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当今的改革措施都是在回答民营企业的担心 | 思想食堂

2017-03-13 来源：吴晓波频道原文链接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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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思想者，24堂线下人文课

听吴思、雷颐、傅佩荣、余世存、吴晓波等现场授课

3月11日，大头思想食堂2017课程继续在上海中心大厦开课，历史学者吴思老师给到场的600多位思食会员，讲解《历史坐标和未来走向》。

下文为吴思老师在大头思想食堂的部分授课内容

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的历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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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是极权社会吗？肯定已经离开了那个社会。但是我们比后极权时代又多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衍生发展出了各种民间社会。比如说诸位到这儿来听我讲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民社会活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是威权社会吗？比如像台湾、韩国转型前的那个样子，也不尽然。这就是当代中国，以至于当代世界对此时此刻的中国的命名发生了困难，于是大家就乱叫一气。有的人就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称为极权社会，有的就说中国是后极权，有的人就说中国是威权社会，这是目前发生的困惑。我觉得造成这个困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还在继续改革，还在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个过渡的历史状态。

自相矛盾是我们现在的特点

但总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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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一代领导层，他们从那个年代过来，既带传统味道很重的知识结构，又不能不去学习了解现实，接受西方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于是我们常会感到处在分裂之中：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过去和未来的分裂，情感的知识结构与正在建构中的知识结构的分裂，这就是半极权半威权社会的特征，自相矛盾就是我们的特点。

这个时代不能形成一个自恰的逻辑和严整的理论，来不及形成，也用不着形成，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过渡到那，或者是回到那。这就是我对于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理解。我们先把现实说清楚，才能知道未来怎么走。

世界的三波转型浪潮我们都跟上了

但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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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写过一本书，叫《第三波》。他说这个世界上民主转型出现过三波浪潮。每一次转型都会有一个起，一个落。中国三波全都参与了。第一波是辛亥革命，没转成。第二波是二战后，德国、日本这些原法西斯国家，都转成民主国家，而当时中国是国共谈判，想建立联合政府，没谈成，打起来了，又没成功。第三波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苏联东欧转型，大家都知道，中国也曾剧烈动荡，还是没转成。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转型这么困难？亨廷顿这么解释，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官僚帝国，由强大的官僚集团，支配着一个帝国。还有一个是封建王国，层层支配。

我们中国原来就是最完善的官僚帝国，官僚集团通过各种上升通道把智商高的都集中在上面，那么这个集团就变得非常强大，也非常灵活，学习能力、适应能力都很强。那就可以说，我为什么要转型？我可以让中国的GDP连续三十年以近10%的速度发展，为什么不是你们向我们转呢？

什么是官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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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主义，主就是主导，义就是规则体系。官家主义，就是由官家集团当家作主，立法定规，创立的那套制度体系，就叫官家主义。

皇帝能不能主义，他能不能制定规则？他当然能，他立的就是王法。衙门能不能？当然也行。部门法规和地方法规。官员个人能不能立法？也能，官员立的就是潜规则。这三个主体纷纷都在制定自己的规则，立自己的法，谁都想扩张地盘，于是互相争权夺利，但是不管他们怎么争，立法的主体就在他们之中。所以这叫官家主义，是一个官家集团主导的社会体系。

这个官家主义主导的制度之中，最核心的关系就是官民关系，官就是皇帝衙门官员，民就是士农工商，他们之间互动。这就是官家主义的这一盘棋的楚河汉界，上下两端。

官家主义讨论的是狼和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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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版本的唯物史观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个三层楼的结构，而暴力的位置在这三层楼的一个边角里，有那么一批人，拿着枪，他们是保安，是守夜人。但我们看打天下、坐江山的人，你们能把他当保安吗？他们一拍桌子，一瞪眼，这天下就我的，谁是保安？他们是主导者，是天下的主宰！这个“宰”字，我说怎么切就怎么切，我说我是多大份就是多大份。这才是符合他们的真相。

所以斯大林版本的唯物史观，贬低了暴力资源和暴力集团的估价。我强调暴力和破坏力的作用，暴力和生产力一样，是平行的，甚至破坏力更原始。所以引进了暴力和破坏力之后，我们建构一个新的历史观，我们就会发现，暴力集团，比阶级、比生产力、比生产关系还要更加基本，是更基本、更原始的统治关系，这就是官家主义来源的历史哲学基础。官家主义讨论的是暴力组织内部的关系，是狼和狼的关系，而不是狼和羊的关系。

最近的经济改革办法

都是对中国民营企业不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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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领导者，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人群，他们在中国目前的地位也是从来没有过地重要。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为中国的商人提供了一个底线的权利保护；当代中国的商，随时可以用脚投票，钱一转就转出国投资了。

所以中国对商人的保障再低，也应该在一个底线之上，如果低于这个线，中国的民营企业、经济情况和就业就会出大事。这道线定在哪？定在你比世界低点也行，但是低的幅度要考虑到转移资金的困难和成本，这就算到头了。如果人家愿意停业、转资金、走人，这么麻烦这么多损失都让他觉得比继续待这儿要好，那这条线就是一个崩溃线。

显然我们政府非常小心地防着这道线，所以最近的经济改革办法，在我读起来，都是在回答中国民营企业的担心，都是对他们的不安全感的回应。商的去留、好恶、积极性，对这个社会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