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血脉，1个肾源，一个绝症之家的4次生死抉择

一个家庭，两个人身患绝症，救谁不救谁？他们遭遇了两难处境；

5个血脉，1个肾源，却又陷入了亲情、伦理、法律的三重旋涡。

这不是一组数据，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命运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逼着他们在破碎的生活中一次次做出艰难的抉择。他们该何去何从？

文/本刊记者 王九

2011年3月25日，广州城已是一片春意盎然，但在广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的古新城心里却一片黯然。这天上午，四弟古新莹正在中山医院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智力鉴定。这次鉴定的结果，或许会让古家—这个广东梅州山区的贫困客家家庭再次面临攸关生死的抉择。而这样的生死抉择，在这几个月里他们曾经一次次地经历过⋯⋯

第一次生死抉择：

谁来捐肾？

2011年1月2日，35岁的古新城在广州南方医院被确诊为重度尿毒症。那段时间，他白天好好的，晚上有些咳嗽、呕吐，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但一纸诊断证明将他的生活打到了绝境。

如今，和医生的对话仿佛还萦绕在他的耳边：“是不是透析到指标正常就可以了，治好了就不用再透了？”

“一直都要透析下去。”

“可我负担不起。”

“你也可以考虑换肾。”

换肾的手术费用，对于任何一个贫穷家庭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古新城来广州打工13年，每个月只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他和妻子张九新在物价高昂的广州城里“蜗居”着，一个三四平方米的房间，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衣服挂在床边就算是床帘。而在梅州老家，四兄弟里3个已经结婚生子，但谁都没和父母分家，“就一栋房子，没钱再盖楼，也没家当可分。”这样的状况之下，古新城考虑再三，选择了不用透析和手术的中医治疗。

1月3日，古新城住进了中医院，一住就是22天，拼拼凑凑的两万多元花光了。住到十几天时，医生对他说：“靠中医治下去也只能这样，治不好，还是要考虑透析、换肾，看看亲人中有没有能给你捐肾的。非亲人肾源的手术费用要20多万，如果亲人有合适的肾，手术费只要8万。”

1月25日，在身体还不允许的情况下，古新城硬是出院回到了梅州老家。

家庭会议上，充斥着无奈和叹息。古新城的父母想换肾给她，但母亲李春秀身体不好，父亲古良汉年纪太大，就算把肾换给古新城也没多大用；大哥在深圳制衣厂打工，经常生病、感冒，家里还有3个小孩，负担很重；三弟在中山做油漆工，小时顽皮摔断了腿，至今走路还是一瘸一拐，下面也有孩子需要照料。更重要的是，古新城病了，大哥和三弟是家里仅有的经济来源，如果他们捐肾，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工作，甚至以后都不能干重活，谁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

只剩四弟了。30岁的四弟古新莹还没讨老婆，只读过小学一年级，没文化，就会写自己名字，跟着父母在老家种地，身体也是兄弟里最好的。如此看来，他是这个家族里最合适、也是仅有的选择。

家庭会议的结果，是古新莹去广州做配型，如果匹配就由古新莹捐肾。李春秀和古良汉对其他兄弟强调，古新莹捐肾后，就算讨不到老婆，几个兄弟也要照顾他。

春节过后，配型结果让古家看到了希望：古新城和古新莹配型成功！可他们没想到，命运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无情地关上了一扇窗。

第二次生死抉择：

救妈妈还是救儿子？

春节还没过完，古家几兄弟发现母亲李春秀鼻涕很多，挨近了还能闻到她身上明显的酸臭味，隐隐的不安笼罩了他们的心。

2009年，李春秀曾患鼻咽癌。这是古家第一次接触绝症，古新城说，治疗期间李春秀“好像就是接受放疗，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多月后，李春秀治愈出院。这两个月，三兄弟能拿的钱全拿出来了，花了好几万。而这次，在这个节骨眼上，难道母亲又病了？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检查结果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春秀鼻咽癌复发了！这个伤筋动骨的家庭刚攒了不到两年的钱，如何负担得起两个绝症病人的治疗费用？

古新城永远忘不了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个晚上，母亲仿佛一下苍老了10岁，她说：“你能治，我就不治

了。”母亲和孩子，谁不希望对方健康幸福？可现在，只有放弃一人的生命才能成全另一人的生存，这样的选择就像残忍的利刃，刺向每个人的心。古新城每说起母亲的这句话，就会不由得哽咽：“听她这么说，我的心都要碎了。妈妈虽然这么说，但作为儿子，怎么能不给她治病？”

在家人的坚持下，李春秀住进了梅州市人民医院。她总共要做32次放疗，一周5次，加上住院和检查的费用，总计要花5万元左右。大哥和三弟掏出所有积蓄，又变卖了家里的牛羊牲口，也只凑够了两万多元。古新城没有出钱，他欠着债，自己的治疗费也没有着落。此时，他的心是绝望的，已经作好了放弃治疗的准备。

就在这时，一个老同学建议他说：“把你的情况告诉在广州的同学，大家一起想办法帮你！”2011年3月10日，黄存义和几个同学在毕业多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古新城。黄存义记得，那天古新城在出租屋附近的路口迎他们，远远看着，就觉得古新城“很显老”。走近一看，才发现他“眼睛和脸都是浮肿的，爬两层楼梯气都喘不过来，看着他的背影觉得很凄凉”。此时，古新城的身体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胸腔积水严重、高血压、中重度贫血、肌酐指标是普通人的10倍、两个肾已经萎缩。

黄存义和同学当即决定发动捐款，他告诉古新城：“你的身体已经拖不起了，快点住院，钱大家会尽量想办法。”

3月12日，黄存义在《广州日报》的网站上发了求助帖；3月15日，《广州日报》报道了古家的困境，引起多方关注，开始有好心人给古新城捐款，加上同学筹集的一万多元，古新城的人生似乎又走到了柳暗花明的拐点。

3月14日，古新城和四弟古新莹住进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古新城每周要透析3次，还要做其他治疗，而古新莹也要接受各项检查，双方条件达标，就可以进行手术。

可古新城没有想到，每一束希望曙光的后面，都连着痛彻心扉的阴影。

第三次生死抉择：

要命还是要弟弟的尊严？

刚入院时，古新城就照医生所说，办理好了户籍证明、兄弟关系公证、家人同意书等各项材料。可3月14日晚上，妻子张九新却接到了古新城的电话：“可能换不了肾了⋯⋯医生说四弟有点问题。”张九新一下觉得“两条腿都软了”，以为古新莹做检查也查出了什么疾病，“一个家，妈病了，你病了，小弟再有病，这个家可怎么办？”可再听下去，她才明白，医生是说古新莹“脑子有问题”。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蒙善东医生说，从语言和行为上来看，古新莹存在智障可能。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根本搞不清楚“捐肾”是什么意思，答应捐肾并不一定是他的真实意愿。医生也问过古新莹：“你愿不愿意捐肾？”古新莹低着头，轻轻地说：“不知道。”蒙善东说：“从古家保持血脉存续的角度，让古新莹捐肾或许是一条出路；但从古新莹个人角度出发，弱智的他能否作出这样的行为判断，捐肾对他而言，又是否公平呢？” 让智障人士捐肾，存在欺骗甚至强迫的可能，这在医学上触碰了伦理道德，所以，虽然古新莹身体的六项指标都达到了肾脏的配对要求，但换肾手术能否实施，必须先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即使讨论通过，还要提交至广东省卫生厅备案，获批准后才能进行手术，整套程序下来大概需要一个月。

一个月，对于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的古新城来说，代表着太多未知和变数。好不容易配型成功、好不容易筹到些钱，刚有了一线希望，可为什么希望又要这么轻易地从指缝划过？他和弟弟相处了30年，虽然古新莹是有点“傻”，但怎么可能就成了“智障”呢？智障，这是古家人想都没想过的一个词汇。提起这个词，张九新的声音就激动起来：“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词！”在他们看来，古新莹内向、没文化、不会和陌生人沟通，但从来没有觉得他是“非正常”的人。

古新城说，古新莹小时候生过一场病。“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是发烧，去打针，可能药量太大了，之后就变成这样。”张九新则说，古新莹的“没文化”是因为“小时候贪玩，不爱念书，生病回来后功课落下跟不上，更不爱读，也就不读了”。但他们说，古新莹虽然没文化，可生活能力和正常人无异。他能种田、犁田，和熟人自然地沟通，还能骑摩托去镇上。平时，三兄弟的5个孩子都在老家读书，古新莹会帮父母一起照顾孩子。父亲陪母亲在梅州市住院治疗后，古新莹每天要接送3个孩子上下学，还要给5个孩子做早晚两餐饭。张九新说：“孩子们和古新莹交流也没有任何问题，对他和对别的长辈一样。”古新莹也曾经跟着老乡到中山、惠州等地打工，但他只会说客家话，普通话“听不太懂”，又怕生，才会在医生问起“愿不愿意捐肾”时回答“不知道”。

可在外人看来，古新莹的确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黄存义和古新莹接触这几天，曾经和他有过简短的沟通。黄存义发现，若是和古新莹熟了，像哄小孩一样和他说话，他的回答还是有逻辑的。但有一次，当有记者来病房采访时，面对摄像机的镜头，古新莹置之不理，进屋就在镜头下自顾自地脱了裤子。

古新城带着古新莹去求过医生，可在获得批准之前，医生也不敢贸然手术。此刻矗立在古新城面前的，不仅是一道艰难的“伦理关”，还有一道沉重的“法律坎”。广东省伦理委员会委员李幸民教授说，如果捐助人有主观上看起来存在智力问题的现象，病患家属应主动提交相关智力方面的权威鉴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否则，“就是故意隐瞒行为，即使手术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如果今后捐助者提出异议，那么相关参与者可能会受到法律处罚”。

绝望再一次笼罩在了古家每一个人的心头，不仅如此，社会的种种议论在短时间内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3月15日，媒体刊出“鼻癌母亲让智障弟弟给尿毒症哥哥捐肾”为题的报道后，很多媒体来到医院采访古家兄弟。古新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他是否沉默了，记者问他“愿不愿意捐肾”时他的回答是“愿意”还是“不知道”，都成为大家猜测他是否为智障的“线索”。同时，古家的抉择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巨大轰动。众多门户网站纷纷发起投票调查，短短几日，就有数万人参与。虽然大多数网友支持古新莹捐肾，认为这是“别无选择之举”，但仍有三成网友认为“让智障者捐肾不人道，母爱掺了水分”、“这是抹杀‘傻儿子’的人身权利，当然不合伦理”⋯⋯此起彼伏的议论声，像不断紧缩的电网，在古新城和家人心上留下一抹抹灼痕。

在梅州住院的李春秀身体很弱，因为放疗，两侧脖颈处已经有了两个大大的疤痕，擤鼻涕时偶尔还有血。她的治疗费用还有好几万元的缺口，能否治愈也仍是未知数。但此刻，她的心完全不在自己身上。古新城的手术迟迟难定、古新莹被别人叫“智障”，让她难受不已，而“母亲不顾智障儿子意愿让他给病儿子捐肾”的说法更是让她觉得委屈：“我们这么老了，哪个儿子有事也不放心，我们就希望两个儿子都活得好好的。”老伴古良汉紧紧抓着来访记者的手，急切地说：“古新莹身体好，他是同意的，他是愿意的！”现在，能照顾李春秀的只有古良汉，但老两口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让古良汉过几天去广州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他们想尽一切可能让更多的人来帮助古新城。

古良汉去了广州，李春秀只能独自一人在梅州承受放疗的痛苦，身边连个端饭送水的人都没有。知道父母的决定后，张九新说古新城“心酸得难受”，而古新莹更是个非常“纯”的人，听说后“哭得很伤心”。

3月20日，古新城刚做完第二次透析治疗，但他的胸腔仍有积水，身体还达不到手术水平。呕吐、难受，强烈的透析反应之余，他的心更是纠结在了一起。这天，医生要求古新莹到权威机构进行智力鉴定。“让我弟弟去经历这个，我心里太难受了。”在古新城看来，让弟弟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对他的不公平，甚至是一种侮辱。他反复说：“我们全家从来没觉得他有问题。”他更害怕记者的询问、众人的议论伤了古新莹的心。他问过古新莹：“别人说你‘智障’，你生不生气？”古新莹说不生气，还说“需要做鉴定就做”。但古新城的心，仍是乱成一团。绝症母亲无人照顾，从小在村里长大、“没有任何花花肠子”的弟弟却要面对众口铄金的流言蜚语，内疚、不安填满了古新城的心。这天晚上，经过了激烈思想斗争的古新城再一次选择放弃—他打算再试试中医，不行的话，就算不治了也不想让所有人都说弟弟是智障。

第二天中午，老父亲给古新城打来了电话：“要是你不同意让弟弟做智力鉴定，那最后一线希望都没有了。孙子才9岁，你不要放弃，哪种方法都要尝试啊！”听着父母焦急的劝阻，看着结发11年的妻子紧皱的眉头，想着远在老家的儿子，古新城犹豫了。

这么长时间，他们只和儿子说：“爸爸生病要住院，你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别犯事气奶奶。”病有多重，并没有和儿子讲，怕他有心理压力，影响成绩。住院以来，古新城每天都和儿子通电话，儿子很懂事，总是问：“爸爸好点没？”稚嫩的声音，是给古新城最大的鼓励。儿子还不到10岁，是古新城最难以割舍的牵挂。

一夜思索过后，古新城勉强听从了家人的劝告，同意古新莹去做智力鉴定。

第四次生死抉择：

其他兄弟捐肾还是放弃手术？

3月25日上午，只会说客家话的古新莹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山医院法医鉴定中心。没有家人陪同，他显得很紧张。两个小时的鉴定过后，他对家人说医生问的问题听得懂，“问了一些读书的问题，还有愿不愿意捐。”下午，古新莹又做了脑部CT检查。鉴定结果要几个工作日后才能出来，但黄存义从医生那里听说，情况并不乐观，照古新莹的表现，恐怕难以通过。张九新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坚强面对吧。”

4月1日，一纸司法鉴定意见书彻底打破了古家的希望：古新莹尽管简单生活能自理和完成劳动，但社会功能存在一定程度受损，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不符合捐肾条件。

还考虑其他两个兄弟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古新城的声音里透出凄凉：“不考虑，他们俩哪一个没法工作，这个家就垮了，何况配型也要三四千块。”那怎么办？“保守治疗吧。”

未来一下变得如此迷茫，但古新城并不绝望，因为“仍有社会爱心，仍有希望”。或许对于古新城来

说，爱心就像是严冬里擦亮的那根火柴，可以照亮眼前的黑暗。目前，已经有一位爱心女士表示，如果古新莹被鉴定为智障，她愿意为古新城捐肾。提到这些，他的脸上就会涌起希望的暖意，一如这个春天温暖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