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方舟VS河豚计划：犹太人来了，国民政府与伪满洲国纷纷开辟难民特区，但目的截然相反

孙科的提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计划，如能付诸实施，必能得到英、美等国民众的好感，而且很可能会获得国际上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裔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与帮助。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等部门为此发文、协商、论证，基本上考虑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越（今腾冲——笔者注）、蒙自两地划设犹太人特区。

该地区地处内陆，物产丰饶，气候暖热，人口稀少，环境安宁，又靠近与英属缅甸相衔接的国际公路，交通便利。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数万犹太难民经海路到达缅甸或泰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云南境内。此外，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犹太难民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就可驶往孟加拉湾，到达缅甸，再经印缅公路进入云南，比去上海租界要近得多。

腾冲风物

孙科的计划倘若成功，无疑是为千千万万身处绝境中的犹太难民打造了这样一艘诺亚方舟！提案递交不久，孙科亲赴黄山别墅拜访蒋介石，探询他对“筹设犹太人特区”的态度。此时德国已召回军事顾问，但蒋介石仍对德中友谊抱有幻想，且此时正集中精力指挥长沙、南昌等地的对日作战，因此未置可否。孙科只好打道回府，联络于右任、孔祥熙等同情犹太民族悲惨处境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希望尽快促成此案。不久，孙科从情报系统得知，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在酝酿一项绝密的建立犹太人安置区的“河豚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向关内步步紧逼，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与日本之间矛盾加剧。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自清朝末年就定居东北且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

哈尔滨的犹太人

1938年12月5日，就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也会停止对日本侵略的攻击。届时在利用犹太人财产和劳动力的同时，还可打着与其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幌子，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在中国的上海或“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建议。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们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计划”更加翔实。补充后的“河豚计划”文本长达90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一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

河豚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安江仙弘

就在重庆国民政府筹议孙科提交的设置犹太人特区提案的同时，“河豚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当中。在日本方面的操纵下，哈尔滨召开了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并于1939年5月安排犹太社区首领到东京进行正式访问，用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和授予“帝国章”来加以笼络。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他们没有住处，没有工作，日本当局“大发慈悲”，不仅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不干预政策，还先后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持。

老奸巨滑的日本特务机关业已获悉重庆方面正积极筹划建立犹太人安置区，且已得到重庆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同意，只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就将木已成舟。为此，当务之急是要了解有关详情，并千方百计予以阻挠。纵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无法建立起犹太难民安置区，也决不能让中国方面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取得成功！

日本特务一边派员深入上海租界，在犹太人居住区极尽鼓动游说、挑拨离间之能事，并广泛了解犹太难民的情况，搜集情报，为制订安置计划提供第一手数据；另一边利用在西南滇、川、黔、桂诸省已建成的地下间谍网，从中加以破坏。

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加以荼毒，同为一丘之貉的日本法西斯炮制的“河豚计划”比河豚的毒素还毒！与之对照，中国政府对落难的犹太兄弟施以援手，其闪耀的人性光辉，可谓大爱无疆。

非但是官方，国内的普通民众中也弥漫着对犹太难民兄弟的关爱之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始终关注犹太人问题。该会于1939年5月派员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的犹太人已达万人以上，缺衣少食，处境堪忧。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谋求解决办法，形成《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认为“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并将这一意见上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犹太难民和中国人邻居在上海东余杭路熙熙攘攘的市场里

就在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殚精竭虑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他电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陈述理由：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犹太人云集上海，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没有把握，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

龙云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行政院遵照蒋介石加紧筹议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订。最棘手的是内地居住问题。因为“一旦允许犹太人寄居内地，其他国家必将根据条约援例要求。划定区域过广，初期固易于管理，但聚处日久，万一发生民族自决及要求自治呼声，将不易统制。”

德国外交部获悉后派员交涉，认为德国政府还未就中国政府酝酿的安置计划提出正式抗议，但犹太人素来仇视德国，希望不要因此破坏德中关系。不久又打来电话提出口头抗议，使蒋介石颇感为难。加上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恶化，蒋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要人，大规模收留犹太人计划暂且搁置，似应拟一权宜之策以解燃眉。

1939年7月，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明确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因为对于有国籍之犹太难民，“如欲予以特惠，在我受条约及政治、经济各种困难之牵制，在彼又受其本国政令之阻碍，诚如内政、外交等部所言，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