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为何出现大量的两面人？曾国藩给出深刻总结，字字见血

撰文：赵立波“两面人”现象广泛存在各个阶段，更是危害性非常严重的一类人。两面人归根结底就是丧失底线原则，为了极端自私的利益，时刻调整政治姿态，或为谋利，或为自保，或为残害对手而采取的一系列的伪装。并且很喜欢表演作秀的一类人，是典型的政治画皮式的奸臣。

狭义来讲，历史上凡是奸臣，都具有两面人的特质，“巧言令色”、“见风使舵”、“长袖善舞”，这其中对政治的损害程度，其人所处地位决定了是否可称为大奸臣的衡量标准。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分别为“庆父、伯嚭、赵高、董卓、李林甫、蔡京、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与这些背历史彻底曝光的大奸臣相比，历史上被掩藏的两面人是大多数，但是危害却是广泛的，甚至一度引领了整个政治气氛。

原因只有一个，统治者未能及时甄别“两面人”，从而搅乱了整个政治发展，影响了政治氛围，与传统的“浩然正气”相对的是“歪风邪气”式的一类人。鉴于中国历史漫长，“两面人”现象充斥于各个阶段，为了具体呈现“两面人”话题，本文则仅以有清一代的“两面人”进行展开。历代统治者在管理官僚队伍，防止“奸臣”即两面人上，积累了大量经验。雍正一朝官员团队效率较高，这与雍正高度防范欺蒙和“两面人”有着重要关系。

雍正洋发画像

雍正对官员的两面性有着深刻认识和尖锐批评：他多次对臣下宣称，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雍正奏折》向臣下反复证明自己阅历丰富，饱经沧桑，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个皇帝骗不得，他最善于“洞悉下情”警告莫做面从背非的两面人。

然而雍正虽然精细，在亲自对官员考察训诫后，依旧出现多次失误。

那些曾经给雍正极其好的印象的官员，甚至成了极端贪婪的贪官污吏。湖北的一个官员，雍正看后说他“好相貌，似范世泰”，后来此人却在任内贪污灌水银一千四百余两，收受地方商人贿赂二万八千两。另外一个是陕西的一个知府，雍正评价他“人着实明白，安详，大有出息。”但此人后来因罪革职，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一个样，在工作时候又是另一个样，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见官员之多，终究看错了许多伪装的官员，对一向自信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打脸。

乾隆画像

乾隆的精明不在其父之下，但却被两面人欺骗的例子不在少数。乾隆身边的两面人不仅仅是和珅，在和珅还没成为巨贪时，有一个叫于敏中的，从乾隆九年开始屡获提拔，担任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一时位极人臣。乾隆对他特别亲密，甚至是于敏中犯了一般性错误都要为之保护开脱。认为于敏中不仅文采出众，且办事能力出众，对乾隆忠心耿耿，在乾隆眼里于敏中是个老实能干的官吏。此人在乾隆四十四年去世，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乾隆耳朵里。

和珅影视形象

于是乾隆只能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敏中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在两个亿以上。精明的乾隆都搞不清于敏中怎么能有这么多钱，直到甘肃省冒赈特大贪污集团案发，最终牵出了于敏中。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官后，乾隆帝颁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谕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乾隆帝也承认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误。谕旨接下来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持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几年后的一天乾隆帝在把玩古董时，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触动了情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于敏中。为此，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着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因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避免尴尬。

咸丰十年的七月，曾国藩给他的至交郭嵩焘写信，大谈朝廷高层官僚的不作为和彼此倾轧自私的“两面人”现象：“往在京师，如祁（祁寯藻）、杜（杜受田）、贾、（贾祯）、翁老（翁心存），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糊涂马虎）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相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曾国藩生动形容了自嘉庆、道光、咸丰一朝的高层官员的双面作风，这些要么就是三代帝师，要么就是大学士，可谓位高权重。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不断调整姿态，虚伪、无为，在政治生活中没有黑白没有立场，只有利益和位置是他们的立场，这些都属于两面人范畴。

曾国藩

其实早在曾国藩几十年前，这种两面风气已经形成，著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镛可算是典型代表。曹振镛能够三朝不倒的秘笈与卖油翁的口诀差不多：“无它，多磕头，少说话耳。”曾国藩眼里的这些高层官僚都是因为曹振镛这样的官场不倒翁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这些两面人，甚至是多面人，不一定是大奸大恶，但却在政治中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无独有偶，曾国藩后期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编纂过一本《居官镜》的书，书中整体表现如何为官，如何自我照镜子，甚至说出了很有道理的一些政治名言：“夫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居官立身固以操守为本……若仅以操守博取名誉，而乃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顿，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就是说，为政不仅要清廉有节操，而且要务实行政，不作为不出错误也不是个好官，显然刚毅将如何做一好官说的非常通透。然而事实上刚毅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呢？

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刚毅“钦差赴江南查办专案”“但闻此次索道各省，多有收受陋规之事”。一路上收受大量陋规已经为人所知。

晚清官场

此后又去江南和两广各地大肆搜刮，不管什么钱都敢往口袋里装，“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看到的人都指着他的背说：“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婪之状令人发指。刚毅的所写所做完全与所作所为是背道而驰，表面文章做的头头是道，背地里疯狂贪赃，典型的清代末期两面人代表。

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深刻揭示了旧时代官僚系统全面崩塌的深刻规律，那些“两面人”也终于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镜片面前露出原形，留下可耻的声名。

参考资料《曾国藩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