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遭质疑 真正的叩问是“中国不是国家”

世界上部分国家对中国政治体制总抱有深深质疑，尤其当中国碰上波折时，各类借机否定或攻讦体制的言论便会纷纷出笼。例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Nikki Haley）称“我认为中国政权正在面对反抗”，并指责社会主义模式“为人类带来苦难”。表面上是对中共与中国政治体制的怀疑与厌恶，更深层的扣问其实是：中国能否算是个“正常国家”？甚至──算不算个“国家”？

钱穆对中国文化与国家的叙述，亦难以摆脱西方对国家定义的影响。（新浪网）

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标准，主权、人民、领土、政府四要素一应俱全，中国怎会不是个“国家”呢？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曾盛行一时。如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1921─2008年），就以中国“是个假装成国家的文明”一句闻名；而英国学者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则又将类似观点传入中国，于上海演说时直指“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

透视“中国不是国家”立论的用意，既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亦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陌生。毕竟西方世界很难想象，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与民族国家之外，为何有个国度能同时兼具广土众民与多民族并存的特质，民族、语言、边界都不一致，但仍屹立长达千年之久，却又矛盾地庞大且衰弱，在欧美列强的船坚炮利前竟不堪一击，这必定是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致！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这种扣问，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几乎都多少受该视角影响，并以此为前提思索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方式。譬如被誉为“最后儒家”的梁漱溟（1893─1988年），就称许过“罗素眼光何深锐至此”，指责中国“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户籍地籍不清、重文轻武全成了国不成国的理由，但又褒扬“以社会而代国家”的伟大文化。历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年）也称“汉以下的中国不能算为一个完备的国家……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型态的大文化体，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强的性质绝不相同”，显有统一王朝不如战国七雄组织完备之意。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论述的重点话题受瞩。（新华社）

而即便是捍卫中国文化最深、最盼切中国摆脱思想与政治殖民的钱穆（1895─1990年），也免不了入其彀中。渠解释中国人“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看似超越欧美民族国家的狭隘，但实质迎合欧美式民族国家才属“正常”的预设立场。后又于《中国社会演变》里说道：“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这更形同肯定“中国非国家”论，也自相矛盾地否定自己频频称颂的中国传统政制。

倒是受唯物史观启发的吕思勉（1884─1957年），直截了当地阐明“社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并指出古今国家定义不同。虽然这套用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的说法，但吕思勉以中西阶级对立的共通性，而非像其他人强调中国天下观与文明观的特殊性，从而逃开因这特殊性而产生的“中国不是国家”陷阱，无疑是种突破。

被誉为“最后儒家”的梁漱溟，在维护中国文化价值的同时，也不免接受欧美视角批评中国的国家功能缺失。（腾讯网）

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多元化，习近平如何对中共执政“理论武器”进行继承发展受到外界瞩目。（新华社）

倒是撇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国家的定义不谈，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倾向中央集权，有稳固的官僚制度、赋税制度与常备军，绝不能被视为缺乏制度、更不该被视为非国家。略举几例，比方王莽想征讨匈奴时，将领严尤反对并清晰地缕述难处：“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这若没有完备的动员与统计能力，势必无法估算大型军事行动的花费与风险。

再以战争与建设为例，中国历代均有对外征伐的纪录，如隋炀帝甚至还在攻击高句丽前，“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好让物资汇聚到涿郡（今北京市）后再支应辽东前线。若无严密的国家体系与威令，要如何号召百万人民修凿大型工程，以及如何分配与调度人力和物资？还有敦煌文书里，总有村里百姓所授田亩不足额的纪录，这也显示古代中国政府的缜密行政效率，绝非如黄仁宇所訾议、缺乏国家所需的“数目字管理”技术，也不像梁漱溟批评的缺少国家应有功能。

由于中国文明的绵延，以及广土众民与多民族国家的特质，使西方或日本难以归类与理解其国家属性，总以为该放弃边疆领土或径行采纳西方式民主制度，才能凝聚为合格的“民族国家”或“正常国家”，甚至部分中国人士也心向往之。此外，中国又采取社会主义制度，这让资本阵营更习惯以敌视与疑惧的角度打量。说穿了，对于中国体制与国家存在合理性的质问，多少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未尊重中国历史的特色与体制选择的权利。

然而，古今中外从无一套制度或国家十全十美，故不应持双重标准过于严苛地排斥中国制度、甚至国家存续的合法与合理性。何况国家理论既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同样也能毁弃政府权威甚至分裂国家。所以在审视海内外的批评时，中国可以实事求是地改进如此次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各种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所出现的问题外，亦须仔细透视诸般批评底下的深层扣问，究竟是真心关怀中国人民、抑或带有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