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的纽约

文 | 黎竹岩 （经纬中国，开氪专栏作者）

读中学的时候，我一心想着大学去香港。原因很简单，我在小学三年级有了第一个笔友，家住香港沙田的梁丽芳小姐。我还在用土得掉渣的400格稿纸和牛皮纸信封的时候，她发来的信纸信封居然是配套的，每套有不同的动漫主题。这让沉迷于《幽游白书》、《乱马1/2》的我意识到，有个华人城市跟日本一样，不缺物质财富也不缺文化品位。

很快，我发现香港的楼比信封更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全挤在一起，而且晚上不关灯。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我第一次看到维港的夜景，心中赞叹不已。当时的我正是形成三观的时期，大楼给我的感觉形同于财富。98年，哥斯拉上映，夜幕下的曼哈顿让我赞叹了不止一下。很快，我对“城市吸引力”有了判断，就看两个指标：楼和灯。楼越多越好、越高越好、越挤越好。灯只能是暖黄色，不能是傻白色。

灯火辉煌，红尘滚滚；举目一望，尽是波澜。孩子们在读书时经常豪言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心想去楼多的地方肯定差不了。但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我都没有条件去读本科，于是就开始思考哪个内地城市能代替这一位置。正如你们所料，没过多久我就瞄中了上海。

那时的陆家嘴还没有今天的厨房三件套（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但黄埔江两岸的灯火足够吊起我的胃口了。我告诉自己，与其入驻满目繁华的过去完成式，不如参与一个创造繁华的现在进行式。上海可能会成为内地的纽约或香港，我将是建设过程中负责开灯的一分子。

高考这种东西，大家都乐于加点戏剧性，以显得自己的生活没那么无聊。我比较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对计算机事业的追求之中去。所以上海交大就成了我的备考对象。但意愿和现实是两回事。我读的高中，理论上是本省的重点，可是因为管理的宽松，很多人放飞自我地把精力往学业之外发展，比如篮球、乐队、油画。我到了这种环境被迷惑了。本来学力还说得过去，被这些人影响之后，总觉得可以做个更有趣的人，这导致我高中读得有点像大学，临近高考发现临阵磨枪已经没用了。提交志愿的时候，目标改了又改，最后因估算分数不准，加上坚定追随计算机事业，还有期待和女朋友考到一起，上海成了我放弃的选项。

我选了以往没太当回事的城市，北京。

2005年，北京和上海在我心目中形象差别很大，更不用说北京和香港、纽约作对比了。我对北京的印象一直是看不着太阳，尽管当年还没流行雾霾这个词。至于楼，在北京更容易想起鼓楼、正阳楼--都是城楼，不是大楼。

似乎我离纽约和香港越来越远了。

2005年9月，我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下属的邓庄。因为本部装不下，所有的新瓜蛋子都要到这所市郊大学城生活1年。我虽然对物质没多大要求，但对生活在大都会的“仪式感”有期待。所以可想而知，邓庄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刻。对北京土得不行的印象，在此时到达了顶峰。

城市形象太土是一个没法改变的事情，我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别处。很快，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移民社区之中，全班27人只有3人来自北京，而且不是特例，全校皆如此。宿舍6个人来自6个省，“君住长江南，我住长江北”，有城市有乡村，晚上拉了灯，连梦话都听不懂。

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

外面下雪了，有同学居然跑出去打滚。你知道我出生在哈尔滨，看北京的雪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

出去吃东西，一次一个菜式，因为每次都有一名家乡代言人领队。出于对新东西 的好奇，每次都有期待。

睡觉前吹牛逼，发现除了“喜欢吹”是共性之外，吹的套路没有什么共性。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成长经历都可以编成故事。没有人在乎地域，没有人讨论富贵。

另一方面，大家比较用功。自习室里的灯开得跟我憧憬的写字楼的灯一样，金碧辉煌。

我这种学渣也有归宿。水房、草坪和地下室常年开放，供乐队和舞团的人所用。我发现高中阶段的多元化，其实只占大学多元化的1%还不到。 

这时我开始觉得有意思了。

大二我回到学院路的本部，听说了一个笑话。有人来北京读大学，以为出了海淀都是乡村，结果毕业了发现好像只有海淀是乡村。

所以我决定走走乡村外围地段。

很快，我去了国贸和三里屯。当年还没有太古里，大裤衩在筹建裤裆的过程中（双塔对接），但这不影响我的雅兴。我从惠普大厦一路走到了希尔顿，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爬到东三环的一座天桥上，看着十车道的马路、壮观的堵车，还有两边的路灯一起点亮，意识到北京好像不需要密密麻麻的楼来证明什么。大气又粗糙的城市布局、马路上奔流的人群和车队，已经说明了这座城市的性格。

第二次我去了使馆区，边走边复习国旗知识。看一面旗帜猜一个国家名，再凑上去看看对不对--在其他城市可见不到这种景象。警察叔叔绕着铁丝网转圈，驻扎在此地的乞丐会说外语，这些对当时的我都很新鲜。走进秀水南街的“祖母的厨房”，找个窗边的座位，感觉是在电影里头。不大的餐厅里摆着干净的桌布，邻桌老外点一杯奶昔能聊2个小时，身边还放着婴儿车，里面装的孩子跟洋娃娃长得差不多。

我不知道多元化对别人意味着什么，但从那时开始，我对自己喜欢的环境有了明确定位：语言、饮食、生活习惯、价值观，越混杂越好。

大学三年级，我和乐队的朋友开始往来于鼓楼、新街口排练。信乐团嗓子里吼的“百花深处”成了我们频繁进出的场所，实际上它是护国寺附近的一条胡同儿。百花深处16号的录音棚很早就接待过能折腾的客人，唐朝、张楚、何勇都在这里录过小样或唱片。我们虽算不上这些前辈的追随者，但也是胡同儿文化的参与者。排练室里的吉他贝司鼓、排练间歇抽烟点火的背影、中间穿梭的姑娘笑声，已经成为我们的标志性回忆。

我们学校也算有意思，堂堂一个培养码农的基地，居然同时存在十几支乐队。所以可想而知，除了做家教、发传单、卖门票、送快递之外，我最重要的事可能就是排练和演出了。这期间出现过大量自己人才懂的笑话，以至于隔了十年之后，乐队成员聚在一起，那些画面还像录影带一样历历在目。 

大三暑假一过，全班27个人都在准备考研，或者已经保研。我自知学力不济，开始边复习边求职。11月，我被中关村接纳，开始了网络狗的生涯，也算是沾了“为计算机事业贡献力量”的边。那个时候没意识到北京之于互联网有什么意义，时至今日大家越看越清楚了，在互联网世界里，除了硅谷之外如果再找一个世界级中心，可能就是北京。

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北京是一个复合体。形同硅谷的人在中关村，形同华尔街的人在国贸，一西一东，一土一洋。正如硅谷和华尔街互相取笑一样，中关村男和国贸男也成了网络上互黑的主力。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关村土，我却一直认为中关村人的平均收入高于国贸。另外，国贸的人只要是在北京读的大学，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关村和周边地区。这就使得一个城市的年轻人有了混杂的朋友圈，和而不同，加上五道口、798、锣鼓巷等区域的文化，北京成了一个缺乏大惊小怪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方言障碍，没有民俗隔阂，甚至没有本地外地的概念。

再去上海，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海的老外跟北京的都不一样。大家都是依据性格选城市。

我在上海最喜欢的瞬间，是傍晚打车跑在延安高架上，看着周围呼啸而过的大楼，一路开到陆家嘴。但上海的精致和温柔，却和我的生活习惯错位了。上海的Pub比北京高一个档次，我却好一口“乐手是我隔壁学校的哥们”，拎把箱琴，踩着高脚凳，在和观众融到一起的舞台上，边喝酒边唱，唱的好像是刚发生的事儿--而这明显是锣鼓巷和五道口的风格。我可以在上海享受生活，却不一定能融入生活。上海、香港、东京，都在便利、精致、发达的路上飞奔，但我却经常想着和兄弟去露天小店撸串。

等我到了纽约，又有好多东西不一样了。 

女孩子们有较大概率吐槽像垃圾站的纽约地铁、靠走的曼哈顿交通，以及晚上突然冒出来的异族兄弟。我却沉醉在一个原住民的描述中，“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奋斗、玩，他们是那么的不同，但他们又彼此相同，乐观、包容、创造全世界的人都会用的东西。”

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决定到处走走。

就像当年走东三环一样，我逛了一个下午。我从地狱厨房步行到中央公园，从公园东门钻出来，去找上东区赫本租的那所公寓，然后搭上地铁去布鲁克林高地看日落，再从大桥走回来看入夜的华尔街，回家路上停留了好几个酒馆，一家喝一杯。当晚的感觉是，我好像第二天就可以搬过来住。人很多，路很脏，景很杂，可是很开心。我记得知乎里有位朋友写过这样一句话，你年轻时走遍天涯只为了拥抱这个世界，可是在纽约，世界拥抱了你。

我喜欢的大概就是这种东西。

相比纽约，北京的国际化程度只能用可怜来形容。城市风貌和经济地位先不谈，汉语类似天书这事儿就搞死了一大批人。但这并不妨碍北京的包容与多元，也让我时常觉得它可能是中国城市里最接近纽约的一座。保罗格雷厄姆在他的大作《黑客与画家》里写道，1450年佛罗伦萨的显赫地位，源于它在那个时代对形形色色疯狂又有抱负的人的强大吸引能力，彼时的佛罗伦萨就是当下的纽约。今天，这样的人都去了美国，所以美国就成了世界的中心。

北京呢？我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能看到中华文明席卷世界，但我们能看到中国在冉冉升起。上海、香港、深圳、杭州，都拥有伟大的梦想，也必然承载伟大的人，可是造梦也分品种，混杂而又剧烈的品种，也许北京造得更多。正如我们在屏幕里看到被摧毁最多次的城市是纽约一样，北京成了文学、电影、音乐工业乐此不疲的探讨对象，以及奋斗中的人频繁出没的城市。

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无所谓对错，但求自由、快乐。我可能代表了一部分热衷于多元文化的人，我的期待也很简单：有一天北京这个名字，会成为等同于纽约的专有名词。世界上形形色色疯狂又有抱负的人，一旦来到这里，就会久久不能忘怀。