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平民最自由的时代，北宋的徭役程度到底是轻是重？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高峰，同时也是平民负担最轻的时代。由于两税法的推广和租佃关系的盛行，平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徭役方面，北宋的徭役负担也降低到了古代的最轻状况。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平民基本达到了“小康”了呢？本文通过对北宋的徭役制度的介绍，来反映这个问题。

在唐朝前期，唐朝政府结合北朝的赋税制度，推行了“租庸调制”，其中庸就是允许百姓“以钱代役”。由于“以钱代役”的价格很高，普通百姓还是无法免去徭役。唐朝后期，推行了两税法，将主要的赋税、徭役统一为两次征收，主要征收钱财为主。然而，这并不代表百姓可以免去徭役了，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会在两税法之外不断增加其他的徭役和税收项目，继续增加百姓负担。

宋朝继承了唐朝的两税法和各种徭役，这些徭役主要是职役和夫役等。夫役也称力役，主要承担官府主持的地方建设性劳役，如修筑城池、官廨、堤堰、驿路、运输物资等，种类繁多，强度也较大。官员常常从中敲诈勒索，百姓负担很重。

北宋建国后，逐渐取消了力役，这是中国徭役史上的重大改革。宋太祖赵匡胤将地方精兵调入中央，组建成禁军，而留在地方的老弱病残者被称为“厢兵”。厢兵由于长期驻守内地，没有战事，于是就负责地方的工程建设事务，于是过去的夫役就是由厢兵来承担，因而厢兵又被称为“役兵”。

由于地方的工程建设不断扩大，地方也不断招募厢兵，这些厢兵的团号就直接和工程建设相关，如桥道军、开道军、开河军、宁准军、步驿军、水运军、船坊军、桥阁军、采斫军、防河军、船务军、装卸军、窑务军、屯田军、造船军匠军、船坊铁作军、水磨军等。几乎所有的劳役，均可以由厢兵来担任，这自然是让更多农民拜托了徭役的束缚，实现了“不违农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

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章如愚（南宋）

另外一种徭役是职役，是官府无偿差派民夫充任衙门胥吏和基层行政人员的统称。他们虽然经常被称为“吏”，虽然没有俸禄，但是掌握着地方和基层的一些实权，甚至在地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职役亦称“差役”，大致分四类：保管且负责运解官物者，如衙前；主持基层行政且督课赋役者，如里正、户长、乡书手；逐捕贼盗、维护治安者，如耆长、弓手、壮丁等；供官府使唤的胥吏，如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财经大辞典》

职役中最严重的一种是“衙前”，属州役，主要由低级军官担任，少部分来源于招募，主要负责运送和保管官方物资。随着宋朝统一战争进行，疆域扩大，衙前运输的路途越来越长，负担也就不断加重，风险也越来越大。

为了鼓励军官担任衙前，规定衙前“军大将”可以依次递升，还可以带有散官、检校官、兼官、勋官等官衔，即所谓“银、酒、监、武”。一个衙前军将，竟可以带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武骑尉的官衔。其带来的弊端就是地方豪强“求牒帖补充教练使”等衙职，他们利用自己的官衔来“凌驾州乡”。1082年，鉴于此弊端，政府废除了衙前的这些官衔。

宋仁宗时期，开始废除“衙前军将”差役，改由民户来担任衙前差役。很快，地方州政府就让城市户口（坊郭户）担任此差役，此举严重影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有破产者”。商业在北宋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商税是北宋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此举也影响到了北宋的财政。为此，北宋在1031年禁止“以坊郭上等户补衙前军将、承引客司”，以此来保护商业发展。

既然城市上等户不能担任衙前差役，那就将此项差役进一步下压到民户身上，主要是里正（乡役）来担任，于是里正的负担大大加重了，所谓“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许多平民为了逃避此役，“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可见，此项差役已经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1040年，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率民输钱免役”，这是一种以钱代役的方法，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能够减轻百姓负担，于是其他路州也纷纷效仿。第二年，王逵被降为知州，在荆湖南路推行的免役法也就夭折了。

1052年，韩绛担任江南东、西路安抚使期间，得知“见两路衙前应役不均”，于是“请行乡户五则之法”。五则法就是将承担衙前的民户按照财产多少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服役强度不同，财产越多，服役越多，以此来减轻平民负担。

宋朝虽然推行了厢兵代役的政策，但是大型的公共工程，如治理黄河等，那还是需要征发徭役的。在北宋早期，为了治理黄河，专门推行了春夫役。春夫役的早期推行范围主要是黄河下游沿岸的河南、山东等地，到北宋中期已经推广到了整个黄河流域。春夫又分为沟河夫与河防夫，元祐七年(1092年)规定：“除逐路沟河夫外，其诸河防春夫每年以十万人为额”。

距离服役地点500里以内的征发的，为“正夫”，必须要从事此项徭役；距离地点500到800里之内的，可以以钱代役。到了1103年规定，“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皆取其愿”，实际上是允许了以钱代役的存在。

王逵和韩绛的实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为王安石变法推行免役法奠定了基础。1069年，王安石正式推行变法，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募役法”。该法将乡村户口分为五等，城市户口为十等，乡村户口四等以下，城市户口六等以下不需要服役。该法推行后，上等户就主要以“以钱代役”，而中等户则主要出力，政府发给伙食，如此下等户的负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上等户出钱的数额每年还有剩余，用于备灾。

衙前役最繁重的莫过于押运纲物赴京。为了解除乡户衙前应役之苦，王安石招募卸任回京文武官员承担押运，并降低了押运的费用。这项措施，的确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节省了大笔的费用。当时地方还有一种短程的押运项目，为“圆融”，这是地方官府欺压百姓的条目之一。1074年，王安石在征收免役钱时，又增加了“头子钱”，作为过去“圆融”之役，实际上就废除了圆融役，减轻了百姓负担。

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支出，解决“三冗”问题，王安石对行政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兵简政。从熙宁三年到八年的六年间，王安石一共撤销了120个县，32个州，一共减少了3万名职役，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此举裁汰了大量的官员，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也减轻了百姓负担，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值得肯定的一项。

1085年，宋神宗去世，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执政。司马光开始废除免役法，实行差役法。王安石听说后，说“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最终，募役法还是被废除。非常有意思的是，司马光早在王安石执政前就提出过募役法，如今他为了反对而反对，却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宋神宗时期，还出现了养马之役。王安石变法期间，推行了“养马法”，此法是政府提供马匹，民户自愿领养，政府提供补贴。实行的初期，开封就有1500户自愿养马，此后就推广到了北方各路。但是王安石辞职后，宋神宗亲自改革，使得政策发生了变化。宋神宗强制百姓养马，并且取消了补贴的资金，于是养马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徭役，可以称为“养马役”。

终上所述可以得知，北宋推行“厢兵代役”，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是，职役的存在，依然是困扰百姓的重大问题。古代社会不可能完全废除徭役，只是将将徭役转化为了其他的形式罢了。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募役法，再一次减轻了百姓负担，但是损害了上等户的利益，最终变法被废除。因此，北宋的职役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宋徽宗时期，开始大兴土木，苛捐杂税、徭役并起，尤其是押运“花石纲”的徭役十分沉重，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出现了方腊起义和梁山泊起义。1127年，北宋最终被金朝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