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穷人为什么不去开垦荒地自给自足，反而要去给地主打工？

因为古代的土地，也是有着“法域”的。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公有制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更的，偶尔是这样，偶尔是那样。

所谓“法域”，便是指被王朝法律所管辖到的地方，只有这些地方，才算是被指定做什么事情的“合法”地带，除此之外，都是不行。

古人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就把土地的最终解释权，放在了统治者的手里，而周代实行井田制，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制造”的概念，能耕的土地，是那些被改造过的“井田”，除此之外，就不行乱来。

有了“法域”的概念后，再说说耕地的概念。

耕地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根本，放在河域文明的历史中，乃是一切的根本，古代中国是以长江、黄河为主的河域文明，所以古时候更多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地为本，且只有农耕文明向外拓展，反之并不存在。

不过耕地的形成，是有条件的。

最初的耕地，只是肥沃的土地，没有什么人为的“蕴养”，这样的土地，能种植出作物，但是产量不高，最重要的是，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天然“耕地”，并不多。

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制造”耕地，将一些土壤并不是那么好的土地加以打理，最终成为耕地，而这些打理的人，就正是土地的拥有者，古代的农民虽然看似被地主占了很大的便宜，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也是需要地主才能做到的。

这种耕地的筛选，就对地理位置、劳动力数量还有周围环境有着很严格的需求，如果有一个达不到标准，那就不行，这也是为什么在古代，明明那么多荒地可以利用，为啥他们不利用？

原因很简单，因为太费劳动力，譬如把沙漠变成绿洲，这个想法不是不行，可即便放到人和科技结合的今天，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里就涉及了“投入和回报”的问题，算一算，就知道没必要这么做。

所以耕地的“制造”，也成为了一道难关，古代农民不能把这种问题给种种解决，就注定了他们无法独立。

阐述完了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再从中华文明的大环境和文化角度出发，说说农民“附庸于”地主的根源。

文明的稳定来自于“保护”。

农耕文明，或者说古代中国不是没有敌人的，农耕文明的邻近，往往还有极个别的“贫瘠的文明”，和中原文明对立的，乃是草原文明，也是后世人说的游牧政权。

早在朝代兴起时，和游牧政权的争端就开始了。

首先有一个共识，在和草原接壤的地方，一般是很少有耕地的，或许这些地方土壤也同样肥沃，但却是不能耕种。

因为一旦种了，那就是给游牧文明做嫁衣，游牧文明没有耕种手段和环境，于是经常“打草谷”，掠夺，是他们的常态。

在周代，游牧文明掠夺百姓的食粮数不胜数，这就造成了百姓逐渐向内地迁移，在某种角度来看，就是这些侵略的外力，把农民推向了内地更加稳定的地主手中，因为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更伴随着难以应对的危机。

而在之后的时代里，大环境一直如此，和秦、汉对标的时代里，匈奴充当着这种外力的扮演者，他们让内地的农民不敢离开安全的地界拓展，只能在内地的耕地里生活，虽然这不是匈奴的本意，但确确实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汉之后，游牧民族的力量不减反增，直到宋代，中原文明开始被压制，西夏、辽朝的骑兵经常会掠夺边界，这也就造成了宋朝的农民向内部迁移的现象剧增，而宋代经过唐代的沉淀，人口又爆增，因此造成了剧烈的人地矛盾。

宋代的人地矛盾是严重的，看似是内部的纷争造成的，但本质因素还是在于外部强大压力下造就的经济畸形，所以宋代的农民起义不少，而农民起义这一个方法没有奏效之后，越来越多人走上了其他的行业，促进了商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地的地主所需要做的就是“占据”土地。

不断地吞并土地、保护、开发土地，他们就能成为“包租公”，地主之所以能够猖狂，还是被法律保护了，或者说，地主的富有，本就是被保护的，所以不公平归不公平，却是没有违法。

活跃的游牧民族充当了外力提供者，而中华文明内部，其实也不曾懈怠对“耕地”和“地主农民”关系的宣传。

最初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理应是好的。

我们要知道，地主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他们本身，就是有着一定的“背景”的。

其实大多数地主，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推恩令造就的产物。

每一个朝代开辟前，统治者需要稳定的就是“豪强、地主”的内心，或是取缔或是重新分封，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人去管，而能得到利益分封的，不是功臣就是近亲，他们在最初，是受人尊敬的。

再之后的发展里，他们也繁衍后代，后代终归是要拿一份家业的，不然不像样子，一般来说，大贵族没有那么容易一下子倒塌，所以大贵族又细分出了许多小地主，这些小地主，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的秩序维护者。

因此我们要知道，在独有的分封文化环境下，没有什么地主是无缘无故出现的，他们也是祖上有着光鲜的过去，才会被如此关照，因为在古时候，农民是很难直接向地主过渡的，农民可能可以变成官员，但绝不会一下子变成地主。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农民也有着自我的认识，这是社会阶级带来的“逻辑秩序”，他们自我便认为给地主种田就是最好的出路，最重要的是，这些地主们，一般都有方法“减税”，或者是完全“避税”，农民们实际上给地主打工，还划算些。

而在明朝，一些底层的读书人可以通过考取功名来获得这种相对应的“贵族特权”，虽然不多，但足以吸引许多农民来附庸，譬如秀才、举人，都有一定的“免税”耕地，而他们既然可以免税，那么就不必要自己动手，让想少缴税的农民来劳作即可。

本来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前，自给自足的农民们还可以稍微“脱离”大环境，的确还有可能像陶渊明一样，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找一个小耕地，随便种点东西，吃饱肚子，做好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可当商品经济兴起，社会的分工更加密切，而且各自相关，就业方向多了之后，农民数量也并没有减少，因为可以通过粮食来换取一系列商品，这是世人所向往的，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会对地主的“剥削”，有着很大的稳定作用的。

当然啦，这种模式并不高枕无忧的，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变换、朝代的更迭，都是人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最高统治者站在哪一边罢了，譬如新朝王莽，他站在了底层人民这一边，可底层人民的力量不够强悍，他最终便被豪强集团所击败。

而每一个时代、朝代都在防止在自己的统治疆域内的“人口流失”，在农民感到了一系列压迫心灰意冷后，往往又会有新的力量来安抚他们，这就是农民们、穷人们即便被地主收租、压迫，也还是生活在这些地方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