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易老，源于对政治规则和武将带兵的错误认知

“冯唐易老”出自《腾王阁序》，是王勃想借古讽今，咏叹自己的怀才不遇。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但是，我们就通过史料来分析一下，所谓“冯唐易老”到底是不是一起人才使用上的冤假错案。

冯唐，祖籍先秦赵国，父辈的时候迁到代地，刘邦建汉后，又举家迁至安陵。文帝时举孝廉，任郎中署长。

冯唐，祖父赵人也。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事文帝。

一次，文帝乘车经过郎中府邸的时候，看到冯唐有点惊讶，问道：你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在做郎官，老家是哪里的？冯唐如实作了回答。文帝一听来了兴趣，说：我曾经在代地居住过很长时间，那里有个叫李齐的赵国名将，你对他熟悉吗？

冯唐说，李齐在军事方面比起廉颇和李牧来差远了。

文帝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冯唐说，我祖父仕赵时，和李牧关系非常好。而我父亲任代相的时候，又和李齐关系特别好，所以我很了解他的情况。

文帝闻听此言，遗憾地拍着腿说，我身边偏偏就没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否则，我还担心匈奴吗！

冯唐却答道，不用遗憾，以陛下和为人处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好好使用。

文帝一听大怒，站起来就走了。过了一会，文帝仍然心意难平，就派人叫来冯唐质问道，你为什么当众让我下不来台，有些话难道不能私下里说吗？

冯唐赶紧谢罪，说，不好意思啊陛下，我这个乡下人不懂规矩。

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众辱我，独亡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通世故的冯唐。而接下来的一件事，又证明他的政治智商也不及格。

不久，匈奴大举犯边，并杀死了北地郡都尉。文帝非常忧虑，想起了冯唐说过的话，便又把冯唐找来询问道，你为什么说我用不好廉颇和李牧呢？

冯唐解释说，我听说上古时期，每逢军队出征，君王都在赏罚方面给予将军很大的自主权。我祖父曾说，李牧就在边地开辟市场，所得的租赋全部用来训练和犒赏军队，赵王从不干涉。李牧也凭此建立起一支强大且有凝聚力的军队，北抗诸胡、西拒强秦。但是，当赵王迁即位后，他听信宠臣郭开的谗言，诛杀李牧，自毁长城，赵国从此衰落并为秦国所灭。

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闑以内寡人制之，闑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复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时，赵几伯。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用郭开谗，而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为秦所灭。

冯唐继续说道，现在，我听说云中太守魏尚，也像李牧一样开辟边市，不仅交易所得全部拿来犒赏将士，还经常拿出私俸来宴请各级军吏，得到了边地将士的一致拥护，匈奴也因此从来不敢侵犯云中。

但是，就这么一位将领，仅仅因为一次虚报杀敌数量就被削夺爵位，并判处一年徒刑，实在让人寒心，边防战士也经常因一言犯罪。如此一来，陛下赏赐太轻却又执法太严、处罚太重，这样怎么能希望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呢？所以我说您即便得到李牧也用不好。

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壹杀牛，以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

文帝听罢恍然大悟，当天就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并让他重新担任云中郡守。同时，作为奖励，冯唐也被任命为车骑都尉。

文帝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按照史书给出的信息，冯唐凭此得到了文帝的认可：不仅建议被采纳，还因此升官。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他的政治智商不及格呢？

这就带出了一个命题：无论是李牧还是魏尚，他们“

军功爵赏，皆决于外

”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春秋时期孔子对此的看法和见解。

冯唐易老

春秋时期，鲁国季康子执政期间，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任郈令（今山东省东平）。

某年五月，根据季康子的安排，子路带人整修郈地的水利工程。可能是因为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拨付地不及时，工人们都吃不上饭了。子路看不下去，就自己掏钱给大家买粮做饭。

孔子听说后，安排子贡来到工地，倒掉了做好的饭，砸烂了做饭的锅，并对子路说：这些人都是鲁国国君的子民，你凭什么供他们吃饭？

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

子路一看那爆脾气就上来了，捋起袖子来到孔子的住处，质问道：你不愿意我行仁义吗？这些不都是你平时教我做的吗？所谓仁义，不就是让天下人共享自己的东西吗？我现在拿我自己的工资给民工买粮做饭，您却不允许，为什么？

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其不可何也？”

见子路如此，孔子略显惊讶地说：子路很狂躁啊，我还以为你懂得其中的道理呢，原来是高估你了。

孔子曰：“由（仲由，即子路）之野也！吾以女（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

孔子接着说道，你以为你这样做就是行仁义吗？错了。所谓礼，是指作为君王，就有义务关爱全天下的子民；作为诸侯，有义务关爱自己封国内的人；作为大夫，则有义务关爱其职权范围内的人；而作为士，只关爱自己家人就够了。这就是各操其守、各安其份，如果超出职权范围，你就犯规了。

女之餐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

所以，你现在以一个县令的身份去犒赏国君的子民，你觉得合适吗。

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

话音刚落，季康子已经派人来兴师问罪了。一见到孔子，就责备道，季康子发动自己的臣民服徭役，先生却让你的弟子给他们管饭，这是想收买人心、与季康子抢人吗？孔子没有争辩，拍拍屁股离开了鲁国。

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餐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

这则故事不见于孔子及其门徒著述，而是出自《韩非子》，估计是韩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生造出来这么一个典故。

不过，不管故事的真实与否，孔子的担忧和季康子的指责却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与孔子同时期的齐国，正在发生着因收买人心而导致的权力转移，这就是“田氏代齐”。

早在齐桓公时期，田氏先祖田完就由陈入齐，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到田僖子为相的时候，已经先后铲除庆、栾、国、高等大家族，实际掌握了齐国的国政。

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小斗进，大斗出”的方法向百姓借出粮食、四处撒钱以收买人心，这与姜齐的横征暴敛简直判若云泥，于是，齐国人纷纷倒向田氏。

公元前481年，田成子试探性地弑杀不太听话的齐简公，另立齐悼公，结果在国内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而到了公元前391年，田和放逐齐康公、自立为齐王后，齐国百姓更是无人反对，可见此时的民心已经完全脱离了姜齐。

五年后，周安王册封田和为侯，姜齐彻底成为历史。

水果然可以覆舟，这也明白了孔子和季康子为什么会如此在意子路的举动，因为这关系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人心向背！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人主历来对此十分忌讳，而且这与你平素是忠是奸毫无关系。像北宋名将曹彬，就在这方面栽了个半真半假的跟头。

孔子与子路

曹彬，北宋开国名将，历后周太祖、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可谓五朝元老。

此人不仅严于治军、能力极强，先后以监军和主将身份平灭后蜀和南唐，做人也是端重淳厚、清谦畏谨，深得每一任帝王的欣赏和信任，还因此被修《宋史》的脱脱誉为“宋良将第一”。

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

但就是这么一位政治优良、作风正派的良将，在宋太宗时期也曾数次遭到贬谪，其中一次就是因为看到边疆戍卒辛苦，而动用薪俸替他们发“月头银”所致。

所谓“月头银”，不在正常工资范围之内，是北宋政府面向戍边军卒发放的一种额外津贴，因按月发放，始有此谓。

先是帝念边戍劳苦，月赐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正月，时任镇州驻泊都监的弭德超跑到皇帝跟前给曹彬告了一状。他说，曹彬在军队中待得太久了，而且很会收买人心。我刚从边防线上回来，那里的戍卒都说，幸亏曹公自掏腰包给我们发月头银，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冻死了。并捎带着说了其它一些坏话。

赵光义本就生性多疑，这下更了不得了，即使副宰相郭贽极力替曹彬辩解也无济于事。很快，他就把曹彬降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即所谓“使相”，北宋著名的荣誉称号，虚职、无实权）。

镇州驻泊都监弭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变云：“曹彬秉政久，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它事，帝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

曹彬此举明显触致动了赵氏官家的敏感神经：他们的江山就来自于武将夺权，所以在开国后对武人集团的管控达到历代之极致，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猜疑和惊恐——赵匡胤的结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张琼就因为私建亲兵而一个被贬一个被杀。

所以，在赵光义看来，曹彬的行为就明显属于收买军心，贬你算轻的了。

不过，从稍后的处理情况来看，这件事更像是曹彬配合赵光义演的一出“双簧”。因为仅仅过了十几天，赵光义就“忽然”明白自己被弭德超给骗了，不仅立即给曹彬恢复名誉，对他也比原来更好了。

旬余，上悟其谮，进封鲁国公，待之愈厚。

而之所以如此，赵光义一是立威，二是敲打，即杀鸡给猴看——他要借曹彬告诉一众武将，重文抑武是赵宋王朝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基本国策，都老老实实的，别搞什么收买人心的幺蛾子，否则这就是下场。

从这个角度来讲，越俎代疱、收买人心，在人主看来，不只是谮越，而是直接等同于谋逆。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战国时期的赵国，看一下倍受冯唐推崇的名将李牧的命运，就会发现，原来李牧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死于赵王迁的疑忌，而不是简单的秦国离间和侫臣构陷。

曹彬

李牧，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也是赵国最后的藩篱和柱石。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北抗诸胡、东虐弱燕、西拒强秦，几乎凭一己之力维持着赵国乃至山东六国最后的尊严。

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名将，最后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昏君和谗臣手里，让后人稍一提及便怒发冲冠、既而扼腕长叹。

后七年（赵悼襄王九年），秦破杀赵将扈辄於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於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

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

但是，如果我们翻看一下李牧的前期军营经历就会发现，他的死或许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简单，而是早有伏笔，所谓的抵抗君命（李牧不受命）只是引发爆雷的导火索。

先看一下史书中的记载。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

很明显，这就是为冯唐先生称道的所谓“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掌管的也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更像一个独立于体制之外、享有高度自治的“军政混合体”。

这种“军政混合体”在后世也有，不过变了称呼，叫“节度使”或者“藩镇”！

开元之时，天下太平，唐玄宗李隆基偃武修文、虚内实外，在边疆之地设置十道节度使。

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唯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

节度使的权力有多大呢？简单说来，军事、行政、人事、财赋一个不落。

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而且，为方便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王忠嗣还首开节度使兼任之先河，且一兼就是四镇。

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奖，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不过，王忠嗣既是名将又是忠臣，在他的治下，大唐西北边境固若金汤。

当同样的差事轮到安禄山头上时，变味了。

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从此开始了作乱和作死生涯，当然，首要工作也是从招兵买马、蓄钱纳粮开始的。

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

天宝十四年，当财富和欲望均达到顶点的时候，安禄山起兵了，大唐从此腰斩，盛世不再。

所以，一个独立掌军数十年、已经明显具有军阀性质、且大胆抗拒君命的李牧，是绝对不能容于赵王迁的。

这一点，既来自于赵王迁的狭隘和昏庸，又来自政治规则中最特立独行的皇权思维。

李牧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当一个人初达权力之颠的时候，首先涌上心头的可能是“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舍我其谁与傲然豪迈。但是，时间一久，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又会油然而生。

这是由权力的金字塔架构决定的。即，无论底层框架有多大，越往上走，路越窄、人越少、竞争越激烈，直到最后剩下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这就是皇帝为什么会被骂为“独夫”，又为什么会自称“寡人”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寡”，才形成了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君王思维。

皇权思维第一条：皇权四周全是敌人。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再正常不过的俗语完全不适用于皇权。

人类自有教化以后，个体在生活上告别刀耕火种，行为上受到来自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逐渐与野蛮完全隔离开来，独自进化为“万物之灵长”。

但是，无论文明如何进步，却有一种行为始终未脱离丛林法则，这就是权力之争。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柱影斧声”、“南坡之变”、“九子夺嫡”……哪一次不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优胜劣汰、强者生存？

同时，作为最后的上位者，在爬出尸山血海之后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虽然胜利，但却已经众叛亲离：不仅父亲信不过、儿子信不过、兄弟信不过、老婆信不过，文臣武将们也信不过。

也就是说，在皇权的四周居然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全是敌人和觊觎皇位的人。

皇权思维第二条：为了皇权，可以自毁长城。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赵构在解除了岳飞和韩世忠的兵权后，与金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以称臣纳贡换取了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十二月，作为追加条款，精忠报国的岳飞父子被杀于风波亭。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界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诏川、陕宣抚司毋出兵生事，招纳叛亡……（十二月）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最亲痛仇快的一次自毁长城！

而这，一方面来自于金国的胁迫，另一方面则同样来自宋高宗对武将的忌惮——南渡不久发生的“苗刘兵变”已经让他惊魂不定、一萎不振，而掌握着帝国最强军队，尤其是“勇而怀仁”、威望极高的岳飞，更是让他寝食难安——对他而言，岳飞是否忠诚无关紧要，只要掌握着重兵就是对皇权的天然威胁。

可以说，“杯酒释兵权”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了赵宋的王朝基因，只不过，赵构远没有乃祖的胸襟与格局而已。

十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

这是一份极其平淡的履历，尤其从职位来说，虽属“晚成”，但绝对谈不上“大器”。而这一切均与文、景、武三帝的识人用人无关，其根源除了冯唐不懂人情世故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政治规则和武将带兵的错误认知。

所以，冯唐易老，其实一点都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