹防，“以期消弭内患，保守治安。”十二月十一日，周树模以“病势增剧，难任艰危”为由，奏请开缺，并请简员接任。十八日，清廷赏假三个月，并以民政使宋小濂署理黑龙江巡抚。二十四，周树模交卸抚篆，拟入关就医。这期间，黑龙江谘议局议长李品堂等致电内阁，极力挽留，有谓：“周抚去，恐立乱。病既无碍，仍恳电知在任调养，以系人心。”周树模去职，其时已在清帝退位前一天。

（六）清帝退位后去职

有四位督抚坚持到清帝退位之后去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驻奉天。武昌事变，奉天革命党人谋求响应。谘议局议长吴景濂与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人商议和平独立之法，所谓“革命办法，以和平为主旨”。因得知赵尔巽拟调巡防营进省，吴、蓝等人决定先期举义，宣布奉天独立。九月二十日，先于谘议局开筹备大会，不意蓝天蔚部属标统聂汝清、管带李际春坚决反对独立，认为“于独立外别想办法，尽有筹商余地”。于是议决将独立会改为保安会，举总督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与新军协统伍祥祯为副会长。二十一日，保安会开正式成立大会，宣布进行办法，并通电全国，又致电吉、黑两省分署与谘议局，请其即日成立保安会，协同进行。保安会全称奉天保安公会，其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满、汉、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赵尔巽与驻奉新军不和，因此便以“奉省革党遍布，日有警报”为由，特调张作霖等部巡防营来省助防，“稍资镇慑。”有人评论：“赵以保境安民为名，设保安会，自为会长，召张作霖入省，以旧军监新军，严惩乱党，地方幸得苟安。” 十一月，赵尔巽还组织东三省勤王之师，力图以武装达到“赞成君主立宪”之目的。“拟将所有军队除布置省防外，余皆联合成营，编成劲旅，定期南下，以期扫平南服，共保和平。”清帝退位后，赵尔巽改任东三省都督。

吉林巡抚陈昭常基本上保持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相一致的步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赵尔巽与陈昭常当即密饬各属“随时严密侦防，免生事端，以顾大局，而弭隐患。”奉天保安公会成立后，赵尔巽立即致电陈昭常说明办法，并咨送章程，以便查照施行。十月初三日，陈昭常召集吉林各界人士集会，议定“永不宣布独立”，仿照奉天设立保安会，“用以辅助行政，保卫治安。”陈昭常任正会长，新军第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民政司使韩国钧、谘议局议长庆康为副会长。陈昭常还把保安会与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相提并论，所谓“前贤典型，至可师资。”清帝退位后，陈昭常改任吉林都督。

陕甘总督长庚驻甘肃兰州。武昌事起，西安等处继之，长庚派兵援陕，并电保前陕甘总督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师东进，为之筹划后路，接济饷械。长庚又以省城空虚，兵少恐不足恃，调巡防队进城，登陴固守，同时选将募兵，劝绅捐饷，“布置城防，寝食俱废。”如是勉强维持数月。“逊位旨颁，兵心解体。共和诏下，府君（长庚——引者注）阅电，恸哭几绝，知势不可为，乃将总督印信委之藩司南丰赵公惟熙以去。”

新疆巡抚袁大化虽远在西北边疆，但仍然密切关注内地局势。武昌变起，袁大化电奏应变之策：“宜派近畿可靠军队，水陆南下。顺火车直抵汉口，先顾北路；乘轮船直入长江，分布要害。”清廷以为“所筹甚是”，因为这正与其所派陆军大臣荫昌、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赴援之举相合。与此同时，袁大化力谋加强新疆防务。十一月初九日，革命党人刘先俊联合协营、军警与会党，在省城迪化起义，攻击巡抚衙门。袁大化调拨新军围攻，旋即镇压。十九日，伊犁又发生起义。民军杀死将军志锐，推举前任将军广福为临时都督，宣布伊犁独立。袁大化致电广福，敦促取销独立都督名号，以期和平了局，未得广福响应。袁大化派新军协统王佩兰率军进攻伊犁，新疆遂成南北对峙局势。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电令改巡抚为都督，袁大化“以病体难支，电请解职”，终未就都督之任。

袁大化

由上可见，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多种多样。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有效忠清廷之心，虽然他们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这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就独立省区而言，既有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跑，也有闽浙总督松寿、江西巡抚冯汝骙自杀殉难，还有山西巡抚陆钟琦全家被杀。面对独立光复，虽然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摇身一变为都督，但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企图自杀而未遂，他们与贵州巡抚沈瑜庆、两广总督张鸣岐均拒不出任都督。两江总督张人骏坚守孤城，援绝城陷，出走上海，甚至获得清廷“情尚可原”的谅解。就未独立省区来说，如果不是各督抚尚存效忠之心，要维持这半壁江山几乎不太可能。直隶总督陈夔龙、山东巡抚孙宝琦、河南巡抚宝棻虽然托病去职，但却力保近畿三省没有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以独创性的“保安会”模式，基本上维持了清王朝龙兴之地的稳定。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则一直坚持到清帝退位，究竟是清朝的忠臣，还是民国的罪人？后人自可评说。如果继续追索各督抚在进入民国之后出处进退之抉择，或许会有更加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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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督抚如何在民国立身处世，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自古以来，改朝易代之际，到底做忠臣还是贰臣，是对前朝官僚的严峻考验。辛亥鼎革，中国从传统君主专制国家跃进到民主共和国，与前此各期单纯的改朝易代稍有不同。因为其时政治体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尚寓含不可逆转的进步因素。那么，忠于前清的遗老，气节固然可嘉，但却不得不背负着抗拒进步的顽固保守恶谥；而热情拥抱民国的出仕者，或许可以获得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美名，但其人格气节均不无疑点。这就加重了督抚们抉择的压力，也为后人的历史评判增加了难度。

下面先将这个时期43位督抚在民国以后之出处分类列表统计。

表4显示，除了松寿、赵尔丰等6督抚在革命中自杀或被杀，有意或无意地向清王朝尽忠之外，进入民国的督抚就出处而论大致有三种类型：逊清遗老，民国政要，仕隐之间者。就其对清王朝的忠诚而言，应该包括逊清遗老、已死者（吴禄贞当属例外），另在仕隐之间者中取一半，则其比例大约在60%左右。这个比例之高清楚地说明，辛亥鼎革之际效忠清王朝的督抚当在大多数而不是少数。具体而言，逊清遗老14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有10人，起义后新任督抚仅4人，显然前者占绝大多数。民国政要11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仅3人，起义后新任督抚有8人，显然后者占绝大多数。这正与逊清遗老情形相反。仕隐之间者12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有7人，起义后新任督抚有5人，两者大致相当。究其原因，如前关于督抚群体结构分析显示，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旗人与出身进士、举人高级学衔者相对较多，旗人出于族群认同关系，或殉难或为遗老，进士、举人出身者深受儒家传统忠君观念影响，也多为遗老；而武昌起义后新任督抚则有不少为袁世凯系的军人与政客，进入民国后自然追随袁世凯而决定其进止。

以下拟对各种类型的一些具体情况略做分析。

逊清遗老是指辛亥鼎革之后，不任民国官职，而仍忠于清朝的旧官僚。陈夔龙是一个典型，所谓“胜清之显宦，民国之遗老也”。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企图诱劝陈夔龙趋向共和。陈不为所动，“始终惟知有国家，期不负三朝恩遇而已。”他甚至讥笑岑春煊赞成共和乃“臣节不终”。清帝逊位后，陈夔龙先在天津养病，随后寓居上海，筑花近楼，结逸社，“闭门却埽，万事不关。”民国十三年（1924），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忆及遗老生活，感慨良多，有谓：“此十三年中，约计上至总统及阁员，外而督军、省长，非当年部曲，即旧日寅僚，从不愿以尺牍往还，借通情愫。一切目见耳闻，离奇怪异，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屑笔之记载，污我毫端。盖三纲五常之沦斁久矣。”张人骏在困守南京之时，就曾表示：“我但过得去，决不过于激烈，至多被发入山，不与闻世事耳。”进入民国，张人骏隐居青岛，“一切世人不欲与见，一切世事不愿与闻。” 沈瑜庆流寓上海，“集故老纵饮联吟，荡激哀愤。遇孝定景皇后之丧，崇陵奉安，皆一再躬赴。”甚至“懃懃以吾皇典学为问”。去世后，遗疏上，清逊帝予谥敬裕。旗人长庚、升允还参与了宗社党活动，去世后均获清逊帝封谥，长庚谥恭厚，升允谥文忠。其他旗人旧督抚如宝棻、增韫等全都做了遗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因弃城逃跑而被清廷革职的瑞澂、余诚格也做了遗老，或许是自明心迹，亦未可知。

民国政要是指与清廷决裂，一直出任民国政府要职者。如袁世凯为民国总统，段祺瑞从内阁总长、国务总理，直至相当于总统的临时总执政，孙宝琦、钱能训官至国务总理，其他如段芝贵、张怀芝、张广建、张锡銮、齐耀琳、沈秉堃、宋小濂或为内阁总长，或为各省都督、督军。这些均是民国时期中央或地方政府炙手可热的人物，兹不赘述。

至于仕隐之间者，则情形较为复杂。有先退隐后出仕者。如王士珍，清帝逊位后，袁世凯任总统。“公乃拂衣归里，由是不问世事矣。袁公函电促，专使相望于道，卒不起。”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遣其子克定强邀入都，有谓：“王公不出，尔不得归。”王士珍不得已出，后任陆军部总长，转参谋总长，至国务总理。民国七年（1918），引疾告归。“自民国以来，睹国事难以常轨理，每想引退以避政争，讫弗如志，至是洒然如释重负。”又如赵尔巽，“共和诏下，浩然有去志，明年解组，隐于青岛。……项城属人招之，公徘徊久之乃至，清史馆开，属以总裁。公曰：是吾志也。”再如周树模，“至逊位诏下，乃引疾去职，蛰居沪上法界之宝昌路，闭门息影，裁花薙草。”总统袁世凯意在礼致，国务总理徐世昌必欲引重，“使命往复，不获辞。”民国三年（1914）进京，就平政院长。袁世凯称帝时，周树模主张正论，颇不谓然，乃避归沪上。嗣以黎元洪继任总统，礼请来京，仍为平政院长。“本非初志，旋即卸去。”计前后在京十年，与湖北同乡樊增祥、左绍佐三人，时常聚会，人称“楚中三老。”表面上看来，他们既隐而后仕，都是因为袁世凯、徐世昌等故旧的情面，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如果说王士珍主要是报答故主袁世凯，那么赵尔巽与周树模则对清王朝尚不乏留恋之情。

王士珍

有先出仕后隐退者。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满怀对共和国的期望而出仕，然后又满怀对民国政治的失望而退隐。如岑春煊，于辛亥鼎革之际，转而赞成共和。其日后回忆仍对此大赞不止：“以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之国，犹复优待清室，不失尊荣，以视前朝易姓诛夷之惨，相去何止天渊。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耶。”不意袁氏当国，致兵连祸结。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护法运动，岑春煊均亲与其事，疲于奔命。民国九年（1920），“整装回沪，不复更谈政治。” 又如程德全，本是督抚中反正独立第一人，但在“二次革命”之后，遂退出政坛，闭门诵佛，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号寂照。民国五年（1916），程德全反思道：“国体改革以还，日相寻于哄争猜忌之域。吾时于两方谆切劝解，亦均不见听。岂天之诲祸！抑吾之诚不足以感人也。驯至今日，纲纪凌夷，道德灭绝，人民困于水深火热，几不可一朝居。呜呼！既无以对故君，复无以对国人，罪深孽重，夫复何言？”表明其对民国的失望和无奈心情。无独有偶，张鸣岐后来也寓居天津，吃斋念佛，惜乎晚年附逆日寇，堕落为汉奸。再如朱家宝，民初出而用事，官至直隶民政长，兼都督，改巡按使，加将军衔，领军务。“修饬庶政，治绩为行省冠。”张勋复辟，特授民政部尚书，“未行而变作，遂投劾不再出矣。”其二是出仕而不忘忠清。如张勋，行伍出身，本属袁世凯部下，“逊位诏下，世凯遣使劳问，勋答曰：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公依世凯，殊怏怏，顾念弃兵柄，安所藉手，规匡复，伸其志，遂隐忍就职。其后，凡总统所假陆军上将、定武上将军、江北镇抚使、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受而不避，本此志也。”民国六年（1917），张勋拥清帝复辟，旋兵败，赴津隐居。去世后，清逊帝予谥忠武。又如张镇芳，河南项城人，进士出身，袁世凯表弟。共和初建，受袁氏之命，出任河南都督，“逾年乞休去官，还居津门。”参与张勋复辟，事败，仍隐居津沽。“公自束发受书，其于在三之义闻之熟矣，惟以袁公故，感知己之私与为推移，然而耿耿之衷未尝忍而即安，故莅事期年，毅然求罢，此其隐曲明明予天下以共见，论者疑公之所处本末乖牾，如致身袁氏为是，即匡复旧君为非，此岂足知公之心者哉！”在时人看来，张镇芳仍不失为清朝的忠臣。

仕隐之间者的情形确实很复杂。就上述分析，可见赵尔巽、周树模、张勋、张镇芳情况也大不相同，似各有隐衷，但均不乏“遗老”情结。他们去世之后的“行状”、“墓志铭”均署清朝官职或谥号，大概也可以说是对其“遗老”身份的认可。另外加上朱家宝、陈昭常，上文统计忠于清王朝的督抚时，在仕隐之间者约取一半，大致够数。其实，仕隐之间者既已出仕，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民国的认同，但究竟是否就意味着对清朝的背叛，则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赵尔巽出任清史馆馆长，“志”在纂修清史，自不失其故国情怀。张勋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意在保存实力，以拥清逊帝复辟，走了一条“曲线救国”之路。周树模虽然认同民国，但仍不忘其“清室旧臣”身份，其反对袁世凯称帝，就因为顾念“旧君”情分。他说：“前清变民国，予等皆清室旧臣，民国无君，以人民为君，予等无二姓之嫌，皆可厕身作官。今袁氏称帝，予等事之，弃旧君而事叛臣，何以自解？”这个解释，大概可以为既仕民国而又不忘忠清者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有一份名单值得注意——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时，其重要官职中旧督抚列名者如下：内阁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袁大化、张镇芳，大学士升允，协办大学士张人骏，顾问大臣岑春煊、赵尔巽、陈夔龙、胡建枢，各部尚书、侍郎：度支部尚书张镇芳、参谋部尚书王士珍、民政部尚书朱家宝、农工商部尚书李盛铎、农工商部左侍郎钱能训，各省督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江苏巡抚齐耀琳、山东巡抚张怀芝、甘肃巡抚张广建，盐务署督办张镇芳（兼），督办税务大臣孙宝琦。这里涉及旧督抚17人，包括上述所谓逊清遗老5人：袁大化、升允、张人骏、陈夔龙、胡建枢；民国政要5人：钱能训、齐耀琳、张怀芝、张广建、孙宝琦；仕隐之间者7人：张勋、王士珍、张镇芳、岑春煊、赵尔巽、朱家宝、李盛铎。虽然列名可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因张勋复辟历时短暂，各人对清廷是否真心效忠已无法验证，但这个名单是经过逊清皇帝宣统以谕旨形式颁布任命的，至少可以说是清廷自以为是的期许吧。据近人对“清遗民”的最新统计，涉及辛亥之际旧督抚14人，其中有上述所谓逊清遗老7人：升允、朱益濬、余诚格、沈瑜庆、袁大化、张人骏、陈夔龙，民国政要2人：孙宝琦、钱能训，仕隐之间者5人：朱家宝、周树模、张勋、陈昭常、赵尔巽。可见，进入民国之后，前清督抚的身份确实不好认定，简单地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其实可能都不太合适。

以上力图证明辛亥鼎革之际，各省督抚效忠清王朝者还是占多数，而不是一般印象中的少数。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既如此，为什么清王朝在武昌起义之后会迅速土崩瓦解？这是以下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格局问题，自罗尔纲先生发表《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以后，学界大都信奉“内轻外重”说。其实，从咸同时期地方势力崛起，到庚子事变已经到达顶峰，东南互保是最显著的事例。如果仅就庚子事变以前四十年立论，罗先生“内轻外重”说大致可以适应。至于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的权力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而嬗变成另外一种新格局。这个时期，清廷实施新政及预备立宪，有意调整收束地方权力，即所谓中央集权。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中央收束地方权力，使地方督抚实际权力大为缩小；另一方面，清廷中央对地方缺乏实际控制力，其所谓中央集权只是有名无实。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

“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清末新政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就是中央集权。当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备立宪阶段，清廷便明确标榜“大权统于朝廷”。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更是极力集权皇族亲贵，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然而，与清廷主观意旨相背的是，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清廷内部，皇族亲贵之间矛盾重重，不仅载沣与隆裕太后不和，其他诸如奕劻、载泽、载涛、载洵、毓朗、溥伦、善耆、溥伟等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也是不断地明争暗斗，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恽毓鼎认为：“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混浊，贿赂公行。有识痛心，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事实上，当革命起来时，清廷根本无力应对。武昌起义后，清廷无法驾御北洋军，不得不起用旧臣袁世凯。其时，清廷的实际主政者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都不是强有力的核心人物，反而被袁世凯玩弄于鼓掌之中。袁世凯被起用后，很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攫取了清朝行政大权。庸弱的隆裕太后也不得不把清廷命运完全交付袁世凯，在召见袁世凯内阁时，她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在宗社党炸死良弼后，隆裕太后闻讯颇感绝望，禁不住当朝掩面而泣曰：“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这样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其实，早在武昌起义之后约一个月，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观察：“清朝在各省的权力几乎已失去作用。” 清廷通过新政所企求的中央集权，并没有真正地强化中央政权，同时还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如《清史稿》所论：“洎乎末造，亲贵用事，权削四旁，厚集中央，疆事遂致不支焉。”

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如时论所谓：“自中央集权之说中于中央政界之心理，而督抚之权日削，而外省之力日瘠，迄于今几无一款之可筹、一事之能办，疆臣愤不能平，则相率托词乞退。呜呼，其流毒之巨有如是也。”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御史陈善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督抚，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为数千万人民之所托命，万不可无调遣兵队之权，以资震摄。苟既命以如此重大之任，而复靳兵权而不予，是不啻缚其手足而使临民上，欲求无事不可得也。疑其人而罢其督抚之任可也，任之而复疑之，缚其手足不可也。今各省会城之变，大抵皆坐此弊，则兵权集于中央之说误之也。……今则各省陆军皆一律归部直接管辖矣，各该督抚均不能直接调遣矣，若不速为变计，乱未已也。”恽毓鼎认为：“兵权一失，倒持刀柄以授人，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已。中央集权，其祸如此！泽为首恶，洵、涛、朗次之，何面目以对九庙之灵乎？”陈夔龙以自己切身经历说明疆臣失去兵权祸害极大，有谓：“余于宣统己酉腊月，履直督任，所辖北洋第二、第四两镇，兵力甚强，足以建威销萌。新党不便，怂恿京师权贵收归部中直辖，监国贸然允之。疆臣职司疆土，直隶尤屏蔽京师，一旦骤失兵柄，其何能淑。疏凡再上，以去就力争，卒未能收效果。”像陈夔龙一样，地方督抚面对革命，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尽管可能有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这样，清王朝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乘势而起，成为左右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清末，张绍曾滦州兵谏立宪与段祺瑞电争共和，已启军人干政先河。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八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祯、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人电奏清廷，代表各军将士请愿改革政治，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年内即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甚至明确要求军人有参与解决现时规定之宪法、国会组织法及国家一切重要问题之权。军人通电干政，使清廷惶恐不安，随即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时人评论道：“然以朝廷遽发信条，为军士所轻，卒启军人干政之举，后且合词请退位矣。”“朝廷之所以号召天下震慑群庶者，威信而已。今朝廷失信之事已更仆难数，此诏一出，更示天下以弱。现任兵官尚可迫胁，何人不可迫胁乎？威严尽失，何以立国？乱事之起，靡有涯已。”甚至有谓：“帝位虽存，大权业已下移。”十二月初八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李纯、潘矩楹、王怀庆、张怀芝等50人，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并王公大臣，请代奏清廷，建议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强烈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其咄咄逼人之势，使清帝退位毫无回旋余地。有人认为，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其所以如此之速者，得力于段芝泉率前敌将士一电，请愿共和之最有力者也。”时人把段祺瑞之电与彭家珍炸良弼之弹相提并论，以为“足以夺禁卫军之魄，而褫宗社党之魂，实乃祛除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袁世凯正是依靠其北洋系军人的支持，而顺利地逼清帝退位，并攫取民国大总统职位。

在民初，袁世凯仍然利用北洋军人与孙中山斗法。其时，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孙中山所派蔡元培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授意亲信曹锟所属第三镇发动兵变，在京津地区大肆抢劫，造成北方动荡不安局面。同时，北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联合发布通电，断然主张：“兹就内情、外交、边部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结果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不得不妥协，以遂袁世凯之愿。对于曹锟兵变，时人感叹：“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 真可谓先见之明。其后，军人干政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演变为军阀政治。此是后话，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军阀主要是清末新军将领，而不是地方督抚。进入民国以后，前清督抚大都步入遗老行列，而新军将领则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异常活跃。从辛亥鼎革之际独立各省都督任职背景统计分析，便可略见其端倪。据统计，在各省光复后任职都督的27人中，有14人来自新军官员，包括新军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及教官等，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另有革命党人即职业革命者5人；旧官僚包括巡抚、布政使、提督5人；立宪派包括3位谘议局议长，均占少数。可见新军势力的强大。新军势力在清末新政中崛起，成为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从军人干政演变为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治，也就顺理成章。有点匪夷所思的是，练新军本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但在辛亥革命中，新军是推动各省独立的主力军，终归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是清廷新政之初所始料不及的。种豆得瓜，历史的奥秘确实耐人寻味。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12年03期，原标题为《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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