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波兰传教士：为给南明王朝“续命”，冒死去罗马“搬救兵”

1652年圣诞节前后，一位身着东方服饰的波兰人成了罗马各种大型集会的常客。

他总是极力地抓住任何机会进行公开演讲、发放传单，声情并茂地向人们宣传，东亚大明王朝的美丽、文明和富饶，它的人民正遭受着满洲鞑靼入侵的苦难，大明的统治者们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就是咱们欧洲基督徒的兄弟姐妹，东方“教友”遭了难，咱们欧洲人，不能坐视不管.....

这位不遗余力的为已经快被打没了的南明王朝奔走呼号的波兰人，就是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他此时的身份，是大明王朝的外交特使。

欧洲插画中的卜弥格形象

两年多来，卜弥格的这条通往罗马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17世纪中期，被满清一路追杀的南明王朝，皇族阶层和大臣们，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都纷纷“组团”，主动皈依了基督教。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648年，以南明皇太后、皇后和太子为首的，永历帝家族及其仆从的入教仪式。

除了这娘仨，与此同时宫中受洗皈依的还有嫔妃宫女80人，朝中高官40人，太监百余人....

皇族们个个都取了颇具“罗马风”的名字——王皇太后叫做玛利亚·王，王皇后是亚纳·王，皇太子为君士坦丁·朱。

南明太子和皇太后接受洗礼纪念碑

洗礼现场，按照中国的习惯，皇太后带着众人在一个大祭坛前跪了下来。做弥撒时,他们献上了永历皇帝送来的礼品——两个烛台、两个香炉和两个花篮，这些都是用上等成色的白银打造的。同时，皇太后还拿出银锭、香烛和几匹精美的绸缎作为对上帝的“贡品”。

很显然，他们依旧在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来表达对神的敬畏之心——上贡。

怀抱明太子君士坦丁·朱的永历帝正宫皇后亚纳·王

不过，永历帝考虑到基督教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规定，与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观念的严重对立，担心一旦只专心同皇后“结合”，不再“宠幸”后宫其他妃嫔的话，为大明传宗接代的任务风险性太高，因而并未随同受洗，但日常仍以天主教徒自居，按时礼拜祷告，过圣诞节。

要说曾经的南明王朝，为何突然开始朝拜西方的神，除了他们真的被《圣经》所打动，试图在绝境中寻求精神寄托方面的因素，更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现实需求的考虑。

一方面，拿基督教“联络感情”，试图继续依靠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军火以及雇佣军来抵抗满清军队（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大清国方面的压力，见风使舵的葡萄牙人干净利落的抛弃了南明的“基督徒兄弟姐妹”）；

另一方面，希望罗马教皇能够召集到欧洲的基督教兄弟们，出兵相助，帮忙恢复大明江山。

南明王朝认真参考了历史后，他们发现，早前欧洲的十字军能为了信仰和解救“基督徒兄弟”，团结起来孜孜不倦的征伐，战斗力更是相当不赖，看起来还算靠谱。

再研究了一番世界局势，他们又发现，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同敌人均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种情形下，南明王朝正好可以作为欧洲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东方盟友，给土耳其人来个东西夹击。

17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版图——已经扩张到了欧洲西欧国家的门口

所以，按照南明决策层的设想，基督教教友+对抗奥斯曼帝国盟友的定位，确实也很有动力让欧洲人给自己下点本儿了。

1650年10月，清军大兵围困广州，曾经坚定站队老朱家的澳门葡萄牙人也开始动摇，南明王朝又一次危在旦夕。

当月，正在往西撤退的南明皇室紧急委托瞿安德神父的秘书卜弥格，带着王皇太后（玛利亚·王）、朱皇帝、庞天寿（司礼太监，他是南明和西方教会的“联络人”）的三封信和大量礼品，准备从澳门启航，一路向西，奔赴罗马教廷。

实际上，这时的卜弥格在南明的传教士队伍中，只算是个“新人”，来南明控制区传教的“工作经验”刚刚满一年，但兵荒马乱之际，根本来不及精挑细选。

不过，再看卜弥格本人，条件还真不错。

他出身波兰贵族家庭，其家族在欧洲天主教圈子里颇有影响力，跟罗马教皇能说上话；

加之卜弥格在海南岛传教期间，曾见识过满人的杀戮，还被清兵抓走过，受了不少虐待。显然，和“满洲鞑靼”交往的惨痛经历，令他辅佐南明永历政权的决心异常坚定，具备着一名使者的品格和意志。

就这样，永历皇帝直接拍板——就是他了。

梵蒂冈现存的永历帝写给教皇的“求救信”

开始的时候，卜弥格和他的中国助手安德鲁-陈找到了澳门葡萄牙当局，照常去办理签证。

没成想，看着即将破城的广州，墙头草一般的澳门的葡萄牙城市议会已经决定抛弃南明永历政权。因此对卜弥格一行，百般刁难。

各方疏通之后，在一个亲明朝的葡萄牙主教的推动下，澳门总督还是给了卜弥格和他的中国助手颁发了签证，让他们的出使成为了可能。

1650年12月24日，卜弥格一行登上了一艘名叫“圣·萨塔琳娜”号的葡萄牙货船，正式踏上了充满坎坷的求援之路。

17世纪的澳门

“圣·萨塔琳娜”号从澳门出发后,，经过琼州海峡，驶过中南半岛往印度果阿方向开去。

这时候，又正赶上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正在争夺对东方贸易路线的垄断权，除了恶劣的天气，“圣·萨塔琳娜”号还不断遭遇荷兰船只的骚扰，旅途异常颠簸和惊险。

1651年5月，卜弥格一行终于到了印度半岛西部的果阿。

然而，在果阿，卜弥格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果阿是整个印度西海岸唯一一的一个葡萄牙人据点。

跟几个月前的澳门一样，果阿总督也接到了从里斯本传来的“最高指示”——避免一切让清朝皇帝不愉快的事情。

于是，为了保全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利益，果阿的葡萄牙总督干脆以“签证无效”为由，将卜弥格和他的中国助手直接软禁了起来。

17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

期间，果阿的葡萄牙总督甚至还给里斯本方面写了一封报告，请示上级意见，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两个“让清朝皇帝不愉快”的人。

这么一关，就是半年多。

不过，没等到里斯本那边回信，卜弥格一行通过几个印度基督徒的帮助，于当年12月初偷渡出了果阿。

他们化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带着贵重的礼物和书信，开始由陆路向欧洲跋涉。

因为，此时，他们已经成了被清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双重通缉的“逃犯”，为了避开葡萄牙人的岗哨，只得放弃最便捷的海路，向北取道波斯（现伊朗）。

波斯国王对基督徒比较宽容，还允许基督徒在大部分地区自由传教，在波斯境内，卜弥格一行做了简短的休整。

出了波斯国界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了，他们只好又一次伪装成商人，大着胆子沿商道来到了黑海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欧洲大陆。

随后卜弥格进入地中海，转道希腊（此时还是奥斯帝国控制区），最终到达了意大利威尼斯。

在这里，他隆重地穿上了大明的官服，亮出使者身份。之后，卜弥格每到一座城市，就会跑到当地教堂，向着耶稣会的教友和信众们，朗读那些来自东方的书信，介绍大明王朝军民齐心英勇抗击“满洲鞑靼”的壮烈事迹。

卜弥格的激情演讲，为老朱家在遥远的西方赢得不少同情。

卜弥格所著的《中国报告》成为当时欧洲畅销的著作

1652年12月，卜弥格终于抵达罗马。但因为教廷管理层的各种扯皮，那三封东方来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回应。

久在东方的卜弥格，显然对于欧陆的最新局势缺乏全面认识。

此时，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但由此导致的基督教内部两大阵营的对立，却没有立即消除，甚至有关遥远中国方面哪个才是“正统”的争议，也成为了罗马教廷内部勾心斗角的一大议题。

三十年战争几乎卷入了欧洲所有的大小国家

因为，差不多是同期，为了从外交上孤立南明，清政府对西方传教士暂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还高调重用了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他们身穿顶戴花翎的大清官服画像，也传到了西方，这让罗马教廷开始摇摆；

再加上，这些年，卫匡国等亲身见证了明清朝代交替的西方传教士返回欧洲之后，也向欧洲人揭露了南明的腐败和不堪一击，以及中国全境几乎已经被满洲鞑靼人完全征服的事实

因而，一部分罗马教廷人员，是明显倾向于大清国的，他们认为，只要满清能允许传教，那么支持南明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身穿大明服饰的卫匡国手持他绘制的大明版图

身穿大清服饰的卫匡国和他在杭州的墓园。1655年，他返回了中国，继续为大清国服务，极力促成东西方文化交流

可是，又有一部分罗马教廷的人反驳，南明的整个朝廷那都是咱们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你这样见死不救，就是在主动抛弃上帝的信徒，不怕将来入地狱吗？

教廷内部已经分为了支持满清和南明的两派

很明显，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更多的人，还是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并不在意那个岌岌可危的南明政权——即使这个政权已经皈依了上帝。

甚至，还有教廷的大佬专门写信给波兰国王，以教廷的名义，让国王给卜弥格的家族施压，让他赶紧闭嘴，不要穿着大明的官服，到处散布“抗清救明”的“反动言论”。

这期间，葡萄牙方面为了讨好大清国，得以继续在澳门折腾，也向教廷说了很多负面言论，试图抹黑卜弥格。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卜弥格都顶住了，他不惧威胁，继续为“匡扶正义，捍卫大明国”奔走呼号，身穿大明官服，以大明特使的身份出现在各种教廷活动上。

卜弥格亲手绘制的地图集中的大明永历朝廷

此时，连那些曾经自诩为“大明脊梁”的东林党们，都主动剃发易服，开始效忠新主子了；而谁能想到，在遥远的西方，一个波兰人，却坚持身着大明服饰，如同魔怔了一般，玩命的为南明王朝争取同情和支援。

在卜弥格求见教皇的第三年，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他，并交予其两封分别致南明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

对于卜弥格提出的“出兵援救”请求，但教皇只字未提，仅仅是礼节性地鼓励了一句，“求天主应许受到祝福的皇太后、皇太子和皇后的诉请，并真诚祈祷皇太后的国土得到重新统一，享有和平，皈依信仰。”

很显然，此时的罗马教廷，已经决定彻底抛弃南明朝廷了，但又考虑到老朱家也是信上帝的，大家都是基督徒兄弟姐妹，面子上，总还要过得去才行。所以，这就有了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这番“说了等于没说”的回复。

17世纪欧洲插画里的中国皇帝皇后形象

尽管卜弥格失望至极，但还是决定履行诺言，回到东方去向永历皇帝复命。

这时的卜弥格也清醒地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一方面，罗马教廷真不打算出力帮衬；另一方面罗马教廷也再没能力干这个事儿了。

此时，西欧的一些国家，已经完成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卜弥格和接受洗礼的南明王朝都是天主教徒，英格兰和荷兰这样信奉新教的欧洲强国，罗马教廷管不着。

16世纪，亨利八世的一桩离婚案，让英国主动与罗马教廷决裂

此外，一路上，卜弥格还目睹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东方的竞争中愈发颓废，这两家也很难承担起大任，更何况，为了保持在澳门的既得利益，葡萄牙早已经放弃了南明，还曾经万里通缉过卜弥格一行。

返程途中，卜弥格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越接近东亚，就越沉重，因为——曾经离开的那个大明，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找了！

1658年，当他千辛万苦地抵达澳门时，发现这里早就改变了天地。

出于清朝方面的压力，澳门当局拒绝他入境，甚至连在当时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的其他西方“同行”，都不愿承认他的“教友”身份。

在中国东南沿海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卜弥格终于打听到了永历朝廷流亡到了云南，落脚在靠近中缅边境位置的确切消息。

永历帝的逃亡路线

已经疲惫不堪的卜弥格马上重新规划了线路，决定取道安南（越南），从陆路进入中国云南边境找到已经差不多快没了的南明。

此时的卜弥格已经身染重病，甚至一度虚弱的卧床不起，但仍坚持立即动身，转头向安南赶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种局面下，流浪的南明王朝，挺不了多久了，再拖着，很可能就没有机会，把教皇的回信亲手交给大明皇帝朱由榔了。

遗憾的是，1659年8月22日，卜弥格在穿越中越南边境线时，热病引发旧疾，猝然离世，时年47岁。罗马教皇的那三封回信，至此也下落不明。

直到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死，南明也没能盼来罗马教廷的“救兵”。

除了“搬救兵”的大明特使身份，卜弥格还是一位汉学家和植物学家、翻译家，他是向西方介绍详细《黄帝内经》的第一人，他写的博物学日志，也成为了后来亚洲动植物学研究的基础。

卜弥格的博物学日志和亲手绘下的插图

其实，即便卜弥格不愿与大清国合作，靠着自己的学识本领和家族人脉，无论是在波兰或者罗马教廷，他过得都不会很差。

但卜弥格终生最为看中的，是自己大明特使的这个身份。

为了完成大明皇帝交付的使命，卜弥格的经历可谓悲壮且让人唏嘘，即便最后，他还是含恨殁于了茫茫的热带雨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