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一场舆情与愤怒 当中共遭遇乌合之众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因感染新冠病毒不幸去世、被媒体誉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曾被武汉官方当作“造谣者”处理。（Reuters）

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这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网络上开始传播的温和声音，试图平复人们的怒火，给官方的努力以更多时间。在此之前，面对日益攀升的感染数字，人们一方面封闭自己拒绝一切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以慌乱和愤怒的复杂心情监视这场瘟疫和承诺为消灭这场瘟疫而努力的各方力量。

回顾这一个多月的舆情，不得不让人深思。从公众对武汉乃至湖北官员表达不满，到揭露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幕后操作，再到反思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似乎正是乌合之众的推动。爆料、披露、公开指正等方式衍生的话题高潮，使得2020年春节期间的中国社会舆情从未如此密集地诉诸互联网。真相与谣言混合，赞美与抨击并行，民众每天都在不间断的恐慌与时而愤怒时而感动中经历着情绪的跌宕起伏。在这场尚未看到曙光的疫情面前，中国舆论场上演的到底是一场乌合之众的狂欢，还是疫情监督的利剑？

对于从2019年12月迄今围绕整个新冠肺炎（NCP）疫情舆论进行梳理与探讨，试问，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面临如此重大公共危机时，政府、官员、民众以及媒体究竟该如何参与、面对舆情，这次危机需要做出怎样的反思。

双面“乌合之众”

围绕整个武汉疫情发展的舆情，可以视为多种因素迭加之结果。首先，对于急剧扩散的疫情，尽管中国政府在努力“抗疫”，但是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初始表现得手足无措，进退失据，尽失民心。其次，互联网信息的爆炸，无处可去在家留守的民众急于想知道疫情最新情况的心态，在互联网加持下，多重情绪迭加在一起。再次，持续近两个月的疫情中，令人悲伤、愤怒的消息太多太多，尤其是疫情最早“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成为导火索，让积攒多日的情绪火药桶，最终在2月6日晚间轰然爆炸。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正是过去几年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公共舆论全面收紧的结果。

民意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作为部分民意集合的舆情，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众很容易陷入某种集体情绪，尤其恐慌、愤怒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民众又很容易被引导，因此他们需要信心，需要去信任“英雄”。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非典（SARS）领军人物钟南山，以及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就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巨大信任。

这种双面性是乌合之众的特点，舆论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和理性的集合，它所传导的集体非理性焦虑和恐慌也无法避免。需要注意，这不是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人类的共性。

疫情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中国部分地方官员的无能，看到某些机构慈善外衣下的利益勾兑，看到从目不识丁的民间百姓到被奉为权威的知识分子都暴露出的利己主义，甚至看到官方镜头之外不为人知的生死。世事纷乱之下，问题才更难遁形。只是舆情会很快随着疫情的退去而转入低潮，但反思才刚刚开始。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总理牵头小组，一直在防疫第一线指导工作。（新华社）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怎么破

在众多反思中，人们更关心，中共会如何自我批评、自我反思？

在2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抗击武汉疫情发表讲话，在“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的部分，特别提到了“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此前一度报导疫情时十分积极、激进的陆媒开始“收敛”，部分报导被删，有关疫情的网络讨论再度从严。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已经很难狭义地理解为原生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与自媒体，传统媒体、具有官媒属性的市场化媒体同样在互联网端有着相当高的活跃度与影响力。特别是在此次疫情爆发后，一些大陆官媒“纸上的官方话语”和“网络上的接地气话语”明显呈现出两套话语系统并行不悖的现象。因此，网络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也近似于中国整个媒体生态系统，这也就不难理解有观察者会将“加强网络媒体管控”视同为“舆论收紧”。

事实上，“加强管控”不应该成为中国宣传系统管理者简单粗暴地禁言删帖的理由，关键在于找到舆论管理中“收”与“放”的平衡点，既能针对性治理网络舆情中的乱象，又不损失媒体监督的透明度。如何正确理解“加强网络媒体管控”，需要从此次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的舆情梳理中找出答案。

从2019年12月下旬关于“未知病毒”消息曝光，到202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对疫情做出统一部署，可以视为第一阶段。由于对病毒的专业认知尚处于初始阶段，官方媒体大多按兵不动，即便是病情通报，也因循一些政治惯例，比如在每年例行的“两会”期间舆论不能有负面消息，从而出现信息空窗期。

武汉8名医务人员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猜测疫情“疑似SARS”，因被官方简单粗暴地定为“造谣者”，从而让新媒体与自媒体大多处于噤声状态。

1月20日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从那一天到2月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可视作第二阶段。随着专家钟南山透露“可以确定病毒人传人”、中共对疫情防控做出统一部署，“攀升的病例数、神秘的病毒源、被挤爆的医院”瞬间引爆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最高法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对于8名“造谣者”的“平反公告”的时间相隔不远，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大陆官方媒体也加入反思大潮，批评武汉市和卫生部门疫情预判不够，过度压制舆论，并将第一阶段“安抚”为主的调门转变为“加油鼓劲”、“正能量”。

应该说，第二阶段媒体在网络端的强烈“反弹”恰恰是因为第一阶段被过度压抑，甚至带有对过去几年舆论环境不尽如人意的“补偿心理”，极大加速了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的速度与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犯错误”的并非只有典型意义上的网络媒体，像“新华视点”这样的国家级官媒也因一篇《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稿件，在社交媒体上开启了另一种“病毒式传播”，导致了一场“全民抢药”的闹剧。

有专家组成员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在武汉期间无法获取是否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确切信息。（新华社）

对于“谣言”的反思

此次武汉疫情是对当代中国全方位的拷问，包括官员治理能力、经济抗压性、公民素质，以及现代传播环境下，对于舆情，尤其是舆情中对谣言的态度。2012年后，中国曾经掀起一次长时间、广范围的打击谣言运动，如果网民发布一些未经审核的信息，在“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政治正确的思维主导下，那些散播某些被视为谣言信息的网民，极有可能被当作造谣者而被约谈。

今天这种思维可能要进行一些调整，中国人对于谣言，也需要重新建立一些认知。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几乎伴随着人类历史全部历程，没有一个社会能彻底禁绝谣言。虽然很多人痛恨谣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没有任何谣言的社会才是不正常的。这是因为，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心理便是尽快传播更多的信息。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在《谣言》一书中就指出，“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卡普费雷概括提炼出一个简单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其实他还遗漏了一个维度，那就是时间。因为谣言如果无法澄清，就会随着时间不断发酵。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人们非常关心，但又无法迅速获知明确的答案，那就必定会产生谣言。由于新的事件总是不断涌现，不可能每件事都能在第一时间给大众提供充分的信息，因而谣言的产生可以说是必然的。

在中文中“谣言”一词常附有一层道德贬义色彩，造谣被看作别有居心，而信谣传谣被视为愚蠢可笑。事实上，谣言其实是中立的，它未必是不道德的，信谣传谣的人，也不见得就是愚昧无知的。如同早期传播武汉发生疑似SARS病例的8人一样，他们多数是直接参与早期患者诊断的医生，在对一种新型病毒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要求这些普通人准确地传达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事件早期，中国疾控专家们认为病毒没有明显“人传人”，难道今天就说他们是在造谣吗？

不可否认，此次武汉肺炎疫情整个舆情中，的确有很多居心叵测的谣言，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要对这些造谣者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压。今天在讨论谣言的危害时，通常是指谣言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可以传播得更快更广。

所以谣言的破坏性，往往是因为没有及时辟谣或澄清事实，让错误的信息传播得更快更广。甚至有时是因为一些政府官员“懒政”，即懒于去辟谣，懒于纠正错误信息，让真实的信息更加透明。这次武汉疫情给了我们更深的思考，诚然，谣言可以引发恐慌，但是想让一个社会没有谣言，仅仅依靠训诫是不够的。根治谣言的根本是政府面对谣言时，要做到更及时、更透明，这就要求官员更加“勤政”。然而现实是，这个要求对于很多中国官员而言是很难达到的，于他们而言，用“一刀切”训诫的方式更加容易。

一场疫情，既是对中共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中国公民素质和社会参与能力的一次磨练。一个现代化的有为政府，只要在民众中有信任，有“民心”，当乌合之众的恐慌、焦虑扑面而来时，政府也很容易去化解、引导，这样不至于使执政者踏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正如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的一个重要论断：此次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场考试，中共还没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