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苏40 寸步不敢离黄州 苏轼到底在担心什么？

黄苏40寸步不敢离黄州苏轼到底在担心什么？

苏轼到黄州安顿后不久，即收到好友陈慥（季常）的来信，邀他到武昌（今湖北鄂州下辖武昌县，非今武汉下辖武昌）小住一聚。

苏轼当然理解朋友的好意，也知道去到武昌后，吃穿用度都不用操心，自然安逸，但却有更多顾虑，让他谢绝了季常。

苏轼到底担心什么呢？

当然与他现在的身份与处境有很大关系。

宋代官员无论外放还是贬谪，到属地后，若无上诏，原则上不可私自离开。以前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时的每一次外出，或因公事，或在属地区划之内行走，并无过错。

黄州与武昌仅一长江之隔，距离很近。

今天，由于有一座长江大桥的连接，从鄂州到黄冈非常便捷，不久前我赴黄州时，即先抵达鄂州，游罢西山，坐一趟公交车，大概四十分钟就到了黄州遗爱湖畔。我甚至一度以为，鄂州亦属于黄冈下辖。

实则不然。

在今天的行政级别与区划上，鄂州与黄冈是平行关系。在宋代，黄州属淮南西路，武昌属荆湖北路寿昌军，同样归属于两路管辖，这才是苏轼所忌惮的。

他告诉季常，就怕有好事者发现自己擅离属地，再添油加醋地给汴京城中那些依然盯住自己并未死心的御史们通风报信，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虽复往来无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

苏轼只希望等到皇帝下一次大赦天下时，对自己的束缚少一些了，再去武昌相聚。

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乌台诗案前后，苏轼在思想与行动上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以前的苏轼，不会在乎小人对自己施加的舆论，想写便写，想说便说，哪有这许多顾忌？

诗案对于苏轼的打击是巨大的，初到黄州，他处处谨小慎微，闭口不言，甚至连过一条江的可能性也亲手否定了。

说起鄂州，此时的鄂州太守朱寿昌，间接与乌台诗案有些联系。

前文在《乌苏篇》第十节中提到过，这位朱太守正是中国二十四孝中的一位大孝子，母子分离五十载，寻访半生，到五十岁后决定弃官寻母，终成正果。苏轼听说此事后，大加褒扬，并写了一首长诗赞颂，诗中有一句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

（摘自《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

此事发生于治平年间，当时苏轼还不到三十岁，血气方刚，才华横溢，口无遮拦，并不知道这无心的一句诗，却得罪了另一位被当时舆论抨击为不孝典型的官员：李定，也就是乌台诗案的总导演，御史台的御史。

从此，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

当然，这只不过是诗案的次要原因之一，乌台诗案的发生，是多方力量共同促成的。

关于此事，有兴趣的朋友，可回看前文。

当苏轼被谪放到黄州时，长江对岸的鄂州太守，正是此时已年近古稀的朱寿昌（康叔）。

元丰三年（1080）四月，朱太守派人给苏轼送去美酒果品，慰问这位落魄的文坛巨星。

苏轼回信中提到：

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

（珍贶：音同矿，即贵重礼品。）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感觉到苏轼文字中的轻松跳脱，在经过了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后，他似乎逐渐摆脱了初到黄州时的焦虑。

信中还有一段文字也可以证明他的心情正在转好：

拙疾，乍到不谙土风所致，今已复常矣。

（下官一向不擅为官，初到黄州，不服当地水土，现在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了。）

苏轼之所以一直不肯离开黄州，一是由属地管辖的制约，还有另一重更重要的原因，他和老弟之前约好，等他在黄州安顿好，子由即将他的家眷送过来，所以他要留在黄州等待子由。

（子由尚未到，其寸步千里也。末由展奉，尚冀以时自重。）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原创

《重新认识苏东坡》是我自2021年起之日更文章，以地点或事件为节，每月讲述苏轼人生片段，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

苏学已是显学，我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苏轼这样一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已不枉余生每日之“苏写时间”。

是为日跋

本文用图取自清代画家王翚所作《仿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