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养育子女是国家的大事，希望能给每个女性三年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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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来说，从走出校园那一刻起，就被社会冠以各种人生应该承受的压力，不仅局限于女性个人的成长空间，更包括整个社会带给女性的歧视和不公。

要知道女性在职场中晋升的难度其实是比男性要高出15倍不止的，并且社会中很多岗位也标注拒绝女性的字样。

除此之外，在婚姻中，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5岁到29岁，这对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都是正处于职业的上升期，但是这个时期结婚生育，不仅仅个人的身体素质会大打折扣，其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发展空间也会被剥夺。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提出，希望国家给女性三年产假，三年产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有利于女性职业公平的提案，但是实际上会更加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

因为目前用人市场只是对已婚未孕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如果这样的提案真的通过了，那么整个社会的女性都将会造成影响，25岁左右的适婚适孕的女性在职场中都会遭受到另眼相待，当产假逐渐提升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他们甚至不敢招聘女员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性的生存环境又该如何自处？

而就产假的时间来说，三年产假意味着女性成为妈妈需要牺牲自己三年的青春和时光来陪伴孩子，当孩子长大她们也基本上丧失了融入社会的能力。

并且产假的合理性也会让更多的男性主张女性在家中相夫教子，使得女性失去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企业来说，都是中小型的规模，且不说需不需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资本家的本质就是逐利，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愿意花费三年的工资来养对自己公司没有实际性贡献的员工，这实际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三年时间并非三天。

虽说延长产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扩大生育，减少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负增长的问题，但是其实根本问题并不是出现在产假的问题方面，而是女性在婚育之后重返职场的能力问题，是否会遭受歧视或者更加艰难，甚至直接遭受闭门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性在家中调养三年，那么整个家庭的重任就会放在男性一个人身上，且不说一个男性是否有能力支撑起全家人的开支，男女的家庭地位不公也会带来婚姻方面的影响，最终可能降低幸福感，提高离婚的概率，其实对社会来说并非易事。

而对于男性来说，当他们有了更多金钱需求的时候，就会选择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去获得经济来源，反之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造成内卷，最终结果就是男性的工作积极性被打压，资本家获利，从而赚钱更难。

这也就会造成资本家越来越有钱，普通的打工人幸福率越来越低。

产假本不该是女性一方面的问题，延长女性的产假会导致女性滞留家中，拥有更加合理的理由去照顾家庭，而最终可能导致家庭的“丧偶式育儿”，这种婚姻中的幸福感和责任感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其实并非一个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显然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让国人买账，而且针对目前的就业市场来说，即便政策推行，各个企业也无法真正的落实，没有合理强制的监管，其实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改变。

另如我国的《劳动法》曾经明文规定，在招聘的时候不得限制性别，不得以性别问题来限制妇女求职，在面试的时候不得询问妇女的婚育情况。

但是实际上在工作岗位中，这些问题都是真实而普遍存在的，甚至有一些企业敢于将这些条款直接放置合同中，可见真实的职位市场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更何况现在三胎政策的落实，一个孩子三年的产假，三个孩子就是10年，试问谁10年的青春是说来就来的。

而这样的政策，其实无疑加重了女性在职场中的就业问题，而企业也会正大光明地以女性生育为借口降低用人成本，从而恶化女性的就业环境。

三年，不仅仅对于女性职工来说是一个考验，对于企业也是一个考验，谁能知晓公司是否能扛住三年。如果国家社会无法针对女性就业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便推出四孩政策，五孩政策，相比女性也不会为生育买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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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汤米

编辑 | 不下雨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Bruk, A., Scholl, S. G., & Bless, H. (2018). Beautiful mess effect: Self–other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of showing vulner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5(2), 19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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