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总督作为清代督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控着漕运大权

雍正皇帝曾在上谕中说道：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国家任官守土绥辑兆民，封疆之责，惟抚臣为重。由此可见，清代最高统治者们，依赖地方督抚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

漕运总督，作为清代督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控着被喻为王朝生命线的漕运。因此，清廷对漕运总督的任选非常重视和慎重，非有才干和忠诚的官员出任漕运总督不可。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虽然一直标榜满汉一家，不分满汉，惟择贤而任，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体现这样一种怀柔策略，例如通过满汉复职等做法。但是，实际上掌握实权的依然是满清贵族，满汉之别，伴随着清代始终。

有清一代，从民族成分上选任地方官，尤其是督抚大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皇帝的用人标准，而呈现动态的趋势。清初，漕运总督多用汉军旗人，顺治和康熙两朝的汉军旗人的漕运总督就达12人，这和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满洲贵族刚刚入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落后于汉族士大夫，缺乏治国理政的才能和经验，对于漕运这门比较专业化的事务更是不甚了解，所以只能从汉军八旗中，选拔熟悉漕运事务的人为漕运总督。

其实，满洲贵族此时重用汉八旗，有着更深的用意，立国伊始，人心惶惶，清政权面临着汉族士大夫的排斥和抵抗，如何消弭汉族士大夫对新政权的敌视和对抗。在这里汉军八旗则起着招抚汉族士大夫，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因为汉军旗人虽说是旗籍，但是从血统上来说毕竟还是汉人，那些汉族士大夫们从内心来说容易接受。

从雍正开始，尤其是从乾隆年间，满族漕运总督开始上升，并且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全国已经稳定，经济繁荣，汉人也接受了满人的统治，汉军八旗的过渡期也已经结束，而经过近百年的汉文化的洗礼，满族人的文化水平以及治国理政的才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面对这一变化，清朝的统治者们愈加强调首崇满洲的原则。

以乾隆朝为例，乾隆一朝的漕运总督一共18位，满族人就达11位，直省督抚满人为多，汉人仕外官者，能洊至两司，则已为极品矣。嘉庆朝亦是如此，这种满族漕运总督居多数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后期。

道咸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统治日趋腐朽，农民起义不断，外部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

咸丰初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清朝统治风雨飘摇，汉族地主势力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依靠战功出任地方督抚，漕运总督在这一时期也多有汉族官员担任。由于漕运总督拥有武装力量，其职能转向军事镇压，后期的漕督，如袁甲三、吴棠、彭玉麟、张之万、杨昌浚等，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出任的。

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历来重视官员的出身和资历。出身，即以何种途径入仕；资历，即行政履历。漕运事关天庾正供，而漕运总督，职任重大，对漕运总督的选任，和其他督抚铨选一样，不外乎重出身，看履历。

清朝官员入仕分出身之途以正仕籍，何为正途，即必须有的任职资格，具体来说有八等，第一等是进士，第二等是举人，第三等是贡生，第四等是监生，第六等是生员，第七等是官学生，第八等是书吏。既然有正途，自然有区别于正途的其他渠道，无出身者，满洲，蒙古，汉军曰闲散，汉曰俊秀。

根据现有的史料，漕运总督中汉人籍的多为进士，汉军旗和满人虽也有进士，但多为诸生、世袭等。相对于出身，清代重视官员的履历，因为出任总督之前的经验和才干，才决定是否胜任，漕运总督多从督抚、侍郎中选任。总的来说，如果总督一职出现了空缺，那么出任者往往是按照资历和才干，从六部侍郎、各省巡抚、内阁学士和都察院的副都御史中遴选。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掌控在皇帝手中。

选用官员出任漕运总督，与他们的行政经历和个人才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总督多从侍郎、巡抚以及曾有署理巡抚经历的布政使选任，也有从学士、都统等曾与漕运事务有过交集的官员中选任，这样既考虑了官员本人的素质才干，又应政治时局变化而不拘一格使用。可见，有清一代，统治者们对于漕运总督的选任是慎之又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