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带回庚子退款的美国传教士这么说

本文由公众号“记忆群岛Isles”授权发布

1906年3月6日，在白宫，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迎来了一位自中国归来的拜访者：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

当时，对欧美人而言，明恩溥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向罗斯福报告了当时的中国形势后，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美国应退还部分庚款，将之用做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经费，以及为中国学生提供留美津贴。

明恩溥与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

毫无疑问，这个建议让罗斯福甚为赞同。当天，罗斯福不仅将明恩溥及他的同行者留下用餐，之后，又就如何制定退还庚款的方案，和明恩溥一直探讨到深夜。

庚款，即《辛丑条约》所定的赔款。其中，美国所获为2400多万美元。

在明恩溥这次拜访过去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关于退还庚款的咨文。随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发表声明，将把美国所获庚款的约半数，即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开办游美学务处（相当于清华的前身），作为庚款留美事务的专设机构。

一个“中国通”

在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中，还有数位参与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以及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等。与他们相比，明恩溥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以社会力量代表的身份，而成为了推动美国退还庚款的关键人物之一。

1845年，明恩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维郎城。1870年，他从安多弗协和神学院毕业。1872年，他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成为一名来华传教士。

按照公理会的安排，明恩溥来华初期的任务为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天津做一名实习传教士。不过，他显然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来到天津的，因为当时天津教案的风波尚未平息。

之前，因“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等谣言的风传，天津发生民变，众多天津市民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神父，修女，洋商及其眷属等20人。事件发生后，曾国藩抵津办案，在清廷顽固派和法国的夹击中，曾国藩动辄得咎。最终，天津教案以流放失职官员、处死人犯和赔款结案，曾国藩的一世清誉也因此毁于一旦。

教案之前，他是中兴名臣，而在教案之后，他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且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就在明恩溥抵津的那一年，曾国藩于郁郁寡欢中去世，而在曾国藩的身后，朝野上下对传教士的仇恨继续暗涌、升级。

在天津，明恩溥根本无法打开局面，他转而认为，应该离开天津，前往中国的内地乡村开辟新的传教区，而且，他还认为，比起留在天津这样的口岸城市，前往内地乡村他才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那里，他可以住在乡民中间，说他们的方言，并和地方官员、平民以及流浪者等各阶层广泛接触。

这是后来他成为一名“中国通”的起点，但在一开始，他的数次乡村之行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1877年春，一场罕见的旱灾袭击了华北，到了秋季，黄河改道又带来洪水泛滥。水旱夹击之下，山东等省遍地饥民。在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里，他记录了这一场“丁戊奇荒”：“地面上一片荒芜，数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在水灾中幸免于难的人们在大地上四处流浪、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希望。”

当时，明恩溥作为一名赈灾者来到山东。在重灾区恩县（今分属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一带，他向分散在115个村庄中的四千多户灾民发放了约12000元（银元）赈灾款。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灾民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忍耐力让他很迷惑。他问一些灾民，整个华北都已陷入灾荒，四处流浪也很难获得食物，为什么不肯团结起来向地方政府要求援助呢？他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样两个字：“不敢。”有时是四个字：“不敢。不敢。”

对此，明恩溥只能感叹：“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原因可能有两个。他们是一个最讲求实际的民族，依靠某种本能，他们意识到这类计划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去实施那种必不可少的联合。”

灾荒过后，明恩溥也在恩县庞庄建立了传教点。在一年的时间里，有一百五十多人入教。明恩溥欣喜地在总结报告中写道：“灾荒结束之后，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进入了一个传教的崭新时代，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消失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明恩溥成为了上海《字林西报》驻山东通讯员。并发表了大量的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文章。

1890年，这些文章汇编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在上海出版。两年后，又在英国出版，此后还陆续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出版了十几个版本。

这本书让明恩溥声名鹊起，成为一名极受欧美政界、报界关注的“中国通”。当他以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回到美国，他的建议自然也极受白宫的重视。

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画像”

通过《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明恩溥为当时的中国人“画像”。

在这本书里，当时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具有如下特点：好面子、生活节俭、勤劳、讲究礼节、不守时、不讲求精确、说话拐弯抹角、头脑混沌、神经麻木、排外、缺乏公共精神、保守、忍耐力极强、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喜欢猜疑以及缺乏诚信等。

应当说，明恩溥所描绘的这副当时中国人的典型“画像”，既细致、形象，又充满了复杂性。有些甚至显得自相矛盾，比如，一个人可以既仁慈又缺乏同情心。

对此，明恩溥的做法是，他在阐述每个特点的时候，都结合了相应的例子。

比如，富人、穷人都认为行善可积德。为此，有些富人会在灾荒发生时设立粥棚，而那些财力一般甚至匮乏之人，也会在腊八那一天，“最为慷慨地向每一个来者施舍那种最廉价、最低质的稀粥，从日出到日落，连续坚持十二个小时。”

又比如，同样还是这些曾经行善之人，在他们面对耳聋或目盲之人时，却常常加以嘲笑。或者，如果一个人不幸脱发，那么他就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十秃九诈，剩下一个不是哑巴就也是诈。”又或者，人们往往会当着一个有着智力缺陷的孩子，“说他缺心眼儿。”

明恩溥尤其不能理解闹婚习俗，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新娘一般都非常年轻，她们总是非常胆怯，突然被一大群陌生人包围。各地风俗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没人在乎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可怜孩子的感受……当新娘下轿走进婆家时，她就像一匹刚买回来的马一样，成了众人品头论足的对象。她此时内心的感受是不难想象的。”

换言之，在明恩溥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平时得不到尊重，既缺乏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他人。

随着《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在欧美各国的风行，明恩溥为当时中国人作做的“画像”，也就成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标准像”。

此前，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

比如，伏尔泰曾不遗余力地赞美中国、中国人：“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又如，莱布尼茨甚至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丧、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实践和目的。”

比如，孟德斯鸠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

又如，黑格尔认为，在专制帝制下的中国，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那就是皇帝。他高高在上，其他人只能选择暴政面前的人人平等。绝对的奴役带来了普遍的奴性，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尊严，只有自卑自贱；没有进取抗争精神，只有软弱服从；没有诚信, 只有相互欺诈。

再如，到了晚清，当马戛尔尼使团从中国归来后，随团的科学家丁维提更是毫不客气地说，伏尔泰那些启蒙思想家欺骗了他，因为他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他们介绍的是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

这些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截然相反的对中国人特征的描述，也一直让西方人在想要把握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当明恩溥画出了“标准像”，也就为西方人解决了这个难题。正因为如此，在清末，《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成为西方来华者的必读书目。

一场“国民性”大讨论

但是，让明恩溥意料不到的是，他这本写给西方社会的书，却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国民性”大讨论。

其余波，甚至可以说到现在尚未止息。

1921年12月起，鲁迅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阿Q正传》。在鲁迅的笔下，阿Q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自贱又自大、怯懦又残忍、愚昧而充满奴性。一个关于“国民性”的典型文学形象就此产生。

这个阿Q画像的源头在哪里？当时即有人注意到，《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所描述的当时中国人的种种特点，可谓是阿Q形象的蓝本。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看过了明恩溥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鲁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时，也一再提到这本书。

比如，鲁迅曾这样写道，他希望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看了这些（明恩溥对中国人特点的描述），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和明恩溥相比，鲁迅的笔锋可以说是更加犀利。

如果说，在明恩溥的笔下，他对当时中国人的性格缺陷还尽量表现出同情和理解；那么可以说，在鲁迅那里，他要像挥舞手术刀一样，把那些性格缺陷赤裸裸，乃至血淋淋地剖析出来。这是因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旗手，鲁迅急切地希望通过批判“国民性”，来改造“国民性”。

为什么先秦之时的中国人，那么果敢、蓬勃、充满生命的活力？为什么到了清末，他们成了一个个的阿Q？

《阿Q正传》名场面

当鲁迅在不断发问时，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旗手胡适也在发问。在对“国民性”之特点的剖析方面，胡适与鲁迅并无二致。但是，当他们寻找“国民性”的形成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时，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在鲁迅看来，导致“国民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旧文化，因此，必须进行思想革命， 造就一代新青年，“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胡适看来，导致“国民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旧制度。因此，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不肯立宪，袁世凯又以同样的理由恢复帝制，都是专制之余毒仍不肯退场，仍要荼毒民众。

基于这样的看法，无论是在北洋时代，还是在国民政府时代，胡适都一直在大声疾呼要实行立宪政治。他以他的留美经验举例，“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调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报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的多。”

对蒋介石迟迟不肯行宪，胡适批评得毫不客气。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胡适写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

当鲁迅、胡适等人发起“国民性”大讨论的时候，明恩溥早已离开了山东庞庄。晚年的他居住在距离北京市区很近的通州，把主要精力用以神学方面的写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爆发时，明恩溥已因退休而返回了美国。

1932年，明恩溥在美国去世。美国国务院致电吊唁，表彰他曾提出了退还庚款兴办新学等许多有力的意见。这一年，清华已诞生二十余年，而且，其成绩有目共睹，早已执中国高校之牛耳。

胡适在19岁时考取了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二期庚款留学。留美归来后，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1919年6月，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场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以长者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告诫。当这位古文经学大师演讲完毕，28岁的归国博士胡适登上了演讲台，他并没有顾及这位旧学泰斗的情面，而是在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婉转，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极为明白。

在演讲的结尾，胡适以一句荷马史诗作结：“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请看吧，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