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总理之子，陪溥仪在苏联监禁5年，回国后申诉：我是地下特工

1950年5月的一天，苏联遣返的第一批伪满人员共二百多人乘火车抵达绥芬河，他们已经被关押5年。其中有一位比较特殊的人，他叫张绍纪，是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次子。

他们被关押到沈阳的一座监狱内，为了弄清他们的详细情况，监狱让每个人都填写一份表格。其中包括“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参加何种反动组织及会道门”等内容。

张绍纪在表格上填写了“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是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并注明了参加时间和自己领导人的姓名。监狱工作人员看到后大吃一惊，东北青年救亡会是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如果张绍纪早就参加革命工作又怎么会被关进监狱里呢？

监狱方面立即向上级汇报查询，查到张绍纪的领导人高亮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于是张绍纪立即被送到东北公安部，等候在那里的不仅有高亮，还有张绍纪的堂哥张绍维。几个人见面如同老朋友一样，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张绍纪作为伪满高层的后代，为何会背叛父亲成为一名红色地下特工？既然他是红色地下特工，又为何会被苏联当成战犯关押5年？张绍纪的人生结局又将如何？

大汉奸之子

张绍纪出生于1922年，他的父亲张景惠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也是奉系的核心人物。张景惠娶了7个太太，却只有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然而这个儿子并不成器，早年患梅毒连鼻子都被病毒蚀掉，长相非常吓人。

七姨太徐芷卿生下张绍纪时，张景惠已经51岁，算是老来得子，他对张绍纪疼爱有加。生在这样的豪门，张绍纪从小便是锦衣玉食，据他自己说到9岁时还需要佣人帮提裤子。

张绍纪

张景惠与张作霖虽是拜把兄弟，但他却曾背叛过大哥。

1922年，张作霖打算对吴佩孚宣战，但张景惠却极力反对，消极怠战，导致其指挥的西路军大败。张景惠害怕受处分，避居北京不敢回山海关，最后竟到吴佩孚支持的北京政府任职。

张作霖闻讯大怒，放言两人恩断义绝。直到1925年，张景惠母亲病逝，他写信让另外两个拜把兄弟向张作霖求情才得到原谅，又回到奉军任职。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丧生，少帅登基需要老臣支持，张景惠得到重用。被任命为东北政务委员，东省（哈尔滨）特别行政长官。东北易帜后，张景惠还代表张学良担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

不过张景惠是个有野心的人，在这期间他已经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为了保障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他向张学良建议与日军“和平相处”，遭张学良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既不组织士兵抵抗，也不打算从东北撤离。果然不久后他就投降日本当了汉奸，出任东北临时政委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张景惠担任伪满国务总理，直至日本投降。

任职10年，张景惠可谓政坛不倒翁。日本人评价他，没什么优点，但很听话。民间嘲讽他为“豆腐总理”。

可见，张景惠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

当时张绍纪还在上小学，他不能理解父亲的事情，但由于在学校里经常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同学们渐渐知道了他是张景惠的儿子。那时候同学们就开始嘲笑他是汉奸的儿子，甚至经常欺负他。

年幼的张绍纪才渐渐意识到父亲干了不光彩的事，内心对其产生了憎恨。同学们的嘲讽让他想彻底摆脱这个家庭，一次他给家里请的俄文老师留下一封信后便离家出走，但父亲还是找到了他，一个特务在朝鲜新义州将其带回。

张绍纪非常苦闷，他内心总是在想：“要是自己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该有多好？那样就能自由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张景惠

影响二战进程的重要情报

1938年，堂哥张绍维来信鼓励他到日本留学，张绍纪正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便与父母商量。留学日本，与日本人亲善，将来正好接自己班，张景惠对此是非常支持的。

经过一年预备学校后，1940年，张绍纪来到日本。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顺利便进入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

张绍纪从小就与堂哥关系很好，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但是到日本后不久，他发现堂哥有些异常。他们住在一间叫“国际友谊会馆”的公寓的二楼，但是堂哥的房间在西边，他的在东边，张绍纪一直想不通为何不订两个挨在一起的房间。

而且张绍纪让堂哥带他出去玩，他总说没时间。每次张绍纪去堂哥房间找他，里面总围坐着一些青年学生，激烈地讨论着事情，一看到张绍纪来却又都沉默不语……

一次他偷偷听到堂哥与几个人的对话：“工人阶级不能再忍受这种剥削才起来反抗的……”张绍纪猛然想起小时候俄文老师给自己看的那些俄文小说，难道堂哥也在搞秘密革命活动？

张绍纪也想与堂哥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但他知道秘密组织规矩很多，自己不能贸然向堂哥提出要求。于是两人心照不宣，

直到一天堂哥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新知识研究会”，张绍纪愉快地答应。

张绍纪是解放后才知道，“新知识研究会”是“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分会，总会领导机构设在长春，隶属于中央晋察冀社会部。除了宣传抗日救亡外，该会还派遣了一些人打入伪满高层。因此他们需要吸收伪满高官的后代入会，这也是堂哥鼓励张绍纪到日本留学的原因之一。

张绍纪在“新知识研究会”学习了很多进步书籍，思想产生了很大转变，由一开始与父亲赌气到真正理解革命的目的和意义。

1941年10月，组织交待一项重要任务——摸清日本关东军未来的调动方向。当时苏德战争已经爆发，苏联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部队伤亡严重。不过苏联在远东地区仍然有大量部队用于防备日军，

他们需要了解日军的动向才敢将这些部队调往西线对付德军。

北进苏联还是南进东南亚，是当时日军内部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日本是个岛国，对领土有着原始的欲望。1939年，苏日爆发过诺门罕战役，日军对苏军产生了恐惧。加上东南亚有更多日军急需的战略物资，他们最终决定执行南下政策。

张绍维明白，这个任务只有张绍纪有希望完成，张绍纪接到任务后便以探亲的名义回到长春家中。张景惠晚上经常在家打牌，张绍纪一反常态总是陪在他身边。一天张景惠输了钱，让儿子去楼上的房间取钱。张绍纪在找钱时发现一份文件，内容大概是“山下奉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

张绍纪弄不明白这份文件的意义，只能想办法在伪满高层人员中套消息。他从交通大臣谷次亨口中得知日军内部的“北进”“南进”之争，且支持“南进”的海军一派占据上风。张绍纪很快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上级。

苏联综合各方面的情报，

得知山下奉文秘密抵达三亚，推测日军很可能在南方有大动作。

便决定将远东地区兵力调往西线，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虽然无法证实是否是张绍纪提供的情报让苏联下定决心，但可以肯定他提供的情报为苏联提供了重要参考。

被苏联“抑留”5年

1943年，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日本国内形势更加恶劣，宪兵特务到处抓人。组织决定将“新知识研究会”陆续撤回国内。张绍纪也提前结束学业，回到国内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他的任务是利用家庭条件，了解伪满上层人物的思想动态并获取情报。

为了获取父亲的信任，张绍纪极力改善与家庭的关系。他常常陪母亲去伪满“红十字会”打牌，这里名义上是个慈善机构，实际是伪满高层的俱乐部。很多高层人员的家属都在这里活动，张绍纪逐渐练出了长袖善舞的本领，与各方面的人都有交往，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很多情报。

父亲张景惠下班后很少讨论公事，无法从他口中得知信息，张绍纪就趁父亲打牌时偷偷去翻他公文包内的文件。张绍纪将获知的伪满高层人物的思想动态以及一些人事安排一一汇报给组织。

由于张绍纪的特殊身份，总有一些商人求他办事。一个叫李双振的商人准备开一家造纸厂，但没有营业许可证，于是找到张绍纪。经请示组织同意，张绍纪以担任该厂社长为条件帮其办理了许可证。

最终，张绍纪将大量地下工作人员安排到该厂工作，并将工厂部分经营所得交给组织当活动经费。

张绍纪（左）留学日本时的照片

当时地下组织在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设有活动点，但相互之间联系成了一个大问题，穿越日伪军重重检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最终这些任务都由张绍纪来完成，他利用自己特殊身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检查，而且不容易引起注意，每次都能安全地将情报送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带着伪满人员逃至大栗子沟，随后又带着几个亲信随从准备从通化乘飞机赴日本，但在沈阳机场换机时才发现这里早被苏军占领。于是溥仪成了俘虏，被苏军押往苏联。

张景惠带着一众汉奸回到长春成立临时维持会，企图等待国民党接收。那时张绍纪担任父亲的俄文翻译，他向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计划，

得到答复要其与苏军建立联系，以个人身份向苏军提供伪满高层情报，但不能暴露组织。

一开始张绍纪并不被苏军信任，一位苏军中尉要他写下一份保证：“我自愿为苏军提供一些情况，如不属实，愿受军法惩处枪毙。”看到枪毙这两个字他不仅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他还是在保证书上签字。

一天，张绍纪从父亲口中得知伪满高层一些官员准备逃往关内，他立即将该情况汇报给苏军。苏军随即展开了抓捕，作为翻译人员张绍纪亲自带着苏军到家里将父亲抓走。

不久苏军准备将这些人带回国内，名单念到最后一个名字时竟然是张绍纪。张绍纪非常诧异，立即向苏军反馈说：“我不能走。”

苏军一个大校瞪着眼问他：“为什么？”

张绍纪说：“请问城防司令部政治部知道吗？”

苏军大校说：“这个名单就是司令部拟定的，无法更改，请上飞机吧！”

数十年后，张绍纪回忆起这一幕还有些气愤。他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突然被带走，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张绍纪随伪满人员被押到苏联赤塔，与溥仪关押在一起，

他开始担任翻译。虽然张绍纪几次向苏军反映自己的身份，但当时苏联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并没有人关心一个外国人的情况。

很久后，苏军才查明张绍纪的身份。张绍纪提出要回国参加革命，但苏军表示：“你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我们无法直接将你送回去，现在我们需要了解这批伪满官员的情况，希望你能留下来帮助我们。”

于是张绍纪便成了一名“抑留者”，与伪满人员关押在一起，为溥仪、张景惠等人当翻译，同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经过工作，后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溥仪被俘

一直到1950年，当时新中国已经建立，张绍纪作为第一批伪满人员被遣送回国。他在填写简历时，身份被组织证实。后来组织安排人员与他谈话，问他想继续潜伏还是公开身份。

张绍纪希望能公开身份，洗刷汉奸的污名，以便参加革命工作学习更多的知识，这是他最大的愿望。组织将其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

张绍纪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实现了自己愿望，于是改名张梦实。

不久，溥仪也被遣送回国，但他听说第一批遣送回国的人员都被处决，因而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稳定其情绪，组织安排张绍纪与其见面谈话，溥仪才安定下来。

张绍纪还见到了一同遣送回国的父亲，此时两人身份已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监狱里的罪犯，一个成了监狱的看守。我们难以揣摩两人见面时的心情，后来有记者问张绍纪：“那时你父亲知道你的身份了吗？”

张绍纪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想他应该不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在一份情况报告里，张绍纪感谢中共对自己家人的安排。他大概认为儿子能当上战犯管理所的看守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除了罪犯之外，此时的张景惠已经成了一个普通人，也就是张绍纪一直期盼的父亲的形象。由于工作关系，他们总有见面的机会，父子两人都更加珍惜那份亲情。

据张绍纪回忆，由于张景惠年纪已大，组织表示可以将其接回家中照顾。但事实上张绍纪的日子过得很紧，家中只有一间房子，无法让父亲落脚。战犯所内不仅有较好的伙食，还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而张绍纪生活过得很苦，远远达不到战犯所给父亲的待遇。

张绍纪与家人商量，让父亲暂时留在战犯所。1959年，张景惠在战犯管理所内病亡，张绍纪与家人说，要是把他接回来肯定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后来张绍纪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于2014年病逝。

小结

张绍纪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他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自寻”十个字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有记者问过他一个尖锐的问题：“你算不算一个孝子？”

晚年张绍纪夫妻

张绍纪回答得很干脆，他说：“从家庭关系来看，我确实不算一个孝子，我背叛了我的父亲，也未曾照顾过他的生活。但从政治上看来，我对国家是忠孝的，父亲想找我这么一个孝子也找不到。”

人最难的就是背叛家庭和亲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张绍纪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父亲和家庭，帮助国家抵抗外敌。这正是因为张绍纪建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对父亲也许他有歉疚，但对祖国和民族，他却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