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于99%人的税收制度 | 荐读

据报道，因1989年偷税漏税和其他事情臭名昭著的连锁酒店总经理——勒昂娜·赫尔姆斯利曾说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交税”。

这句引言或许已成为2007年去世的吝啬女王赫尔姆斯利的信条，也已成为对美国税收政策公平性的预言。

如今，申报个人收入的截止期能很好地反映我们当前的税收体制和由此创造的世界。没有人喜欢交税，但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近几十年来，承担这种代价的压力已经影响了不公平性在各个方面的快速增长。

大约五分之三的人认为税收体制是不公平的，简单来讲，极为富裕的那些人不需要缴纳自己应交的税。最富裕的400名纳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两亿美元，但是他们缴纳的所得税率不足20%,远远低于那些收入在20万美元到50万美元之间的人，他们的税率已经超过25%。

保守党老爱说最富的美国人缴纳的税款构成了总税收的极大一部分，而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有活力的税收体制里都该如此。

我们应该真正感到愤怒的是，那些1%的人已经富得流油，而针对他们的实际税率却急剧下降。如今，我们的税收体制与20世纪时，为了众多人的利益服务的体制相比，已经失去了许多竞争力。边际税率在二战时达到顶峰期，为94%，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持在70%的水平，而现在它只有39.6%。

以丹麦为例，它的税率高达60%，但是只针对收入超过54900美元的人。而美国在个人收入超过40万美元或夫妻共同收入超过45万美元时，征收39.6%的最高所得税。只有三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韩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临界值高于美国。

许多国家使用“免税代码”来帮助“纠正”市场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富人低税确实很大程度地加剧并延续了不平等。

多年来，有些富人十分成功地得到特殊待遇，他们将占有国家空前税负压力的国家防御、教育和其他社会项目转移给其他人。更讽刺的是，有些跨国公司的行径更为明显，他们号召联邦政府协商优惠贸易协定以便自己能轻易进入外国市场、捍卫全球商业利益并通过在外公司成功避税。

富人隐藏这些资产的行为已经变得像一场精英运动。许多人在开曼群岛或其他海外地区以合理手段实现避税。如果资产在富人死后，代代相传，富人们无需交一分钱的税。这是被称为“死亡时，在成本基础上极速累积”的漏洞。

当美国人注意到政府给度假村、赛马场、啤酒厂、炼油厂、对冲基金、电影院和其他受优待资产提供免税代码时，不由对漏洞百出的税收体制感到幻想破灭。

据估计，每年因这些特殊的税收条款而减免的金额大约达到1230亿美元。而离岸税收漏洞的金额远不止如此。财政保守党担心公共债务规模过大，号召减少赤字，但是如果仅仅消除了这些条款，那么反而与实现目标背道而驰。

不公平的另一个来源是被称作附股权益的税收政策。一些华尔街的金融家通过管理私募股权基金或对冲基金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缴纳比资本收益税率低的税款。但是为什么金融资产管理会和人力管理、研究发明存在对待上的差别呢？处于金融产业的人当然会说因为这些十分重要，但医生、律师、教师和社会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也会这么回答。

但是事实上，许多私人投资公司在充分利用破坏工作机会的附股权益方面的漏洞上做得尤为出色。他们擅长于重组公司，往往通过往国外转移工作来“节约”劳务成本。

经济学家，甚至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向传统、保守的国际研究机构都逐渐意识到税收的极度不平等会危害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税收体制在调节不平等的程度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为之做的却少得可怜。

我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在于税收体制严重干扰了经济。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刺激因素十分重要：如果你去尝试降低税收，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投机行为。我们让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陷入金融骗局，而不是让他们参与创造实体经济、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和为其他人提供真正的服务。

低税率真正起的作用是增加了寻租的收益。它真正繁荣的是放缓的增长和不平等现象的恶化。这也是通过世界各国可以观察到的模式。

国内也有证据能表明这个道理：如果顶级富豪拉动了我们的经济引擎，那么人人可以受益；如果他们致力于增加收入时，比如进行寻租，我们可以预测到其他人的收入会减少。而这正是一直以来在发生的事情，中间阶层甚至是底层的收入一直处于停滞或者下降。

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税收体制：鼓励像辛勤工作、节俭这样优秀的行为，反对寻租、赌博、金融投机和污染环境这样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样的税收体制可以比当前的体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我们破碎不堪的税收体制不仅仅是不经济的，它的运行还过度依赖自愿原则。如果我们的公民们认为这样的体制是不公平的，那么自愿原则永远也无法向前发展，一致的观念和共同的目标也紧紧依赖公平的税收制度。

节选自斯蒂格利茨最新著作《巨大的鸿沟》（2017年4月出版），译者：蔡笑、韩冰

Joseph Eugene Stiglitz这个名字，对经济专业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很关心全球化、经济政策等现实问题，著有《不平等的代价》《重构美国经济》《全球化及其不满》《咆哮的九十年代》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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