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英国：他改变了英国农民的地位，让农民恢复了人身自由

1380年，百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以英国失败而暂时停止，第二年就在英国国内爆发了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瓦特·泰勒起义。

这次起义是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

14世纪英国农奴制开始衰落。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地租在农村盛行起来，并在骑士领地内占了优势。这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少数农民发家致富，多数农民则成了无地农民，他们只好被迫到地主那里找活干，成为十分贫苦的雇农。可是，在英国东南部各郡拥有大量农奴的贵族领地和教会领地上，仍然实行劳役地租，甚至出现加强的趋势。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据编年史记载，广大农奴“被强迫负担沉重的劳役”，“就象牲畜一样被压在底下"，“他们不愿意再忍受了”。受压迫的农奴认为，自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与他们的领主们相同的人类"，“假如领主叫他们作工或作别的事，他们要象别人一样领取工钱”。可以看出，对劳役地租剥削的反抗，是农奴的强烈呼声。

1348年，黑死病从欧洲大陆传布到英格兰，到1349年蔓延全岛，给农村和城市的下层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黑死病流行之后，英国人口几乎死去一半，劳动力异常缺乏，雇工工资随之提高，但大封建领主则竭力增加劳役地租，甚至把货币地租改为劳役地租，走回头路，加重农民的贡赋。农民的生活更艰难了。

在城乡劳动力极度缺乏的情况下，1349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了《劳工立法》，规定：从十二岁到六十岁的成年男女，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活依靠的，必须寻求工作，但以黑死病流行之前的工资标准受雇，否则，就要榔铛入狱。而对于商妥付给高工资的雇主和雇工，则科以罚金。1351年他又颁布法令，规定凡破坏雇佣法的工人，要戴上木枷下狱。十年后即1361年颁布的法令还规定，离开雇主的雇工，不得受法律保护，并要用赤热的铁在身上烙下印记。劳工立法的实施，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农民结成同盟进行反抗。

在城市里，大部分市民是帮工和季节工人，劳工立法给他们带来的损害很大。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劳工立法，虽然规定了雇工工资的最高限额，但没有规定它的最低限额，因此，“它的目的就是剥削劳动者”。雇工、帮工和行东们，为提高工资和手工业制品的价格，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不得不组织同盟，举行罢工，进行斗争。长期的百年战争加剧了英国的阶级矛盾。英王为了摆脱在战争第二阶段的失败困境，从1377年开始，加紧压迫和剥削城乡劳动人民，这不但给农村，同时也给城市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就在社会矛盾口益尖锐的形势下，14世纪后半期，英国又出现了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对将要发生的农民起义，也有直接的影响。长期以来，教皇不但对英国教会进行严密控制，而且在英国征收大量捐税；英国教会则占有大量土地，是贪得无厌的封建主。不仅广大农民，而且包括骑士和市民，都强烈要求减少对教皇的贡税，并剥夺英国教会的土地。首先提出改革教会的，是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国教会的最下层教士，过着乞丐般的贫苦生活，他们了解、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教会上层分子抱着仇视态度。于是，出现了比较激进的“穷牧师”派（即罗拉德派）的宣传活动。这些下层穷教士们，穿着粗糙的羊毛长袍，在英格兰到处游荡，宣传平等思想。他们中最有名的一个教士，是约克郡的乡村牧师约翰·保尔。他以自己的坚强信念，始终不渝地在人民中进行宣传，揭露社会的极其不平等的现象，以唤起人们的觉醒。他说：

“我们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就该替领主做苦工？我们都是同一祖先—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除了会支使我们去替他们劳动，给他们挣钱花以外，从哪里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贵呢？他们穿着天鹅绒和驼毛镶皮的外衣，而我们只能用破布片来蔽体！他们有着美酒香料和上等面包，而我们只有糠秕、烂草和清水！他们住在豪华的高楼大厦，而我们则露宿街头田间！我们终年在旷野里劳动，可是劳动果实却被他们拿去享受！”

约翰·保尔号召大家“自己想出路”，去实现“一切都变为公有的，没有什么农奴，也没有什么绅士”的境界。他的宣传得到人们广泛的赞同，他受到人们的爱戴。古代的编年史说，“那些企图作恶的人”（指以后的起义者），“都说他所讲的是真理”，传播着保尔说的话。他们私下活动起来，甚至派人到各郡去进行联络。

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抗缴人头税。1377年理查二世上台，为了筹集继续进行百年战争的军费，宣布征收人头税，规定凡十四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贫富，都要交纳四便士的人头税；1379年又征收了一次；1380年再次征收，并把税额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广

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处境急剧恶化，起义终于爆发了。

1381年5月，首先是东南部的埃塞克斯和肯特两个郡的农民揭竿而起，点燃了起义的烽火，然后迅速向全国蔓延。起义的领袖，是乡村泥瓦匠瓦特。

泰勒，所以这次起义叫瓦特·泰勒起义。起义大军向伦敦进军。他们杀死税吏，捣毁庄园，夺取粮食、牲畜，焚烧帐册文契。6月10日，起义军攻占了肯特郡的政治中心坎特伯雷，在圣托马斯教堂，他们没有找到坎特伯雷大主教苏德伯莱，就宣布他是个国贼，必须处以死刑。坎特伯雷的平民们欢腾起来，热烈拥护起义军。

瓦特·泰勒派人四出联络，约定各郡的起义者向伦敦进军，包围伦敦。到瓦特·泰勒的军队在距伦敦仅四英里远的地方驻扎下来时，伦敦市长尼古拉·窝尔窝斯恐谎极了，急忙下令关闭城门，防守每条道路。可是，伦敦广大市民热切地盼望起义军。起义军在城外攻破了马沙西尔等监狱，放出了所有被监禁的人。6月12日，伦敦的市民打开了城门，把起义军进入城内，并“拿肉和酒慰问他们”。瓦特·泰勒带领两万人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显示了起义军的力量。

国王理查二世躲在一个大城堡——伦敦塔里。当晚，伦敦市长以及贵族、议员们密谋组织一支八千人的武装，企图乘起义者深夜熟睡之时，发动袭击。但后来未敢动手，因为数万名起义军的力量把他们吓住了。第二天，起义者捉住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大臣和法官，把他们都杀了。

国王被迫同意和起义者谈判。6月14日清展，国王来到了迈尔恩德广场，与数万名起义者见面。国王在起义者面前，假惺惺地问：“啊，善良的人们，我就是你们的国王，你们缺乏什么啊？你们想说什么啊？”这时，瓦特·泰勒代表起义军，向国王提出几项正义要求，主要是：废除农奴制，让所有的农奴都获得自由；大款起义者，承认起义是合法的；确保全国贸易自由；免除一切习惯上的征税和劳役负担，规定每亩地租为四便士。国王假意接受了起义者的要求，他要每个村庄只留下二、三个代表，其余的人都回去，他说：“我要叫人给你们写证明信，并盖上我的印章，信里包括一切你们所要求的，我会把这些证明信交给你们的代表。”他立即命令三十多名书记赶写证明信—特许状，交给农民。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轻信了国王，离开伦敦。但是，许多贫苦的起义者不愿离开，因为他们觉得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他们要求瓦特·泰勒同国王举行第二次谈判。

16日黄昏，谈判在斯密士非尔德广场进行。此时，国王已经调集了军队，作好了进攻起义军的秘密部署。在起义军方面，瓦特·泰勒对同伴们说："我去和国王谈判，你们留在这里，不看见我给你们的暗号就不要动。”

然后他策马来到国王面前，提出了更激进的要求：没收教会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取消封建主的特权，废除劳工法令等。这时，伦敦市长尼古拉·窝尔窝斯，带着十二名全副武装外罩长袍的骑士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随从故意辱骂瓦特·泰勒是窃贼和强盗，以挑动瓦特·泰勒武斗。随后国王下令道：“动手吧！”市长马上拔剑朝瓦特·泰勒的头狠命砍去，瓦特·泰勒从马上跌倒在地，十二个武装骑士迅速将瓦特·泰勒围上，不让站在远处的起义军看到这一情景，同时拔出利剑刺入他的腹部。瓦特·泰勒就这样遭敌人暗算牺牲了。国王走到起义军面前，欺骗他们说：“泰勒已被封为爵士，你们的要求已经答应了”。善良的农民信以为真，便纷纷散去，同家了。他们没有料想到，等待他们的，竟会是血腥的屠杀！国王一回到伦敦，便下令道：一切非伦敦本地的人和在伦敦居住不满一年的人，都必须离开伦敦；假如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再抓住这样的人，就要杀头。很多参加起义的外地人不得不赶快离开。约翰·保尔和其他一些起义领导者被捕杀害，他们和瓦特·泰勒的头颅，都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随后，国王组织了武装部队，分赴全国，镇压参加起义的农民。国王甚至亲自带人到起义的摇篮—肯特郡的俄斯普林村，把农民召集在广场上，将七名起义领导者当场绞死。他还强迫农民交出不久前颁发的特许状，当众撕毁。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起义者受到了残酷的镇压，被杀死和绞死的共有一千五百余人。

瓦特·泰勒起义，由于轻信国王的诺言，加之起义队伍自身的弱点如组织性差、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可靠的同盟军等，所以失败了。尽管如此，这次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英国封建制度，加速了农奴制的崩溃。封建主阶级受到起义的震撼，同时由于劳动人手十分缺乏，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14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农民争得了人身自由，改纳货币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