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武：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

由于五代武人横行，文教无人重视。赵匡胤称帝后，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打击毫不手软；另一方面，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这使得大批武将扮演“儒雅”，而不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

“出将入相”，是中国古代宋朝之前统治集团内的精英人才仕途升迁、流动的正常现象。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常文武兼备，既能安邦定国，也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北宋建国后，与以往各朝相比，文官、武将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文官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武将群体无论政治地位、形象，抑或素质都远远不能和文官相比，之前令人羡慕的“投笔从戎”、弃文从武的现象不再出现，更多的是文官对武人的蔑视和敌意，以及千方百计摆脱进入武人群体的可能。从宋代之前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地位相近或相同，到宋代武人地位的沦落，其中经历了一个转化过程，这个过程从宋朝建立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北宋王朝建立者赵匡胤，原本是五代后周一名高级禁军将领，并无深厚的资历和显赫的军功。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后周都城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从后周恭帝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靠的并不是他的威望与功勋，而是沿袭了唐代以来藩镇割据时出现的士兵随意拥立将领的模式。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天子权威不受人重视，任何拥有强大武力之人均可称王称霸。节度使安重荣公开宣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种言论，就是这一时期政治现实赤裸裸的写照。

亲身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的赵匡胤，又通过兵变建立赵宋王朝，从内心深处视武人为社会动乱、政权更迭的根源所在，担忧兵变事件再次上演。事实上，赵匡胤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赵匡胤称帝后没过多久，先后发生了地方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造反，虽然两人的叛乱都很快被镇压下去，其他地方藩镇慑于北宋中央政府强大的武力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两次叛乱无疑加重了赵匡胤对武将的猜忌心理。于是，在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背景下，从赵匡胤开始的宋朝统治者，均把百般防范武将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重文教，轻武事”的观念影响贯穿了整个宋代。

《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游彪著，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版

为了防止中央高级武将同样通过兵变夺取宋朝政权，北宋建立后不久，赵匡胤首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剥夺了与他一同发动陈桥兵变的高级武将的兵权。通过授予掌握禁军兵权的石守信等高级武将荣誉头衔，赏赐大量金钱、美女作为交出手中兵权的补偿，同时与他们结成姻亲，让其放心并巩固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强大武力作为后盾，再用金钱、美女、姻亲等作为条件，赵匡胤成功地解除了朝廷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避免了“陈桥兵变”的再次发生。

在“杯酒释兵权”事件中，赵匡胤赤裸裸地劝诱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放弃人生追求，纵情享乐：“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命。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接着，赵匡胤又用同样的手法，逐步将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统统收归国家，最后集中到皇帝手中。

在用怀柔政策解除武人装备的同时，宋初统治者也采用严酷手段，对军队将领大力整治。后周时，赵匡胤通过担任禁军高级将领掌握精锐、核心部队，为发动陈桥兵变提供了便利条件。赵匡胤称帝后，担心禁军高级将领会仿效自己搞兵变，对禁军统帅防范极严。为了不让禁军统帅权力过大，赵匡胤可谓煞费苦心，他将禁军最高统帅职位降低，任用一些资历浅、军功不卓著之人担任禁军统帅。同时，将之前两头制的禁军最高统帅分为三头制，而且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禁军统帅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有调兵权，却没有统兵权。这样，皇帝牢牢将军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赵匡胤降低禁军统帅职位，分割其权力后，对禁军统帅仍然不放心。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毫不手软。殿前都虞侯张琼是赵匡胤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为人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曾经多次在战斗中殊死保卫赵匡胤的安全，因此赵匡胤称帝后，将亲军交给张琼统领。后来，只因张琼得罪了赵匡胤的亲信史珪、石汉卿，两人诬告张琼私下里豢养部曲亲信，多疑的赵匡胤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将张琼逮捕审讯，并下令杖责，将张琼杖击得几乎气绝身亡。生性耿直的张琼不堪忍受屈辱，自杀身亡。事后得知真相的赵匡胤并没有惩处诬告张琼致死的元凶，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张琼家抚恤了事。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多年统率禁军，一直深受赵匡胤信任。但有人诬告韩重赟私下将皇帝亲兵变成自己的亲信，立即触动了赵匡胤敏感的神经。赵匡胤暴跳如雷，当场下令将韩重赟逮捕处死，幸亏宰相赵普出面力保，韩重赟才幸免于难。虽然事后赵匡胤也调查清楚有人故意陷害韩重赟，但他出于防范心理，仍然罢免了韩重赟禁军统帅之职，改派他人。

杯酒释兵权

透过张琼、韩重赟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赵匡胤对禁军高级将帅抱着高度警惕与猜忌的态度。在赵匡胤多疑的审视下，高级将官特别是禁军高级将领为求自保，不得不谨慎从事，甚至不惜“装疯卖傻”来打消皇帝的疑心。如张琼冤死后接替其职位的杨信，其最大的特点是谨慎和“忠直无他肠”，后来忽然得了哑疾，不能说话，但这样一个身体有残疾之人，赵匡胤并不嫌弃，反而更为信任。出身胡族的党进目不识丁、性格粗鲁，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据史书记载，杨信临死前突然开口说话：党进表面上“朴直”，实际上十分善于察言观色。两人性格的分裂与受宠，无疑都是赵匡胤高压下产生的变种。为求个人平安和皇帝宠信，高级武将即便不如杨信、党进般装痴卖傻，也逐渐奉行明哲保身之术。《宋史》记载石守信等武人大多贪赃枉法，曾经多次遭到宋太祖批评。太祖朝负责守边的大将更是大多数有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这些记载可以说明武将素质低下，他们已不能如前代名将一般享有盛名。但换个角度观察，这些武人自我损毁形象的行为，不啻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因为太祖朝对于贪官污吏的处罚相当严重，很多贪官一旦被查明罪名属实，都会被处以极刑。石守信等人作为朝廷高官，对于国家法典不会毫不知情，他们很清楚太祖希望整顿吏治的决心。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毫不收敛，应该是明白太祖不会对他们动手：自己越声名狼藉，在士人和社会上越是没有声望，称王称帝的可能性就越小。这种结果也正是宋太祖希望看到的。当自甘堕落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并获得皇帝的默认时，武将们便开始有恃无恐地在这条道路上迅速走下去，并且造成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

高级将领交出了兵权，但军队仍然需要有人来统领，这样武将与军队之间仍然存在联系。为了防止将领与士兵、军队与地方结成亲密关系，宋朝政府针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还实行“更戍法”，就是不断将部队调动驻扎地。表面上称是为了锻炼士兵，熟悉各地情况，实际上是怕军队在某一地区驻扎时间太长，与当地结成牢固关系。在调动过程中，宋朝政府又不断调换统军将领，其结果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士兵常年疲于换防，劳民伤财。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开国之初，功臣宿将俱在，同时各地割据政权林立，为了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东征西讨武力征伐不可避免，武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朝廷重视。如北宋初年驻守西北前线的武将郭进、李汉超、姚内斌及冯继业等，在赵匡胤的允许下，均拥有较多的用兵权和财权。但这种状况，只是出现在沿边地区，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其他高级别的将帅，在宋朝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影响下，已有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其所为较以往历史上的著名将帅已大为逊色，这一点在赵匡胤多次武力攻取弹丸之地的北汉未果上可见一斑。

宋太祖一朝，正值内外用兵之际，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宋太宗时代是武将群体素质和命运出现逆转之时。通过“烛影斧声”继位的宋太宗，是一个猜忌心极强的人，对武将更为猜忌。他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此处所说的“奸邪”，针对的就是武将。为了防范武人，宋太宗在抑制方面煞费苦心。宋太祖赵匡胤时，对武将作战虽然也进行干涉，但基本能让武将放开手脚，自由发挥。宋太宗既不懂军事，又不放心武将作战，为了牢牢掌控战场，他在战前对将领颁赐阵图，临阵对敌，命令武将必须完全根据皇帝颁布的阵图应敌。不依据阵图对敌，即便获胜，回朝后仍然要受到惩处。依据阵图应敌战败的，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逃脱惩处。在这种奇怪氛围的笼罩下，武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碌碌无为，毫无作为。

烛影斧声

五代武人横行，文教无人重视。赵匡胤称帝后，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赵匡胤所谓的“为治之道”，并非真正的古今治乱之道，而是儒家宣扬的忠君臣子之道。北宋朝廷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打击毫不手软；另一方面，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让其放弃个人思想，一心效忠皇帝。在软硬两手打击下，一些高级将领表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如党进目不识丁，为了显示自己尚文，也要在朝廷上讲几句文绉绉的话语，结果闹出笑话。宋太宗时，武人王显出任枢密使，宋太宗告诫他：“爱卿世代并非出身儒门，从小遭遇兵荒马乱，一定缺乏教育，学问不多。如今爱卿在朕左右日理万机，一定没有空闲时间博览群书。”随即太宗赐给王显《军戒》三篇，说：“看看此书亦可以免于尴尬。”对武将不重视军事素质的培养，反而以所谓“提高文化修养”来要求武将，未免本末倒置。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批武将将精力放在了扮演“儒雅”上，而不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

随着北宋统治者对武将有意打击、压制，越来越多的武将不求上进，明哲保身。那些稍有所作为，或者有所抱负的武将，在宋朝重文抑武政策下，要么终身才华得不到施展，要么被打压、排挤，落个悲惨的结局。《宋史》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呼延赞的北宋初年武将，此人出身将门，久经沙场，勇猛异常，一心想上场杀敌，报效国家。当时北宋太宗两次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对契丹心生畏惧，不敢发动第三次北伐，呼延赞向朝廷献计献策，并请求带兵戍边。为了表示抗辽决心，呼延赞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文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呼延赞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希望将来在战场能够一展身手。但宋太宗对呼延赞并不欣赏，雍熙北伐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的装束，几乎将其斩首。一心向往上阵杀敌报国的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庶务之中。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因自身角色而造成悲剧的缩影。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皇帝苦心孤诣的打压，北宋初年的武将群体，从唐末五代崇尚武力征伐，变得循规蹈矩、唯唯诺诺，毫无武人血性。如曾经以主帅身份东征西讨的名将曹彬，在率领大军攻灭南唐，取得统一全国的重大功劳时，丝毫不敢有一点居功自傲的表现，日常温文尔雅，甚至位居枢密使高官时，在路上遇到士人，主动退避让路。曹彬的“谦让”获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好感。但就是这样一个将领，反因酒坊使弥德超一句“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就迅速遭到宋太宗的免职。大将潘美因受太祖、太宗信任，执掌兵权。潘美每次到地方任职，都主动将妻子、儿女留在都城，只携带几个侍妾前往赴任。如果侍妾在任所生育，潘美马上派人将其妾与孩子一同带回京城府第，同时向皇帝报告。名义上是认祖归宗，实际上是让自己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让皇帝放心。虽然历朝以来对武人的防范一直存在，但像宋代如此如履薄冰，确实比较少见。

呼延赞收复燕云十六州时的场景

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

在打压武人实力的同时，北宋从建国之日起，历朝皇帝就有意识地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处心积虑地营造整个国家“崇文”的气氛。如宋太祖公开宣称：“宰相当用读书人。”暗含着新王朝排斥武人担任宰相。宋代重视科举取士，开国初年，科举中第人数尚少。宋太宗继位仅两个月，科举考试就一次性录取近六百人，数量远远超过太祖朝。由于录取数量过多，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担心其中有滥竽充数之人，故而向太宗进谏。但太宗一门心思打算“兴文教，抑武事”，因此，对于臣僚的意见置之不理。宋太宗为了表示“崇文”的决心，大规模重建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太宗还亲率文武大臣到新落成的秘阁登楼观书，宫中原有的“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从宣扬武力的“讲武”到体现重视政事的“崇政”，这暗示了北宋王朝国策的转变。在皇帝若明若暗的推动下，北宋重文抑武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武人地位越来越低。武将逐渐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志遭到严重摧残，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

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环境下，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社会的优秀人才不再愿意或主动进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这一点，在北宋初年宋太祖朝时已经初露端倪。当时宋太祖打算让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改换军职，辛仲甫回家将皇帝之意告诉母亲，结果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宋真宗时状元陈尧咨射术高超，但他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职。即便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范仲淹，在与西夏作战的关键时期，朝廷为了鼓励武事，下令其与文臣韩琦、庞籍、王沿一同改任高级武职观察使，但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等兵书的何去非，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著名军事家，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武职身份改为文臣。

由此可见，在皇帝有意推动下，重文抑武思想已经成为北宋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上的优秀人才纷纷涌向文官一途，原本同样重要的武将一途乏人问津。长此以往，无疑会影响到宋代武将队伍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宋代军队在对外作战时的力不从心。此外，宋代推行募兵制度，士兵成分极为复杂，破产农民、地痞无赖，甚至罪犯都能混迹于军队之内，这严重削弱和降低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社会上视当兵为贱职，连带着武人地位自然降低。

何去非《何博士备论》

宋太祖朝，朝廷开始有意识地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宋太宗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真正形成。宋真宗时，继续推行“重文轻武”政策，结果在宋辽交战中，武将群体整体素质表现得极为低下，除少数武将尚称果敢外，绝大多数北宋武将面对来袭的辽军，或躲或逃，毫无斗志。如宋真宗咸平年间，辽军南犯，北宋禁军统帅傅潜统兵十万，却不敢应敌，“闭门自守”。禁军高级军官王荣奉命带领五千余骑兵追击撤退的辽军，王荣不敢进攻，徘徊数日，后为了搪塞朝廷，才不得已率领军队到宋辽界河南岸往返奔跑了一番。由于他担心遇到辽军，下令部下昼夜急驰，最后战马累死了近一半。

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北方战事基本停息，宋廷武备进一步松弛，武将更受到冷遇。寇准担任枢密使时，武人曹利用担任枢密副使。寇准一向瞧不起曹利用，两人一旦因为政事发生争执，寇准总是轻蔑地说：“你只是一介匹夫，懂得什么军国大事？”除了在朝堂之上武人不受重视，在疆场之上，武人统帅地位也逐渐让位于文臣。宋仁宗时期，朝廷“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价值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甚至出现了“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如此咄咄怪论。

据宋代笔记小说《默记》记载，狄青任定州总管时，一次会客，官妓白牡丹趁着酒醉，公然取笑狄青脸上的从军刺文。一个地位卑贱的官妓，竟然敢在公开场合嘲笑朝廷地方高级将领，可见武将不受世人重视之一斑。在此背景下，参军报效国家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在战场上遥控指挥，排兵布阵，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毫无发言权。当时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武将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宋人刘挚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